据统计，截至1990年川西森工局九个伐木场已采伐森林3.44余万公顷（51.64万亩），为国家提供木材623.9万立方米，这个数字意味着摧毁的活立木达1500万立方米左右，最高的1958、1959年都曾突破了百万立方米大关，以致80年代以后便走入资源枯竭的困境，1985年以后被迫转产。
除了国家的森工局在大量遗弃和浪费木材，民营采伐队和老百姓也随之效法。1958年至1960年，仅米亚罗、杂谷脑民营采伐队便遗弃了木材3000立方米；据不完全统计，仅1952年到1984年全县便发生了滥砍滥伐91起，绝大部分未进行任何处理，到底砍伐了多少宝贵的原始森林，至今也没有确切的统计。
随着森林的砍伐，理县也从“吉祥之地”变成了“灾害之所”，1997年出版的《理县县志》对当地的自然和生态状况是这样描写的：
山高坡陡，土地贫瘠，水土流失严重，耐旱能力差。由于森林砍伐严重，生态失去平衡，干旱日趋频繁。……以伏旱为主，旱情严重时，大小溪沟水量减少，部分泉水干涸断流，田土龟裂，禾苗枯黄无收。
据1998年四川省遥感技术调查报告记载，全县水土流失面积已经达到2900平方公里，占全部面积的67%，已治理的仅仅7平方公里，大量地区已经沦为自然灾害的发源地，急需治理。
理县地处四川盆地外围山区向西部高山高原过渡地带，地貌是典型的中山、高山峡谷区，峻峭的山岭夹峙中是湍急的河流，地壳活动强烈，断层发育，岩石破碎，先天条件本就并不优越，再加上后天对森林的过度砍伐，灾难自不可避免了。
1958年大雨后，薛城乡发生泥石流，冲毁耕地10余亩，磨房9间，桥梁11座，死18人。
1972年8月暴雨后，通化乡、桃坪乡发生泥石流，毁坏耕地13亩，桥梁2座，房屋4间，卷走17人。
1979年5月早晨6时许，甘堡公社四大队尔补生产队地下一声闷响，随即冒出一股烟尘，在10多米的高空形成一朵黑色的蘑菇云，两分钟后，又是一阵“轰隆隆”的巨响，地下又是一阵更加剧烈的烟尘冲起，在40多米的高空形成了更大的蘑菇云……顷刻之间，天塌地陷，地动山摇，大滑坡发生了！面积达5万平方米左右的山体轰然倒塌，泥土夹着石块和水浆倾泻而下，伴着令人恐怖的巨响直贯坡底，摧毁了公路，截断了河流，一直扑向对岸，形成一个三层楼高的土丘……杂谷脑河断流了，河里七八斤重的大鱼被泥土甩上了山坡；成阿公路被冲毁70余米，交通中断1个月；一户农民全家5口和8间房屋被埋进了泥浆；河边养蜂的5个人和50多桶蜂全部被吞没；尔补生产队的70多亩耕地以及晒场、猪场和9头牲畜也成了这次大滑坡的牺牲品。
1983年6月日底寨被泥石流冲毁耕地30余亩。
1984年7月朴头乡日足沟村被泥石流冲毁农田50余亩、水电站1座，中断交通11天。
1985年5月暴雨后日底寨村发生泥石流，公路被冲毁，被迫改道1公里，中断交通10天，直接经济损失200余万元。
1989年5月甘堡乡哈尔木沟暴雨后发生泥石流，冲毁成阿公路230米、农田95亩、民房43间、索桥1座、果树300余株，公路中断40天。
1989年6月大雨后杂谷脑河流域多处发生滑坡和泥石流，受灾面积涉及10个乡、623户、3515人。颗粒无收的耕地448亩，被淹没的耕地167亩，裂缝的耕地40亩，损失粮食29.5万斤、苹果4824株、花椒1383株、其它果树50株，冲毁房屋111间、校舍600平方米、乡村公路51.7公里、桥梁54座、邮电线11.4公里、淹没电站12座、堤灌设备8台，毁坏农用水沟1480条、高压线4980米，造成2人死亡，86户被迫搬迁。
……
90年代因为没有完整的资料，也就不一一列举了。
到理县的当天我便去了杂谷脑河谷的甘堡乡熊耳村，这里，1992年曾发生过泥石流，当时，也是大雨之后，在一阵令人毛骨悚然和震耳欲聋的巨响中，熊耳山的岩石和泥浆倾泻而下，挟雷霆万钧之势直扑板子沟下的成阿公路，沿途的民房、果树、耕地全被摧毁，成阿公路交通中断两个月之久，幸运的是，这次泥石流没有造成人员死亡。
10年过去了，熊耳山板子沟的伤疤仍然没有治愈，泥石流沟仍然张着狰狞的大嘴望着蓝天，山体还在继续滑动。当汽车到达滑坡点附近时，司机小心翼翼地让我们全部下车步行，并劝我们最好不要继续前进，因为他担心又一次滑坡会突然爆发……
站在荒凉的熊耳山上，山风很大，这时正是夏天，几株灌木和几丛野草在山风中颤抖，带来星星点点的绿色，可以想像得到，冬天这里只是一片干燥、贫瘠的黄土高坡了。
遥望对面的山坡，也只是一片黄，没有庄稼，更没有森林。山坡夹峙下是杂谷脑河，也是单调、浑浊的土黄色。
同行的县林业局局长唐在全望着荒山感叹地说了一句：“这都是因为砍伐森林……”
副局长周德义——一位1980年北京林学院毕业的大学生——告诉我：“我的老丈人1953年就到了林业部门，现在他常常内疚地说自己是‘历史罪人’……”
然而，我知道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并不在于中国善良、顺从的老百姓。
周德义指着对面的山坡又说：“上面住的是羌族同胞，日子过得很艰难，砍点烧柴要翻几重山，附近不要说树木、树根，连草根都被烧光了……”
熊耳山上已经种植了许多槐树、椿树、柏树……但长相并不好，在炽热的阳光下，大部分的树叶都被晒得卷了起来。唐、周两位局长告诉我，这些树是今年3月份种上的，山上没有水，全靠人工背水浇灌，为了增加树苗的抵抗力，还全部在苗根搞了营养袋。刚种上的时候，表现还好，有的还长高了二三十公分，但6月份以来，一连20多天持续的高温干旱，使一些已经成活的树苗又濒临绝境，个别的已经枯死了。他们叹息着说：“如果再有一个星期不下雨，这些树绝大部分完了！”“只要能挨过两年到三年，它们也基本会成材了……”
但是，由于这里的生态环境极端恶劣，也有不少直径10来公分的树木是被旱死的。上一年县林业局共造林600多公顷（9000多亩），但实际成活的只有200多公顷。
在苍凉的荒坡上，在呼啸的山风中，树苗们顶着烈日颤抖着、挣扎顽强地生长，这种情况使人感动，也使人悲伤……
北京林学院毕业的周德义又从专业的角度向我谈起了造林中的问题，他说：
“理县的干部和老百姓都是拥护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大家都说，再不能砍树了，再砍就真的活不下去了！杂谷脑河谷已经成为干旱河谷，到处一片荒凉。1998年天然林禁伐以来，我们已经人工造林2.4万亩，封山育林3万多亩，对150多万亩林地进行了管护，但是，在这种地方造林十分困难。栽种的时候，有的地方要开渠引水，有的地方甚至用人工把水背到高山上。由于这里年蒸发量是1700毫米，降水量仅400毫米，蒸发量是降水量的4倍多，因此种的树成活率总是很低，补植的时间很长。国家2001年给我们的造林经费每亩只有200元——其中国家投入80%，地方配套20%，而地方的20%只是一句空话，县财政十分困难，贫困乡的老百姓人平收入才300多元，最穷的蒲溪乡人平收入才100多元，哪有钱搞生态？日本在这种干旱河谷造林，每亩地要花两千元左右，我们算了算，精打细算也得六七百元到1000来元。因此，按目前的资金情况，我认为不应该遍地开花，应该一片一片地解决，搞乔、灌、草结合。先恢复草和灌木，在局部生态环境有了改善后再种树……树种也应该进行筛选。经过我们多年的观察，认为侧柏和岷江柏比较好，1998年从新西兰引进了辐射松，效果也不错，这种树耐干旱，耐瘠薄，没有休眠期，如果条件好，一年可以长高40公分，8至10年胸径可以达到20公分。1998年引进了1000株，当年成活率达到90%，最高的长到1.4米，这90%到现在全部存活了！”
后来他又仔细地算了一笔账：辐射松每亩种植220株，营养袋树苗0.5元一株，共110元；整地（必须采用大穴整地技术，树坑要大）和栽种每亩人工费80元，就这两项便已经超过了160元，其它再加上引水工程、运费、管护费、补种费、工资、劳保等等，一亩地就六七百元甚至上千元了。国家每亩地才给160元，还要验收当年成活率和三年存活率合格后才拨款，自不免影响当地造林的积极性，有的职工甚至说：“造得越多，亏得越多，谁造哩？”
在唐、周两位局长的指引下，我特地考察了辐射松。这些松树同样被栽种在干旱河谷的土地上，但都碧绿可爱，当地的干旱、贫瘠似乎对这些可爱的幼树并没有多大影响。
沿317国道有20世纪80年代种植的行道树，50多公里长，槐树、杨树、椿树、女贞、梧桐……粗的胸径已经40来公分，细的也有10多公分，绿荫匝地，行走在中间，使人感到赏心悦目了。看来，只要肯下功夫，理县的植被仍然是可能恢复的。
如今，理县最美的地方是米亚罗自然保护区。这里1995年被四川省政府批准为省级风景名胜区，1998年被列入“人与自然生物圈”保护网络，并被批准为省级自然保护区。
“米亚罗”藏语意为“好耍的坝子”。这里海拔2900米，清溪潺潺，林海涛涛。20世纪50年代森林采伐便从这里起步。但由于川西林业局注意了采伐后的迹地更新，50年代、60年代都坚持在这里种树，因此山、水、林生态环境仍然良好，森林覆盖率达75%。夏天是避暑胜地，秋天更是“云散千峰白，霜凝万壑丹”，灿烂的金秋红叶、独特的藏羌风情闻名遐迩，面积比著名的北京香山红叶风景区大180多倍。特别深秋时节，红叶从高到低、深红、金红、浅红、金黄……斑斓瑰丽，层次分明，宛如一幅幅巨型油画展现在游人面前，但是，又有哪一位画家的作品能和大自然的杰作相比？
我到米亚罗的时候不是秋天而是盛夏。离开杂谷脑镇往西北方向前进，最初仍然是荒山，但不久后便渐入佳境，纤柔的桦树、婀娜的落叶松、挺拔的白杨、宝塔一样的云杉以及枫树、槭树、鹅掌楸、野樱桃……都陆续在路边出现，终于构成了深绿浅绿重重叠叠蓊蓊郁郁的林区。而气候也就越来越凉爽了。
川西林业局曾先后获得国家林业部高山森林更新银质奖杯和“六五”、“七五”、“八五”更新造林先进企业称号。1999年5月全国林业“天保”工程现场会在理县召开时，代表们曾经参观了米亚罗林区，并且在这里种植了纪念林。世界银行和美国、瑞典等18个国家的专家代表们曾来这里参观和考察过迹地更新情况。如今川西林业局的技术人员们，仍然在探索自然条件恶劣的干旱河谷地区造林技术。2001年，他们和阿坝州林业局、林科所合作，共同栽种了330亩“试验样板林”，选用的树种是辐射松、岷江柏、刺槐等，技术措施包括挖大穴、使用保水剂、草煤、营养袋苗，进行人工灌水等，成活率达85%以上，但成本每亩却达1500～2000元。因此技术人员们都无奈地说，在干旱河谷造林技术问题可以解决，但是哪里有那么多资金？
作为与共和国同龄的森工局，和其它大型森工企业一样，川西林业局的职工们，也曾经在条件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在深山老林中苦干几十年，完成了国家的指令性计划，为当时共和国的原始积累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和牺牲；如今在保护生态环境的情况下，他们又面临许多新的困难和新的问题。对森工企业的“阵痛”将在以后的章节中阐明，这里先不赘述了。
“五把斧头”一齐砍
2001年5月底到7月初我考察了四川西部的甘孜藏族自治州，这是20世纪50年代继阿坝州的伐木区之后，国家在川西高原开辟的第二个伐区。从1958年起，国家便在这里逐步建立了丹巴、康定、道孚、炉霍、翁达、新龙、力邱河、白玉八个大型森工企业和22个县办小型采伐林场，号称“十万大军伐木”。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98年已经生产木材2000多万立方米——意味着6000来万立方米的森林已经被摧毁（实际采伐量还远远大于此数），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有的地方和阿坝州一样，也面临森林资源枯竭的困境，1990年全州森林覆盖率已经由30年代的40%左右锐减到9.6%。
甘孜州位于青藏高原东南缘，北部矗立着巴颜喀拉山、雀儿山、牟尼茫起山，中南部逶迤连绵的是横断山系的大雪山、沙鲁里山。全州既有起伏平缓的丘状高原和山原地区，也有切割幽深、岭谷高差巨大而陡峭的高山峡谷。巴颜喀拉山北麓的查曲流经州内的石渠县汇入了黄河水系，南麓的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则都属于长江水系，这“两江一河”干流在甘孜州境内便长达1739公里，加上1000多条支流，流域面积达15万平方公里，是长江上游极重要的生态屏障和水源涵养区。
进入甘孜州，我首先到了康定。
康定旧称“打箭炉”，这个名字是从藏语“打折多”翻译而来，“打折多”指的是打曲（雅拉河）和折曲（折多河）交汇的地方。
从少年时代起我就熟悉那首著名的《康定情歌》：“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哟，端端溜溜的照在，康定溜溜的城哟……”因此，在印象中，一直认为这是一个神秘而美丽地方。
虽然已经是5月底，但康定的气候却仍然像内地的初冬一样，办公室都用电炉烤火。接连下了几天雨，我向往的跑马山和周围的山峰完全笼罩在雨雾之中，什么都看不见。街上也安静极了，整个边陲小城宛如一个害羞的姑娘，把自己神秘地隐藏在盖头下面，让人无法看到她那美丽的容颜。
好容易，终于盼来了晴天，看到了太阳，灰蒙蒙的天空变得蓝蓝的，上面还飘浮着一团团、一抹抹白云，有的云片反射着太阳的金黄，静静地停留在跑马山和群山之上。山是浅绿的——上面的树叶刚刚吐出了新芽，穿城而过的折多河是碧绿的，碧绿得像一条玉带，河边的栏干和一座座桥梁是紫红和金黄的，街边的建筑物上也装饰着紫红和金黄的雕刻，还有明亮的、闪闪发光的琉璃瓦……这些鲜艳的建筑物，表现出藏汉文化的融合，而阳光灿烂的康定，却像姑娘揭去了盖头，露出了美丽的容颜。
但是，仔细一了解，以《康定情歌》闻名中外的康定，生态环境已经遭到了严重破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