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视现实反思过去
法国研究人类灾难史的专家C·A爱尔维修曾这样说：“每一个研究人类灾难史的人都可以确信，世界上大部分不幸都来自人类自身的过失与无知。”
1998年夏天，中国暴发了一场大灾难。长江洪水逞威，嫩江洪水逞威，连被称为“铜帮铁底”的松花江也暴发了特大洪水。在连续三个月之久的特大洪灾中，一次高过一次的洪峰，一个又一个令人心惊胆战的高水位，伴着灾区人民无尽的苦难和无奈的泪水，震惊了全国，也震惊了世界。
800万军民投入了抗洪抢险，从共和国主席、总理到普通村民，从威仪凛然的将军到刚参军的普通一兵都来到了抗洪第一线。多少次，人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跳进激流恶浪中，用血肉之躯筑成了一道保卫家园、保卫幸福生活的长城……
又有多少人，把宝贵的生命永远献出在与洪水的搏斗中，谱写出一首又一首悲壮的乐曲。
在这场灾难中，全国共有29个省（区、市）被波及，受灾人口2.2亿以上，直接经济损失2551亿元，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年增加量的三分之一以上。
水灾之后，痛定思痛，举国上下从迷梦和恍惚中惊醒，正视现实，反思过去，展开了一场关于水灾原因的大讨论。
专家们纷纷指出，在20世纪中，长江曾发生了5次特大洪水——1931年、1954年、1991年、1994年和1998年。在1931年的洪水中，宜昌水文站测得的最大流量为每秒10万立方米；1954年的洪灾，宜昌流量为每秒6.68万立方米；而1998的长江洪水、流量比1931年和1954年都少，每秒只5万～6.3万立方米，但是却在沿江形成了历史上最高的水位，而且居高不下，持续时间很长，严重威胁了中下游许多城镇的安全，形成了“中流量、高水位、大灾害”的特点，应该被认为是一场生态灾难，是天灾，也是人祸。
1998年长江大洪水的直接起因是由于全流域大规模降雨，这种现象与“厄尔尼诺”现象和“拉尼娜”现象有关（当然“厄尔尼诺”现象与大气二氧化碳增多所造成的温室效应也有关系），但是，1998年的降水量并不是历史上最大的，长江汛期总流量仅200亿立方米，为1954年1000亿立方米的1/5，但是沿江多处多段却出现了超历史的最高水位，而且长时间没有回落，这就充分说明，导致大洪水除了降雨之外还有更重要的原因。
据历史资料记载，从汉朝到清朝——公元前206年至公元1911年，长江共发生洪水灾害214次，平均约10年1次，但是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却几乎每年1次。
这又是为什么？
反思和讨论之后，举国上下终于认识到，生态环境的破坏是形成长江洪灾的重要原因。
1998年长江形成中流量、高水位的主要原因是泥沙淤积，河床抬高，以致荆江段成为“悬江”，洞庭湖成为“悬湖”，这是长江上游滥伐森林，天然林面积急剧减少，生态防护功能减退，水土流失日益严重的恶果。
专家们说，唐代至今，长江流域森林覆盖率大约减少了40%，涵养水源约减少了3000亿立方米，等于毁掉了15个三峡水库。
20世纪50年代长江流域的水土流失面积为36万多平方公里，90年代增加到56万平方公里，土壤年侵蚀总量达到22.4亿吨，超过了黄河流域的土壤侵蚀总量。
围湖造田和泥沙淤积使沿江湖泊急剧萎缩，破坏了自然地理环境，使调蓄能力大幅度下降，是长江洪灾发生的又一个原因。沿江的湖群有巨大的生态和调洪功能。但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50年代以后，长江中下游的湖泊面积已经消失了45%，损失蓄水容积560多亿立方米。
经过反思和讨论后，举国上下终于猛醒，一致认识到这次大水灾给中国敲起了最响亮、最沉重的警钟，洪灾的发生既有自然因素也有人为因素，但更重要的是人为和社会因素。
天灾虽不可避免，但人祸却必须反思，许多专家和普通群众对建国以来的生态伦理观念和具体政策进行了研究。幡然猛醒之后，人们纷纷发出了保护生态环境、保护生态家园的呼吁，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协调，实现天人合一，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日益深入人心。
这次讨论是中国人20世纪生态文明思想的一次重要启蒙，也是20世纪中国人一次伟大的觉醒。
从此，中国的生态环境建设翻开了崭新的一页，步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1998年9月29日江泽民总书记在全国抗洪抢险总结表彰大会上讲话中提出要“实现经济建设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并强调“中央对进一步做好生态保护和水利建设提出了总的要求，国务院已进行了具体部署，各地各部门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抓紧安排，确保落实。”
1998年10月14日，在中共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用相当篇幅从战略高度强调了改善生态问题，并具体阐述了我国生态工程建设的主要内容和做法，郑重指出：
改善生态环境是关系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长远大计，也是防御旱涝等自然灾害的根本措施。要大力提高森林覆盖率，使适宜治理的水土流失地区基本得到整治。生态工程建设要同国土整治、产业开发和区域经济发展相结合，要把黄河长江上中游地区、风沙区和草原区作为全国生态环境建设的重点，大力植树种草，实行封山育林，加快小流域综合治理，加强水源涵养、水土保持，提高防御风沙能力，切实改变江河泥沙严重淤积、草原沙化的状况。依法保护森林资源。从现在起就要调整森工企业的主营方向，变伐木为营林，有计划地停止天然林的采伐，切实保护大江大河上游的森林植被，禁止毁林毁草开荒和围湖造田。对过度开垦、围垦的土地，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还林、还草、还湖。治理草原退化沙化碱化，加强草原建设和保护。
紧接着，10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了《关于灾后重建、整治江湖、兴修水利的若干意见》，进一步强调要“实行封山植树，退耕还林，防上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并宣布“从现在起，全面停止长江、黄河流域上中游的天然林采伐”，“从现在起，坚决制止毁林开荒，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实施25度以上坡地的退耕还林，加快25度以下坡地‘坡改梯’。”
1999年新年伊始，《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正式出台。
从此，我国的生态环境建设纳入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不再是“纸上谈兵”。
四海瞩目“禁伐令”
面对未来，选择生态环境的制高点，“挽救长江”首当其冲。
早在中央宣布“全面停止长江、黄河流域上中游的天然林采伐”之前，长江上游生态地位十分重要，号称“千河之省”的四川省率先采取了行动，1998年8月20日省政府发布了关于停止川西林区（包括甘孜州、阿坝州、凉山州和攀枝花市、乐山市、雅安市）天然林采伐的布告，紧接着又作出了实施天然保护工程的决定。8月23日，四川省委、省政府隆重召开了全省实施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工作会议，在会议上，向全国、全世界宣布：四川西部林区从1998年9月1日起，停止天然林采伐！
这一行动是伟大的觉醒也是伟大的壮举，它通过电波立即传到了世界各地。中国人民欢欣鼓舞，外国媒体纷纷称赞。有外国记者称：美国西部砍伐了100年才开始调减木材产量，而四川西部砍伐了50年后就果断停止，这是世界独有的。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称，四川实施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是“十年认识，两载筹划，一朝令下，四海瞩目”。
在停止采伐的前一天——8月31日，四川省委、省政府派出了六个工作组，由省委书记谢世杰、省长宋宝瑞等六位省领导亲自带队，分赴西部林区“三州三市”督促检查停采情况。各地和各森工企业积极执行省政府的决定，雷厉风行地立即封存了所有的采伐机具，封闭了林区的木材运输道路，关闭了木材加工厂和木材交易市场。
以后，天然林禁伐的范围又进一步扩大，9月29日，省政府办公厅和省林业厅宣布，自1998年10月1日起，全省范围内所有天然林资源一律停止采伐。
四川省林业厅副厅长赵洁银曾满怀激情就天然林禁伐欣然提笔，填词曰：
金缕曲
朱总理指示四川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先行启动
情结川西路。
更那堪，荒山满眼，大江漂木。
拍岸金沙浑似血，滚滚黄流东注。
牵挂着，三吴荆楚。
朔漠频传尘暴吼，更长河枯竭愁中土。
警钟响，休迟误。
先行旨令飞巴蜀。
遍岷峨，甘霖普降，春风吹绿。
十万大山齐抖擞，一夜封存锯斧。
重回首，挥锹植树。
秀美山川期再造，要披荆斩棘勤呵护。
千秋业，丹心谱。
西南林区是全国第二大林区和长江上游最重要的林区，建国以后便开始了有计划的大规模采伐，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四川省先后建立了24个森工企业，采伐的木材上亿立方米。由于砍的多，造的少，消耗过多，培育太少，从70年代末林业上便开始出现“两危”——资源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征兆。但当时人们还不敢提“危机”二字，只说出现了“危困”。四川省委领导赵紫阳、杨汝岱等当时曾多次指出：“要使农业有个好的自然环境，保持生态平衡，林业有着决定性意义，必须提高森林覆盖率。”“不要使长江上游的水源林遭到灾难性的破坏，使长江变成第二条黄河。”“川西北原始林区是农业的天然屏障，是长江的水源涵养林，不能再继续砍伐下去了。否则川西平原有变成荒漠，长江有变成第二条黄河的危险！”
为了加速林业建设，1980年在财政并不宽裕的情况下，四川省委、省政府同意了省林业厅关于“实施速生丰产林工程”的意见，决定从1982年10年内营造速生丰产用材林基地1000万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