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建设的重中之重
长江中上游是长江流域水土流失的主要区域。据调查，农地的年侵蚀量约占全部土地侵蚀量的60%，而农地中，80%以上的侵蚀量又发生在坡耕地，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坡耕地已经是造成水土流失的罪魁祸首。为了修复和重建我国被长期破坏的生态环境，并提高农民群众的收入水平，1999年中央决定在四川、陕西、甘肃三省率先启动退耕还林还草工作，2001年中央2号文件和国务院西部开发会议将“退耕还林还草”列为西部大开发的重要内容，2002年我国已全面启动了退耕还林（草）工程。
这个工程从酝酿、启动到实施的过程中，充满了观念的冲突，体制的创新和作风的转变，发生了许多值得玩味的悲喜剧——当然，绝大部分是喜剧。
早在20世纪80年代，四川省一些县、市在实际工作中，已经开始实施退耕还林。1990年南充市林业局工作人员唐明生（现为南充市林业局副局长）、蒲莉曾撰写《适度退耕还林在长防体系建设中的地位》，呼吁对长江中上游的坡耕地进行退耕还林，并对开展这项工作应遵循的原则和应采取的政策措施进行了研究。
当时这些做法和呼吁没有引起广泛的注意。
1999年以后，为了真正实现中央提出的“退得下，稳得住，能致富，不反弹”，各地都进行了许多探索。四川省已经总结出把退耕还林（草）与生态环境建设、农村结构调整、产业化发展、扶贫攻坚、市场引导、旅游开发相结合的思路，并取得了一些经验。
在探索这些经验时，各地曾走过了十分艰难的历程。
在四川甘孜州的泸定县，发生过这样的故事：
为了推行退耕还林（草），县委书记亲自担任了领导小组组长，组织部长任督察组组长，退耕还林（草）工程与干部们的政绩、升迁直接挂勾，并且实行一票否决。全县各乡都设立了退耕还林（草）工程办公室，县上还组成了10个工作组分赴各乡（镇）协助进行宣传、教育和规划作业。
但是一开始，绝大部分老百姓却根本不买帐。有的说：“退了给粮食？哪个信！好政策从来没兑现过，说是村村通公路，村村通电话，咋没通？”磨西镇的老百姓甚至说：“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坐班房（监狱）都不得退！”政策规定要老百姓自愿，不能强迫，老百姓们懂政策；红军长征时，毛泽东主席和红军战士曾在这一带休息过，因此老百姓们胆量更大。讨论时，有一半人表示不愿退，愿退的只是一些缺劳力、地又太远甚至已经撂荒的农户；一表决，同意退的竟不到10%。有一户9亩多地、5口人，其中4亩多坡耕地，工作人员上门做说服工作时，男的挨了打，女的被撵走，女干部们都委屈地哭了，但哭完后还得再去做工作。田坝乡更想了个“绝招”，全部由六七十岁以上的老年人出面充当“打手”，不但打了工作组，还打了公安人员……
工作组深入群众反复算账，算每亩坡耕地的产量，算国家给每亩退耕地每年补助300斤原粮、20元钱，还一次性给予50元种苗款……算来算去，老百姓们接受了，认为“划得来”，但是对政府的政策仍然将信将疑。直到这年冬天退耕户们领到粮食、苗木和补助款后，农民们的态度才有了根本转变，以后的工作便很顺利了。
发生这种故事的绝不只是一个泸定县。
退耕还林涉及千家万户，从宣传动员、制订规划、丈量土地、签订合同、建立档案、落实种苗、技术指导、检查验收，一直到兑现钱粮……每个环节工作都十分细致、繁琐。从1999年到2002年，我国已经累计完了退耕还林还草任务320余万公顷（4800余万亩）、荒山造林342万公顷（5100多万亩），对改善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根据国家规定，我国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将分两步进行：2001～2005年，退耕还林还草333.3万公顷（5000万亩），宜林荒山荒地造林种草500万公顷（7500万亩）；2006～2010年，退耕还林还草200万公顷（3000万亩），宜林荒山荒地造林种草300万公顷（4500万亩）。通过10年的努力，现有25度以上的坡耕地将75%实现退耕，现有沙化耕地将46%实现还林还草。
退耕还林（草）工程作为生态建设的重中之重，意义确实十分重大。
县委书记的思维
2001年6月8日到11日，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四川省雅安市视察生态建设工作，并到天全县紫石乡和两路乡考察了退耕还林工程。一路上面对郁郁葱葱的群山和清澈碧蓝的流水，总理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称赞“雅安的退耕还林还草工作搞得很好，很扎实”，要求“进一步加快步伐，搞好示范，三年大见成效，为减少向长江的泥沙输出量作出积极贡献。”
地处长江上游的四川省全省坡耕地每年减收粮食约30亿公斤，与此同时，水土流失面积近20万平方公里，每年流失的土壤相当于失去30厘米厚表土的耕地390万亩。
1999年9月，退耕还林还草试点工作在四川启动，雅安被列为试点地区。
雅安市特别天全县退耕还林还草工作，确有许多值得总结的地方。
2001年12月上旬我到了天全县。
天全县各乡、镇都在大种楠竹。一出县城一路上便是络绎不绝的、拉竹苗的卡车，的有从省内的乐山、名山拉来，也有的来自遥远的广西。听说广西的竹苗在路上足足走了两天一夜，三位驾驶员轮流开车，行程达两千公里，为了保证竹苗的成活，对根部还使用了保湿剂和生根粉，装车前进行了检验，卸车时还要再一次检验。
路边许多农民的家门外都摆了一捆捆刚砍下的慈竹，这是当地土生土长的品种。每捆约50公斤，卖给纸浆厂，一吨260元左右。这是天全县农民的重要收入，听说单竹子一项，有的农民每年便可以增收两千多元。
很多人正在山上种竹，也有不少人正背着竹苗准备上山栽种，还有一些人则扛着锄头说说笑笑地从山上下来——他们已经栽完退耕地里的竹子了，表情快乐而轻松。
天全县林业局，大渡河造林局，区、乡、村干部们都到了分配和栽种竹苗的现场，他们的工作是进行技术指导。
听说为了及时调运竹苗，县林业局长杨明权胳膊被摔坏后，仍然吊着绷带坚持指挥，许多干部累得在现场晕倒。
为了到分配竹苗的现场，了解到一些更具体、更翔实的情况，我坐着越野车在乡间的小路上跑了三个点，谁知全都扑了空，村干部们告诉我，竹苗一到总是很快就抢光，一分到竹苗农民们扛起锄头就上了山——当天就要全部栽下。
好容易，下午3点多到第四个点，才在白石村供销社的门口赶上了一堆刚卸车还没分配的竹苗，瘦瘦的村支书正端着碗在吃饭，他笑着告诉我们，为了种竹，早晨天没亮他就起了床，一口气跑到这里，全村的老百姓也来了，大家左等右等，等得心焦，一直到下午两点多钟，拉竹苗的车才来，大家也才放了心。急急忙忙卸了车都回家吃午饭，吃完午饭会来背竹苗上山哩！
果然，半个多小时后，村民们又陆续来了，我问他们：“种竹子好不好？”
他们笑嘻嘻地回答道：咋不好？这是政府给老百姓办好事哩！
背着竹苗他们立即上山去栽种了。
当地林业局的工作人员们告诉我，楠竹种植五年后便可以开始间伐，每亩地第一年可以砍伐500公斤，以后每年增加，七八年后便可以达到1000公斤。而且楠竹和别的植物不同，每年必须砍去三分之一，否则就会开花枯死。由于用途十分广泛，可大量应用于建筑、轻工、食品、包装、造纸、家具、工艺美术乃至园艺旅游等行业，再加上生长快、成材早、周期短、产量高，只要经营合理，可以一次种植永续利用，因此竹子是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最佳结合的林种之一。
在退耕还林中，天全县发展种竹，一方面是为了满足当地造纸业的需要，另一方面却是为了发展旅游业。四川宜宾市的“蜀南竹海”是全国旅游地之一，蜚声中外，地处二郎山东麓的天全县便决定和大渡河造林局合作，结合退耕还林，栽竹20万亩，建造一个二郎山林海（又名“蜀西竹海”），成为又一个与“蜀南竹海”媲美的旅游胜地。
仅2001年天全县便完成了9万亩竹的栽种任务。
天全县的人们说，全县退耕还林和生态工程搞得这样红红火火、轰轰烈烈，应该感谢三个人——前任县委书记李伊林、主管林业的副县长高平和县林业局局长杨明权。
地处四川盆地西缘、康藏高原东麓的天全县，境内山高坡陡、沟壑纵横，又是川西暴雨集中区，年降雨量近1800毫米，素有“天漏”之称，解放前森林覆盖率达50%以上，经过40年的采伐以及持续不断的毁林开荒后，降低到15%左右，水源涵养能力大大降低。沿国道318和108线两边全是25度以上的坡耕地，除了洪水期有大量泥沙进入江河外，每年洪水、坍方、泥石流都会造成道路中断，老百姓生命财产受到威胁。1979年冰雹、暴雨曾袭击十几个乡，造成三人死亡；1996年二郎山发生的一次泥石流，冲走民工12人。贫瘠的土地、传统的粮猪型农业经济结构以及传统的资源初级加工企业，不但使广大农民无法摆脱贫困，也使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受到严重制约。在万般无奈中，天全县曾用出卖木材资源的办法搞“补偿贸易”——1986～1990年每年给武汉提供木材2万方，武汉给予200万元（每立方木材仅100元）补偿。
新的出路在哪里？新的机遇又在哪里？
1999年9月上中旬，朱镕基总理到阿坝自治州考察天保工程情况时，谈到将在四川进行退耕还林试点，面积300万至400万亩。四川省林业厅听到总理的意见后，便立即召集主要林区三州二市一地（甘孜州、阿坝州、凉山州、乐山市、攀枝花市、雅安地区）座谈，座谈后第二天雅安地区书记便和有关部门研究，酝酿成立领导小组，首先在沿江、沿路一带进行退耕还林，并召集所属各县领导干部开会，研究落实规划和具体措施。
天全年轻的县委书记李伊林参加会议后，立即敏锐地意识到新的机遇来临了，这千载难逢的大好机遇，不但将大大改善生态环境，而且为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创造了条件，如能很好地加以把握，必将有力地促进全县经济的发展。于是他立即对全县干部进行了动员，国庆放假期间，又放弃了休息，由林业局牵头，对乡、村干部进行了培训。
雅安地区和天全县退耕还林的准备工作走在了全省的前面。
1999年10月，四川省政府和林业厅召集全省21个市（地、州）的120个县有关部门开会，正式布置退耕还林试点工作。
当时还出现了这样一个小插曲：由于上面分配的面积不够，雅安地区荥经、名山、宝兴三个县没有列入退耕还林试点范围，以致××县的林业局长竟当场哭了起来……后来经过反复讨论，雅安市分得了17.5万亩退耕还林试点任务，14万人口的天全县3.5万亩。
然而，当时天全县已经落实了4.7万亩。到第二年春天，整个雅安地区实际完成了26.3万余亩，超出8万多亩；其中一个小小的天全县便完成了6.9万亩，超出3.4万亩。
按国家规定，每亩退耕还林（草）地，除给予农户50元种苗款外，5至8年内每年还要补助300斤原粮和20元钱，这些钱、粮都由中央解决，但超额这么多，这些钱、粮怎么办？
国家对退耕还林的指标一直控制得十分严格，省有关方面十分为难，便批评超额地区搞了“无政府主义”，大会小会批评，有时在手机上一讲就是15分钟。而县干部们并不服气，他们说：超额完成本是好事，开会时×××省领导曾说过“可以超一点”，他们还有录音哩……“要维护党和政府的形象，不能说话不算话。”
天全副县长高平挨了批评后曾流着泪说：“就是撤了我的职，也得干……”
后来，省林业厅给天全县追加了4000亩退耕还林任务，剩下的超额部分到2001年才全部解决。在没有解决前，一些县曾借用了干部们的工资。
到2001年底，天全县共完成退耕还林（草）10.3万亩。
这10万亩退耕还林（草）的成绩并不是轻易取得的。
世世代代把土地视为命根子的农民最初并不理解退耕还林（草）的意义，有人甚至说：“朱镕基脑壳是不是有毛病啊？祖祖辈辈只听说拔了草、砍了树种粮食，从来没听说过把粮食地弄来种树、种草！”
于是县委书记李伊林和天全县主管林业的副县长高平等人便反复向干部和群众宣传、动员。据统计，仅1999年9月到2000年初，县级各种会议便开过64次，各种院坝会更开过几百次。
李伊林强调：“退耕还林不仅仅是林业部门的事，要全社会参与。”他亲自深入农户了解情况，调查研究，宣传动员。乐英乡一位老队长对退耕还林工作想不通，曾三天两夜不起床，李伊林便守在他的床头前反复讲道理。道理讲了三天，老队长想通了，县委书记才离去。
除林业局外，全县各部门、各单位甚至每个干部都分配了退耕还林任务，分片包干，负责到底。县委强调，这不仅仅是搞退耕还林，也是干部作风的一次大转变。
在和农民群众谈心时，干部们都反复算过一笔帐：一亩地种成粮食到底可以收入多少，如果改种竹子等经济作物又可以收入多少，用这些收入去购买粮食还可以剩下多少……正是通过一笔笔算细帐才说服了广大农民群众。
至于退耕后到底种什么呢？李伊林和副县长高平、林业局长杨明权等曾反复论证，反复筛选。有人提出种桦树和桤木，有人提出种水果，杨明权建议种竹。后来他们到广元、旺苍、乐山、眉山、青神等地考察后，又得到了雅安市的纸业公司将恢复生产的消息，终于下决心发展竹产业。
在推行退耕还林（草）工作的过程中，天全县委、县政府领导逐渐认识到，国家要生态，地方要发展，农民要致富，必须将这三者统一起来，才能真正实现中央的“退得下，稳得住，能致富，不反弹”的生态建设目标。于是在决定发展竹产业的同时，他们又创造出了“4+1”生态经济复合型模式。即根据退耕区域不同的地理环境，不同的立地条件和树种、草种的不同生物特性，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前提下，采取林草间种、竹草间种、林竹间种、林药间种四种模式，并在林、竹、药郁闭前种草，配套养畜，让长、中、短效益结合，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结合，市场导向与科技进步结合，退耕还林与扶贫开发结合。
为了通过退耕还林实现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并逐步走上产业化的道路，天全县又大力推行了“公司+农户”和大户承包两种运行机制。有的养羊户已租荒山1000亩；而“公司+农户”主要有公司提供种苗并回收产品，公司租赁土地造林，公司提供技术并回收产品，公司提供种羊和部分资金并回收产品四种模式。依托的龙头企业有中州纸业、雅安三九药业、大渡河造林局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