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玛多县畜牧部门测算，目前每亩草地平均已有高原鼠兔洞穴60来个，最多的甚至可以达到100多甚至200来个。我曾亲自数了数，在1平方米草地上，竟有老鼠洞12个！
老鼠专门啃啮草根，对草原带来了巨大的破坏，玛多县已把鼠灾与旱灾、雪灾并列，成为全县三大自然灾害之一。但牧民们却普遍认为，实际上老鼠对生态环境和畜牧业的破坏，已经远远超过了旱灾和雪灾，老鼠已经使大量草原出现“秃斑”，有的还沦为惨不忍睹、寸草不生的“黑土滩”。
畜牧专家们说草原的退化为老鼠的生存和繁殖提供了最适宜的条件，而老鼠的繁殖又进一步促使草原退化，这就是生态链条中的恶性循环。
昔日风光绮丽的鄂陵湖和扎陵湖边，近年来已经出现了“鼠进人退”的状况。扎陵湖第四牧业社390万亩草场中，95%的已经退化和沦为黑土滩，牲畜基本无草可食，牧民们只好和牲畜一起，流着眼泪离开自家的草场，到别的县去“乞牧”。
从去年开始，县畜牧局便派了一支队伍专门负责在源头的草场上竖立鹰架，按规划，500亩草地安放一个鹰架，今年10月底以前完成8000个，幅员400万亩。
离开著名的牛头碑后，我们的北京吉普又向玛多县西北的采金区疾驶而去，我想看一看被采金破坏的草原。
玛多县北布青山一带是著名的产金区，其中最著名的地方是红金台，正是由于盛产黄金，才有了“红金台”之名。
早在马步芳家族统治青海时期，这里的黄金便是马氏家族巨大财富的重要源泉，解放后60年代末有人再一次进行开采，80年代达到最鼎盛的时期，红金台和附近的几条山沟到处人山人海，少时五六万人，多时达到十几万人。这些狂热的淘金者都不是玛多当地人，他们大多数来自青海河湟谷地农村，也有一些来自甘肃等内地。
荒原深处，金子闪烁着诱人的亮光，照花了人们的眼睛，也扭曲了人们的灵魂，“金霸”和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团伙应运而生。采金的人们在世界屋脊上不但与大自然争斗，而且还要与人争斗，每一年都要发生许多充满铜臭和血腥味的故事，鲜血淋漓，惊心动魄，人命如草芥，一些人把尸骨永远地留在了荒原上，而亲人们永远也不可能知道他们那些残酷而凄惨的经历……
我读过好几部以青海荒原上的淘金梦为题材的小说，它们共同的特点除了展示高原那独特的风光外，便是充满传奇色彩和悲剧气氛。我到西宁的当天，《青海湖》杂志副主编井石先生送了我一部他的作品——长篇小说《金梦劫》，写的正是1949年在解放军大军压境的情况下，马步芳政府为了筹集军费作垂死挣扎，在金场上发生的惨绝人寰和凄苦壮烈的故事。
但是我想作家们恐怕很难了解，面对雪域高原严酷的大自然，面对人性的堕落和扭曲，生活在最底层的“砂娃”们，灵魂深处每时每刻在悲哀、恐惧和无望中受到的折磨和煎熬，他们也没有写到，采金对纯净的大自然带来的摧毁性破坏。
几十年的乱挖滥采使布青山一带面目全非，红金台金场的砂石已经被挖了几十米深，据估计，被破坏的草场超过了200万亩。
由于时间太晚，我们没有来得及赶到红金台去，只到了近一些的清水川。这里也是曾经长期采集砂金的地方。河床已经被全部破坏了，青藏高原上稀缺的泥土已经被冲走，只留下大片大片三四米深的沙砾坑，从草原一直绵延到大山深处。在夕阳惨淡的余辉下，站在高原的沙砾坑上望着苍凉的、寸草不生的荒原，我的心十分悲哀。谁都知道，在青藏高原上，大自然既给我们提供了生命的源泉、文明的源泉，同时又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极为脆弱、需要精心呵护的生态环境……不管是高寒草原、草甸还是高寒沼泽草甸，它们由于海拔高、地质年代轻、土壤成熟度差、结构粗糙而又贫瘠，再加上气候寒冷、辐射强烈、干旱少雨、寒冻风蚀作用剧烈等等原因，不但极孱弱、极幼小，具有专家们所说的“原始性和年轻性”，而且还具有专家们所说的“脆弱性和敏感性”……
许多专家告诉我，青藏高原上被采金破坏的草原会永久成为不毛之地，即使平整了沙堆、重新种草，它也不可能再恢复了！
天灾与人祸
对“三江源”地区生态恶化的原因，玛多县的领导们感到困惑，我也感到困惑。就这个问题我曾请教过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吴玉虎，他1976年自内蒙古农牧学院草原系毕业后，曾在黄河源区工作过10年，并且多次去长江源区考察。
吴玉虎用极为肯定的语气回答我：
主要是自然因素的影响。玛多的问题主要不是“过载”——每平方公里平均只有0.4个人和12头牲畜实在不算“过载”。玛多的草原有退化现象，但我认为主要问题不是退化而是旱化。全球变暖趋势已经为世界公认，气温升高引起冰川退缩、雪线上升、湿地萎缩、降水减少、沙尘暴增加、蒸发量加大等一系列问题，于是沙化面积增大，原始沙漠也进一步扩大，最终形成恶性循环。
后来，我又就这个问题请教了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局和四川水文水资源勘测局的专家徐兆成、吴国平等人，他们的看法基本上和吴玉虎是一致的。但是他们同时又强调：
虽然人类活动对青藏高原源头地区影响不大，三江源地区生态恶化主要是由于全球变暖、干旱引起的，但是长江上游生态环境的恶化，包括水土流失、水质污染等，原因和源头地区却不同，不能归咎于自然条件的变化，而主要是人为活动所致。
全球变暖乃至厄尔尼诺现象又是怎样引起的？
1997年12月，联合国在日本京都召开了“防止地球温暖化京都会议”。会议上研究了地球温暖化的原因，认为罪魁祸首是温室效应。而温室效应又是通过大气中的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氯氟烃（CFC）等“温室效应”的机理发生的。工业革命后，煤炭、石油等矿物能源被人类大量利用，虽然大大加速了生产力的发展，让人类的物质生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但排放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却大大增加，据媒体报道，1986年地球大气层中二氧化碳的含量是1970年的10倍以上。
因此，全球变暖乃至厄尔尼诺现象，既是天灾，更是人祸！
德国马普学会的科学家们，2002年10月郑重发表了他们的最新研究结果，宣称全球变暖主要是由于人类活动，生成了70～80%的温室气体。
全球持续变暖的直接后果是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据联合国环境署提供的资料，20世纪海平面已经升高了10～25厘米，而21世纪将继续升高15～95厘米。人类约三分之一居住在近海区域，他们的生存都将受到威胁。世界上很多著名的海滨城市，如中国上海、泰国曼谷、英国伦敦、美国纽约等都可能淹没在汪洋大海之中。有的专家甚至预测，到2050年，中国沿海在海拔4米以下的平原地区都有被淹没的危险，6700万人将被迫搬迁。
除此之外，温室效应还造成成了降雨带的移动，使农作物的生长发育和气候变化脱节，大幅度减产；也使干旱的地区更加干旱，多雨的地区洪水泛滥，甚至造成物种绝灭，疾病流行。
虽然玛多生态环境的恶化，至今仍然主要是由于自然原因，目前仅仅28万多头牲畜，也确实不能认为“过载”，但是，我们也不应该忘记历史上玛多曾经长期养育牲畜六七十万头，甚至超过百万头；除此之外还曾大量采金，在“牧业学大寨”中人工建设草场，盲目翻挖草皮；为了发展农业搞围湖屯垦；乃至目前仍有成千上万人挖虫草、雪莲、红景天等等。这一切人类的活动，无疑都将对极端脆弱的高原生态环境造成影响和破坏。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石铭鼎的《江源首次考察记》中描写的“世界最高的牧场”。书中写道，当1976年考察队首次到达长江源头唐古拉山谷巨大的冰川前面时，竟“惊奇地发现前面岗地上有四顶黑色的帐篷！向导告诉我们，这是岗垅公社第三生产队的奶牛场。据了解，藏族牧民经常赶着牛羊来到这牧草丰富的山间谷地放牧，有时还在此过冬呢。他们放牧的范围，几乎一直高到海拔5800米的雪线附近，后来我们在江源冰川旁的雪线附近的确看到牦牛的粪便……”
环保志愿者、四川绿色江河环境保护促进会会长杨欣在考察长江源地区时，也曾发现，在格拉丹冬雪峰西南侧的姜古迪如长江源头，牧民放牧的高度已经超过了冰舌的高度；而在格拉丹冬雪峰东侧的岗加曲巴，牧民的牛羊已经到了冰川前沿的冰碛石堆中，凡是有一丁点儿草的地方都成了牧民的牧场。
雪域高原本是生态环境极为脆弱的地方，海拔5000米以上更被科学家们称作“生命的禁区”，在这样的地方放牧，草原退化后难道还能恢复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