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纳德的厨房设施完备、精良，但装饰得很女人气。豺狼夜里查看了一下冰箱，觉得里面的食物足够一个人吃三天，不过两个人就不够了。早上的时候，伯纳德想出去买鲜牛奶，但豺狼没让他去，坚持说他更喜欢在咖啡里加听装牛奶。所以他们一早上都在聊天，没出门。中午的时候，豺狼坚持要看新闻。
头一条新闻，是关于缉拿四十八小时前谋杀沙隆尼尔男爵夫人的凶手。朱尔斯？伯纳德吓得尖叫起来。
“噢天啊，我可受不了暴力。”他说道。
接下来，屏幕上出现了一张脸：一个英俊的年轻面孔，栗色的头发，宽边眼镜。解说员说，这就是那个杀手，一个美国学生，名叫马蒂？舒尔勃格。任何人看到此人，或者知道？？
伯纳德坐在沙发上，转过身来抬头看着。他最后想的是，那个解说员错了，他说舒尔勃格的眼睛是蓝色的，但从紧紧掐住他喉咙的铁钳般的手指后面俯视着他的那双眼睛是灰色的。
几分钟后，豺狼把五官扭曲、头发凌乱、舌头外伸的朱尔斯？伯纳德关在了客厅的衣柜门里，然后从客厅书架上拿了本杂志，坐了下来，等待剩下的两天。
在这两天里，巴黎展开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搜查。从最漂亮、最昂贵的酒店到最低级的妓院，所有的酒店、旅馆都被彻查，旅客的名单也被核对过了，每个普通公寓、供流浪汉投宿的廉价客栈、青年旅社都遭到搜查。酒吧、餐馆、夜总会、大饭店、咖啡馆里，也经常有便衣警察的身影，他们向侍者、酒吧服务员和保镖出示通缉犯的照片。每个已知的“秘密军组织”的同情者的住宅和公寓都被翻了个底朝天。有超过七十名年轻人由于和这个杀人犯有一点相像而被拘捕讯问，之后被释放时，警方表示了例行的歉意。其实这只是由于他们都是外国人，而对外国人总是比对本国人要有礼貌些。
在成百上千条街道上，出租车、公共汽车被拦下来，检查所有乘客的证件。巴黎所有较大的马路都设置了路卡，在一到两英里的间距内，会遇见好几次夜间巡逻的军警。
在黑社会方面，科西嘉人也没闲着。他们悄悄地混入皮条客、暗娼、妓女、诈骗犯、扒手、流氓、入室窃贼和骗取人钱物的人中，警告这些人：任何人知情不报都会招致工会的震怒，将承受一切可能的惩罚。
有十万受雇于这个国家的人，在各个部门，从警长到士兵和宪兵，都在四处查找。估计有五万黑社会人士以及边缘行业里的人，也都在到处核查路人的相貌。那些做旅游行业营生的人无论白天还是黑夜，都被告知要睁大双眼。学生常去的咖啡馆、酒吧、聊天室、社团组织，都有年轻的探员渗透进去。专门从事安置外国交换学生在法国家庭居住的机构都被造访，并受到警告。
克劳德？勒贝尔警长穿着一件羊毛开衫和补丁裤子，整个星期六的下午都在他的花园里不慌不忙地折腾着。八月二十四日晚上他接到电话，让他到部长的私人办公室报到。六点钟，一辆汽车来接他。
当他看见部长时，吃了一惊。这个负责整个法国国内安全事务，充满活力的领导人看起来既疲惫又紧张。短短两天内他似乎苍老了许多，眼睛周围全是缺乏睡眠导致的皱纹。他的办公桌对面有一把扶手椅，他示意勒贝尔坐下，自己则坐在转椅里。平时他喜欢在窗前欣赏波伏广场的景致，有事的时候才转回办公桌旁。这一次，他没有看窗外。
“我们找不到他，”他开门见山地说，“他消失了，就这样从地球上消失了。我们相信，‘秘密军组织’的人也一样不知道他在哪儿。黑社会的人也没见到或是听到过他。科西嘉工会认为他不可能在城里。”
他停了一下，叹了口气，注视着桌子对面这个小个子探长。勒贝尔眨了眨眼，没说话。
“对于你在过去两周里追踪的那个人，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想我们从来都没真正有过概念。你怎么看？”
“他在这里，就在某个地方。”勒贝尔说道，“明天早上是怎么安排的？”
部长看起来似乎十分苦恼。
“总统什么都不改，也不允许他的行程安排有任何变动。今天早上我和他谈过。他很不高兴。所以明天仍和已经公布的计划一样。十点，他将重新点燃凯旋门下的长明火。十一点，在巴黎圣母院做弥撒。十二点三十分，在阵亡烈士纪念堂做哀思祈祷。然后回到爱丽舍宫吃午餐，再就是午睡。下午只有一项纪念仪式——向十名被公认在抵抗运动中功勋卓著的老兵授予解放勋章。
“下午四点，在蒙帕纳斯车站前面的广场。他自己选的地方。如你所知，建新站的工作已经开始了。重建地点离原来的位置有五百米。现在车站大楼伫立的地方按计划要改成写字楼区和商贸区。如果按照计划实施建设，那这个解放日就是最后一个在火车站正面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庆祝的解放日了。”
“群众维持秩序的工作是怎么安排的？”勒贝尔问道。
“噢，我们都在忙这个。每个纪念仪式时群众都比上一次离得更远。仪式开始前几小时，会放置钢制的路障，在路障里的地区从地下到房顶都要彻查，包括下水管道。要搜查每套住宅和公寓。每项仪式开始前以及仪式进行时，附近各屋顶都有持枪警卫监视对面的屋顶和窗户。除了官员和参加纪念仪式的人，任何人不得穿越路障。
“这次我们安排得更周到。即使是巴黎圣母院的屋檐内外都会布置警察，包括房顶和尖塔。所有参加弥撒的教士、祭司和合唱团的歌童都要经过检查，看是否有人藏匿武器。即使是警察和共和国卫队士兵也需要佩带明天早上天亮时才颁发的特别徽章，以免他试图假扮安全人员。
“在过去的二十四小时里，总统届时要乘坐的雪铁龙汽车已被换上了防弹玻璃。顺便说一句，这件事不能泄露一个字；就连总统也不知情。不然的话，他会暴跳如雷的。和往常一样，还是马罗克斯给他开车，已经告诉过他要比平常开得快些，以免我们的朋友试图向车辆射击。迪克雷还征集了一批身材极其高大的军官和官员，想把他们安排在将军周围，但不让他知道。
“除了这些，任何人进入总统两百米范围内就要被搜身——无一例外。这必然会使外交使团大乱，媒体也会威胁抗议。所有外交和媒体人员的通行证都会在明天天亮之后突然更换，以免豺狼化装成其中一个混进来。显然，任何人携带包裹或是长形物品，一经发现将被立刻赶走。好了，你觉得怎么样？”
勒贝尔想了一会儿，像个小学生试图向老师为自己辩解一样，在膝盖之间绞着手。事实上，他觉得在第五共和国里，警察的权力已经太大了。而他穷其一生，抓捕罪犯的时候，也只是把眼睛睁得比别人稍微大一点而已。
“我想，”他最后说，“他这种人绝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冒险。他是个雇佣杀手，为钱才杀人。他想要逃脱，去花他的钱。七月的最后八天里，他到这里进行侦察旅行期间，一定已经提前设计出计划。如果他对于逃生的途径没有预先考虑好，或者没有把握的话，他早就回去了。
“所以，他一定成竹在胸。他之前就知道，一年当中的这一天，解放日，戴高乐将军的骄傲将使他无视其个人危险，不允许自己待在家里。他可能也已经知道了我们将要采取的安全预防措施，尤其是在他的身份暴露之后，安全保卫措施将像您所说的那样严密，部长先生。但他还是没有回去。”
勒贝尔站了起来，不顾仪态，在屋子里来回踱步。
“他不回去。他也不想回去。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他可以做到，然后逃脱。这样的话，他一定是想到了什么别人没有想到的主意。可能是一个遥控的炸弹，或者是一支步枪。不过炸弹容易被发现，而且它会把所有东西都炸毁。所以一定是一支枪。这就是他为什么要驾车进入法国。枪在车里，可能焊在底盘上或者内部的条格上。”
“但是，他绝没有可能带着枪靠近戴高乐！”部长喊着，“没人能够接近他，除了少数人，而这些人都被搜过身了。他怎么能带着枪进入路障围着的区域内呢？”
勒贝尔停下来，看着部长，耸了耸肩。
“我不知道。但是他认为他可以，过去的这几天，不管他遇到什么样的周折，可他都侥幸没有失败。尽管他在世界上最优秀的两国警察面前暴露了，并被一直追踪着，但是他还是到了巴黎，带着一支枪藏了起来，也许还有另一副面孔和身份证。有一件事可以肯定，部长先生，不管他在哪儿，他明天肯定要露面。他一出来就一定会被发现他的本来面目。而这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老侦探的箴言：把眼睛睁大。
“关于安全预防措施，部长，我没有更好的建议了。目前的安排都很完美，事实上也无懈可击。所以我是不是可以在每个仪式的时候到处转转，看看是否可以找到他？这是唯一可做的事了。”
部长失望了。他本来希望能从这个探长这里找到一些灵光一闪的发现。十四天前，布维埃说他是法国最优秀的警探。而这个人现在建议说要睁大眼睛。部长站了起来。
“当然，”他冷冷地说，“就那么做吧，警长先生。”
当晚晚些时候，豺狼在朱尔斯？伯纳德的卧室里做准备工作。床上是法国老兵安德烈？马丁的一双破旧黑皮鞋，灰色羊毛袜，裤子和衬衫，佩有一根战争绶带的长军大衣，黑色贝雷帽。他把在布鲁塞尔做的假证件放在最上面的口袋里，这样，穿着这身打扮的人就有了他的新身份。
在这些东西旁边，还有他在伦敦买的轻质网状带子；五个看起来像铝质的管子，里面装着他那支枪的枪托、后膛、枪管、消音器和瞄准镜。在这些旁边放着一块黑橡胶块，上面嵌了五粒达姆弹。
他从橡胶块里拿出两粒子弹，用厨房工具箱里找来的钳子小心地橇掉子弹的弹头，把里面的火药倒出来，收好。那些已经没用的弹壳被他扔进了烟灰缸。他还剩下三粒子弹，足够了。
他已经有两天没刮胡子了，下巴上满是淡黄色的胡茬。这次他会用他在巴黎买的剃须刀片，而且会剃得很糟糕。浴室架子上放着须后水的瓶子——实际上里面放的是灰色的染发剂，扮詹森牧师的时候他曾经用过——以及酒精溶剂。他已经把马蒂？舒尔勃格的栗色头发洗掉了，并且坐在浴室的镜子前面，把自己的亚麻色头发剪得越来越短，直到头发剩下的发茬能像一把不齐整的刷子那样立起来。
他最后检查了一下，看明天的准备是否就绪，然后给自己做了一个煎蛋饼。在睡觉之前，他还坐在电视机前看了很多节目。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五日，星期天，天气酷热，是当夏气温最高的一天。一年零三天之前，中校让-马里耶？巴斯蒂安-蒂里和他的手下曾经在小克拉马尔附近谋刺戴高乐总统。尽管一九六二年那个晚上的计划没有实现，但他们的行动开启了一连串事件。实际上，只有今天在这个城市里酷热的星期日下午的这次行动，才是最后一切的终结。
当整个巴黎在庆祝从德国法西斯统治下赢得解放十九周年纪念日的时候，差不多有七万五千名士兵穿着蓝色斜纹哔叽制服，汗流浃背地维持秩序。由于媒体专栏狂热地向公众事先宣传，参加解放日当天庆典的人实在是人山人海。然而，当国家元首高视阔步地走过森严的士兵和警察方阵，主持庆祝仪式时，大多数来的人是看不到他的。
一大群官员和公务员尽管很高兴被邀请参加庆祝仪式，但都没有注意到他们自己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全是高个子。他们每个人站在总统周围都像是一个“人盾”。除了用这些人把戴高乐将军控制在公众视线之外，总统的周围还围着四个贴身保镖。
幸运的是，将军是近视眼，在公众面前又拒绝戴眼镜，所以他没注意到，在每个胳膊肘后面，在他的每一个侧面，都是罗杰？特西尔、保罗？克米提、雷蒙德？沙希亚和亨利？德茹代尔的巨大身影。
媒体把他们称为“猩猩”，而很多人认为这只是出于对他们外形的尊重。事实上，更实际的原因是他们走路的模样。他们每个人都是精通各种格斗的高手，胸部和肩膀肌肉发达。由于肌肉紧绷，背部的肌肉迫使胳膊从身体两侧伸出，两只手微微外张着摆动。另外，他们每人在左腋下都背着他们最喜欢的自动武器，更是强化了这种猩猩模样的姿态。他们走路时双手半张，时刻准备从肩部的皮套里抽出枪，向着刚刚露出苗头的“麻烦”开火。
不过今天没有麻烦。在凯旋门的庆祝仪式几乎进行得和计划中的一模一样。但是在广场周围的房顶上，有好几百人携带双筒望远镜和步枪，蜷在烟囱后面，监视着，守卫着。直到总统的车队最终驶入香榭丽舍大道，朝着巴黎圣母院开去，他们才全都松了一口气，开始从那上面爬下来。
在大教堂，情况还是一样。巴黎红衣大主教主持仪式，两边簇拥着主教和教士。他们所有人在穿上法衣的时候都已被检查过。在管风琴的楼厢里，两名警察挎着步枪埋伏在那里，监视着下面聚集的人群。这一点，即使是红衣主教也蒙在鼓里。朝拜者里有众多穿着便衣的警察，他们不下跪，更不闭眼，不过他们和其他人一样也在拼命地祈祷，那是古老的警察的祷词：“亲爱的主啊，请不要在我当班时出事。”
外面有些观众，尽管站在离教堂门二百米开外，但由于他们把手伸进了上衣，就被立刻赶走了。一个人是在腋窝挠痒，另一个则只是想掏出一包烟。
仍然是平静无事。房顶上的自动步枪也没有声音，也没有闷然轰响的炸弹声。警察们甚至互相扫视一下，以确保他们的同事都佩带了必配的徽章。这些徽章都是当天早上才颁发的，所以豺狼不可能复制一个并用来装扮成一名警察。有一名共和国卫队的警察把自己的徽章弄丢了，当即在被发现的地点被逮捕了，然后被送到了附近等候的一辆厢式车里。他的卡宾枪被拿走了，直到晚上才被释放。即使这样，还是叫来了二十个认识他本人的同事为他担保，向警察证实他就是他供述的那个人。
在纪念堂，气氛更是通了电一样，尽管总统似乎已有所察觉，但他并没有表示出来。在这个郊区工人居住地，安保人员估计，只要总统真的进入存放骨灰的纪念堂里面，那他就安全了。但当将军的车子行进到狭窄的街道，靠近监狱的时候，会在拐角处放慢速度，此刻，刺客可能会有所行动。
但事实上，那时候，豺狼正在别的地方。
皮埃尔？瓦尔雷觉得烦透了。他又热又渴，军装都贴在了背上，卡宾枪的带子勒在湿漉漉的衣服上，有点刺痛。现在正是午餐时间，他知道自己又要错过了。他开始后悔，真不该加入共和国卫队。
本来一切都很不错。他在鲁昂工作的那个工厂由于员工过剩而解雇了他。劳动介绍所的办事员指着墙上贴的一则广告，上面是一名穿着军装的共和国卫队士兵光彩照人的形象。仿佛在告诉世人，他的工作让生活既有未来，又有前景，还很有趣。画上的军装看起来就像是由巴黎世家①制作的。所以瓦尔雷就报了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