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幽灵文化的劣势1、九阴速成未扎根2、强于意志弱于思3、将才十足王气全无4、稳重有余灵活不足1、九阴速成未扎根从总体上讲，近现代是一个由西方文化主导的时代，非西方各国近现代成功与失败的关键，就在于是否得到了西方的东西，日本在近现代取得惊世成功这一事实表明，日本人有着超强的学习能力。日本人的这一能力有两个特点。一是非常迅速，用时极短。中韩等国经过百余年的适应调整才慢慢将西方人的东西拿过手，而日本人遭遇黑船事件后，实际只用了极短时间便取得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胜利，表明他们很快就将西方人的东西学到了家。第二个特点是成就极高。日本人从一个东方落后小国，迅速成长为西方列强之一，到了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甚至有登峰造极之势，以至于“日本第一”的呼声响彻全球。日本人能够拥有这一超强的学习能力，根因在于以斗士精神为本的日本幽灵文化，幽灵特质使得日本人能够迅速取用舶来文化。但常言道得好，凡有所得，必有所失，幽灵文化能够让日本人得到如此好处，形成如此优势，难道就没有坏处、劣势相随吗？历史事实表明这种逆向思维并非无的放矢。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就在快要登顶之际，日本人却突然沉寂下来，经历了一个又一个失落的十年，与美国的距离是越拉越远，现在已经再也看不到日本第一的希望。日本人为什么会为山九仞，功亏一篑呢？这是否就是因为幽灵文化的某种内在缺陷在作怪呢？学者们当然可以指出广场协议、房地产泡沫、人口老龄化等问题，但谁又没有问题呢？如果日本人真的是超级优秀，那他们就应该有克服这些困难的能力。他们没有能够克服这些困难，即足以说明他们并非超级优秀，即足以证明日本精神及其引导的幽灵文化本身存在问题。长时间趋势性的问题，不能以外因偶然来做解释，我们需要寻找内因。辩证观念显然支持我们做如是想。从根本上讲，优劣同源，成败同因，日本精神及其引导的幽灵文化能够给日本人带来特别的好处，自然也会有某种坏处如影随形。我们只是需要弄清，这些坏处具体是怎样的坏处，它们与其好处之间又是怎样的联系。当此时，我们还可以借鉴一些辩证思维材料，以帮助我们打开思路。金庸小说不仅刻画人心，也描述世情，而人心世情中就有很多的辩证哲理。金庸小说成功的要素之一，就是其对辩证哲理的深刻把握。当看到日本人的既快又好的超强学习能力时，我乃想起《倚天屠龙记》一书中的九阴速成功夫。在《倚天屠龙记》一书中，峨嵋派的小姑娘周芷若本来只算得武林中的三流高手，但在获得九阴速成功夫的秘诀后，习练不过一年多，便陡然间武功大进，足以与武林一流高手相抗衡，甚至在出其不意之际，轻松击败武当派高手俞二侠张六侠，在少林寺屠狮大会中傲视群雄。九阴速成功夫如此既快又好，与日本人的超强学习能力正好相似。但这既快又好的九阴速成功夫，却有极大的内在缺陷，如书中所言：（灭绝师太：）“……据我恩师转述郭祖师的遗言，那‘九阴真经’博大精深，本来不能速成，但黄女侠想到诛杀鞑子元凶巨恶，事势甚急，早一日成事，天下苍生便早一日解了倒悬之苦，因之在倚天剑的秘笈之中，写下了几章速成的法门。可是办成了大事之后，仍须按部就班的重扎根基，那速成的功夫只能用于一时，是黄女侠凭着绝顶聪明才智，所创出来的权宜之道，却不是天下无敌的真正武学。这一节务须牢记在心。”……俞莲舟正待补上一脚，当场送了他的性命，蓦地里青影闪动，一条长鞭迎面击来。俞莲舟急忙后跃避过，那长鞭快速无伦的连连进招，正是峨嵋派掌门周芷若为夫复仇来了。俞莲舟急退三步。周芷若鞭法奇幻，三招间便已将他圈住，忽地软鞭一抖，收了回来，左手抓住鞭梢，冷冷的道：“此时取你性命，谅你不服。取兵刃来！”……周芷若手中的软鞭犹似一条柔丝，竟如没半分重量，身子忽东忽西，忽进忽退，在殷梨亭身周飘荡不定。张无忌越看越奇，心想：“她如此使鞭，比之渡厄、渡难、渡劫三位高僧，又是截然不同。”他初时只道峨嵋派中另有邪门武功，但此时看了她犹如鬼魅的身手，与灭绝师太实是大异其趣，心下隐隐竟起恐惧之感。范遥忽道：“她是鬼，不是人！”这句话正说中张无忌的心事，不禁身子一颤，……周芷若突然间长鞭抖动，绕成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圈子，登时将殷梨亭裹在其间。太极拳和太极剑都讲究运劲成圈，周芷若长鞭竟也抖动成圈，鞭圈方向与殷梨亭的剑圈相同，只是快了数倍。殷梨亭剑上劲力被她这么一带，登时身不由主，连转了几个身，青光一闪，长剑脱手上扬。周芷若长鞭倒卷，鞭头对准殷梨亭天灵盖砸了下去。俞莲舟纵身而起，右手抓住了软鞭的鞭梢。周芷若裙底飞出一腿，正中俞莲舟腰胁。俞莲舟一直捉摸不定周芷若诡异的鞭法精要所在，待得见她抖鞭成圈，夺落殷梨亭手中长剑，登时心中雪亮：“原来她功力不过尔尔，这几下抖鞭成圈，比之我们的太极拳功夫可差得远了。”一抓住鞭梢，拚着腰间受她一腿，左手探出，正是一招“虎爪绝户手”，直插周芷若小腹。……张无忌回过头去，只见那黄衫女子和周芷若斗得正紧。黄衫女子一双空手，周芷若右手鞭，左手刀，却兀自落于下风。黄衫女子的武功似乎与周芷若乃是一路，飘忽灵动，变幻无方，但举手抬足之间却是正而不邪，如说周芷若形似鬼魅，那黄衫女子便是态拟神仙。张无忌只看得两眼，已知黄衫女子有胜无败，义父绝无危险，但见她出手之中颇有引逗之意，似要看明周芷若武学的底细，要是当真求胜，早已将周芷若打倒了。……只听那黄衫女子一声清叱，左手翻处，已夺下周芷若手中长鞭，跟着手肘撞中了她胸口穴道，右手箕张，五指虚悬在她头顶，说道：“你要不要也尝尝‘九阴白骨爪’的滋味？”周芷若动弹不得，闭目待死。……他越想越是明白：“是了，当时在小岛之上，我以九阳神功替她驱毒，她体内竟有怪异内力，隐隐与我相抗，越到后来，这股怪异内力越强，显是她修习的内功日有进境。唉！她为了急于求成，不及好好扎扎下内功根基，以致所习均是可以速成的阴毒功夫，终究达不到上乘武学的巅蜂境界。她虽然打败了俞二伯与殷六叔，但其实只是凭了怪异之极的招数，占了出其不意之利，便如当日我败在总教风云三使手下一般。芷若的真正武功，毕竟与俞殷二位相差甚远，日后倘再交手，她非死在武当诸侠手下不可……”从书中看来，九阴速成功夫的最大问题，就在于未做扎根基的功夫，以致于根基不固，终究达不到上乘武学的巅峰境界。类比过来，日本人的超强学习能力，是否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呢？我们发现道理正是如此。以斗士精神为体，以舶来文化为用的日本幽灵文化，实际舍弃了舶来文化的根本精神，将舶来文化物理化条款化，只是取用其中的一些有用条款，正是弃本取用之术。舶来文化的根本精神在日本遭到舍弃，这早已为许多学者所留意。比如在《菊与刀》一书中，本尼迪克特曾写道：七世纪以来，日本一再从中国引进伦理体系，“忠”、“孝”原来都是汉文。但是中国人并没有把这些道德看成是无条件的。在中国，忠孝是有条件的，忠孝之上还有更高的道德，那就是“仁”，通常被译作“benevolence”，但它的含义几乎包罗了西方一切良好的人际关系。父母必须具有“仁”。统治者如果不“仁”，人民可以揭竿而起，反对他。“仁”是忠义的先决条件。天子之所以能享有帝位，是因为他在施仁政。文武百官也是如此。中国的伦理学把“仁”作为检验一切人际关系的试金石。中国伦理学的这一前提，日本从未接受。伟大的日本学者朝河贯一在论及中世纪两国的这种差异时写到：“在日本，这些观点显然与天皇制不相容，所以，即使作为学术理论，也从未全盘接受过。事实上，“仁”在日本是被排斥在伦理体系之外的德目，丧失了它在中国伦理体系中所具有的崇高地位。……由于“仁”被彻底排斥在日本人伦理体系之外，致使“仁”形成具有“法律范围以外之事”的含义。比如提倡为慈善事业捐款，对犯人施以赦免等等。但它显然是份外的事，不是必须如此。“行仁义”，还有另外一种“法律范围以外”的含义，即是指在地痞流氓之间通用的道德标准。……在现代用法中，“行仁义”的地位更加低下，常在议及应受惩罚的不良行为时使用。（菊P82）森岛通夫也说：“日本的儒教，从圣德太子以来，几乎一直不重视仁慈和正义，而强调忠诚、孝顺和智慧。在日本，‘仁义’一词被用来表示风行于黑社会的一种特定的道德准则。）（为P136）可以说，儒学的根本精神，在日本已经被抛到了一边。同样，西学到了日本，也未能免于根本精神遭到抛弃的命运。西方文化以自由、民主、科学为根本，可是这些根本性的东西，在日本并未受到重视，如森岛通夫在《日本为什么成功》一书中所言：战后日本被置于美国统治制度下。不过，意识形态的类型却像迄今为止的一样，完整地保留下政府作为正统观念而加以支持的儒教（即日本式的儒教）。佛教和神道教这两种主要的异端则为人民所信奉，也得到了法庭的尊重。……因此，当我们看到日本资本主义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民族主义的、家族式的和反个人主义的时候，就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了。在现代日本历史上最糟糕的阶段（它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甚至发展了一种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经济。这种经济不顾人民的福利而强调军事力量。尽管战后阶段日本经济获得了成功，但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勃兴和成熟的前景在日本依然是极其遥远的。（为P27）战后初期是日本的传统文化和道德的危机时期。人民大众对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丧失了信心，甚至憎恨它们。尽管如此，西方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并未在日本坚定地扎根。工会在战后阶段被作为自由化政策的一部份而受到占领军的鼓励，但最终还是转变成了十足的“日本式”的“企业工会”，就像企业管理也被看成是十足“日本式”的管理方法一样。（为P241）科学教育强调工程学而忽视自然科学的现象可以一直追溯到明治时代。这种现象可以视为“日本的精神加西方的技术”的政策的自然结果。从明治时代开始，日本就一直特别注意以最快的速度引进西方的技术，改进它们，使它们适用于工业生产，以便加强军事和经济实力。对于这些技术的学术基础到底是什么这一类的根本问题，日本人并不希望自己去探讨。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日本的精神都在排斥科学——这个可以称为西方精神中的主要因素。（为P258）总的看来，民主、自由、人权、科学等西方精神并没有能够深入日本人的心中，西方文化只是做为一种外用之术而被日本人所接受。今天的日本国虽然从表面上看起来象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只是因为它被绑在了美国的战车上，不得不追随西方民主国家。当然，同时这也是因为，当今世界的文明潮流是民主、自由，自视优越追求名誉的日本民族，当然也乐于披上民主、自由的外衣。但外衣终究只是外衣。舍弃舶来文化的根本精神，使之物理化条款化，结果就是日本化的舶来文化失去了生命活性。没有生命活性的日本舶来文化，比之母本文化，自然差了一等，日本人不能登顶，也就在情理之中。失去生命活性的舶来文化，其最明显的问题就是失去变化发展的能力，不能与时俱进，不能适应调整，这样，当时事变迁，需要主导文化进行相应调整适应时，母本文化能够做出相应的反应，而存于日本的舶来文化却没有这种反应能力，从而会让日本人又陷入落后的境地。古代日本人需要持续不断地从中国引进文化，就是这一原因。而总是需要跟在别人后面跑，当然就没有登顶的希望。在金庸小说中，修习九阴速成功夫的人，后来仍可以重做扎根基的功夫，从而习得真正的九阴真经，但这一说法却不适用于日本人，因为日本幽灵要想得舶来文化之用，就必然舍弃舶来文化的根本精神，而以斗士精神自身为根基。要想扎下舶来文化的母本根基，就会造成对斗士精神本身的舍弃，如此就不是舶来文化的日本化，而是日本人同化于舶来文化。因此，坚持斗士精神的日本人，只能习炼九阴速成功夫，而与九阴真经无缘。因此日本人的潜能终究有限。从最外显的层面来说，以斗士精神为体，以舶来文化为用的日本幽灵文化，其成功的关键在于学习，而当日本人看到登顶的希望，即将超越一切而成就日本第一时，他们就失去了学习对象，而这样一种局面的出现，会让习于学习的日本人不知如何自处，甚而至于神思恍惚，犯错误也就在所难免。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日本犯下房地产泡沫等错误，最终失去了日本第一的希望，乃是无法避免之事。可以说，他们不犯这样错误，就会犯那样错误，总之必然会失去日本第一的希望。日本人乃是百尺竿头，难以再进一步；为山九仞，必须功亏一篑。表面上看起来好象是非常可惜，因某某故而未能成就日本第一的伟业，实际却是，日本人因其潜能有限而必然会丢掉日本第一的希望，这儿的问题不是偶然性，而是必然性。今天的日本再也看不到日本第一的希望，便是对其在将要登顶之际所犯错误的必然性的证明。2、强于意志弱于思日本幽灵体用二分，九阴速成功夫根基不固的问题出于“用”这一方面，那么，在体这一方面又如何呢？从这一方面，我们首先发现的是日本人的智力问题。日本斗士精神尚武尚勇，所倚重的是个人的意志，而非智力。日本人的自我控制，日本人的行动精神，要求意志与行动之间毫无障碍，心有所想，便能立刻付诸行动，这对于日本人养成良好的执行力当然非常有帮助。但在另一面，习于这样的训练，就必然疏于智力训练，从而造成智力有限，弱于思维的结果。亦即日本人强于意志弱于思。日本人制定计划的过程往往较为缓慢，难以拿定主意，但只要主意拿定，计划形成，日本人既能雷厉风行地予以执行，这便是证明。冷战时代的一个说法，第一天美国人宣布他们发明了什么什么，第二天，俄国人宣布他们也发明了什么什么，第三天，日本人将这什么什么的产品推到了市场上。这一说法也可以表明日本人的强于行动而弱于智慧的特点。最近的例子，则是日本出云号航母的入役。世界其它国家的航母发展计划，通常都会在实施过程中不断调整进度，唯有日本人能够严格按照既定的时间节点一步步准确地完成相应计划，给人以分秒不差的感觉。这表明日本人有很好的执行力，是强于意志的日本人。但在另一方面，当代日本在战争路线与和平路线之间不停摇摆，想要通过洗白历史以恢复日本名誉，通过军事化以恢复日本的“正常”，逆历史潮流而动，又表明日本人实在智慧有限，是弱于思维的日本人。不同民族的智力水平很难说有什么源于人种基因的差异，但基于文化道统的差异却是实实在在的，因为人类的后天智力，终究是通过文化的训练来养成。日本幽灵文化丢掉了舶来文化的生命活性，舶来文化对其智力的训练始终是差强人意的；而做为其本体的斗士精神，以原始斗争本能为基础，能够训练日本人的意志，却难以训练日本人的智力，日本人的智力必然因此受到影响。斗士精神之体在本质上是一种原始斗争本能，它无助于日本人智力的培养，这也许没有什么疑问。但说到舶来文化，也许有人会说，舶来文化的内在精神，也不是时时被日本精神所克制，为什么日本人就不能够通过舶来文化的训练实现其智力培养呢？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根本的回答还在于舶来文化的日本化，即舶来文化到日本后已经被日本人改造，变成了工具性条款化的东西，因此其训练日本人智力的能力已经大为减弱。在这一根本性的回答之下，为强化人们的感觉，我们可以稍做进一步的分析。日本化的舶来文化具有一些不利于智力培养的特点，首先是缺乏哲学思维。儒学、佛学以及道家思想传到日本后，其中的根本精神已经被日本人抛弃，相关的哲学思维当然会被抽离殆尽，因此在日本，有儒教，而无儒学；有佛教，而无佛学，至于道家，则更是只有一些迷信道术被日本人留用，道家思想则是被全盘抛弃。就是极力鼓吹日本的新渡户，在《武士道》一书中也不得不承认：“另一方面，日本国民的缺点，也需要武士道来负责任。我国缺乏深邃的哲学——许多青年在科学领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取得世界性的声誉；但是在哲学领域，却始终没有出现什么人才——其原因也当归结为在武士道的熏陶下，忽视了对于玄思的训练。”（武P118）一个民族的哲学思维，决非无聊的概念游戏，在现实的层面上，它是体现为人们面对其生产生活事务的一些基本态度，表现为人们在其人生中坚持的种种主义、理念、价值观，在现实生活起着指引方向的作用。从长远来看，人们总需要对他们的生活有一种判断力，有一种前瞻的眼光，从而以此确定基本的人生社会路向。当然，主义的探讨有时很玄乎，很有可能不切实际，从而影响实际的行动，因此在中国，曾经有人倡导“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而日本人没有哲学，也就没有主义，他们天然地选择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道路。没有哲学，没有主义，日本人在实际行动中自然就会成为但求有用不求合理的日本人。没有合理性的思维，长此以往，自然就会导致日本人智力水平之不足。缺乏哲学思维的影响，在宏观思维中表现得最为明显。通过周密的计划，日本人可以在军事、经济、外交等各领域展现出很好的技战术水平，但却常常因为战略失误而遭到失败，这就是他们缺乏宏观思维的证明。就比如日本人当年曾经凭直觉知道：欲要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欲要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但在那时候，他们并没有认真想过如何征服中国。实际上，他们那时候只想征服“支那”，他们的说法是，欲要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然而中国终究不是支那，不能正视中国之为中国，而只知其为支那，即使皇军铁蹄达于中国四境，也不足以构成对日本帝国的支持。既不能真正征服中国，又何谈征服世界？又比如现在的日本，挖空心思想要玩弄美国，敲打中国，常常表现出很有手段的样子，但在大方向上，他们的判断力则显然是成问题的。他们希望象纳粹德国当年玩弄英法一样玩弄美国，却没有看清，今日美国显然不是当年的英法，是不可能轻易被日本人玩弄的；他们也希望象日本帝国当年随意攻击旧中国那样，可以随意敲打今日中国，却没有看清，今日中国尽管也有种种问题，但却显然已经不是当年的旧中国，是不可能被日本人随意敲打的。战术再精，可是战略方向却失误，也是不会有好结果的。但是有人会说，今日日本难道不是一个技术大国吗？技术上的成就难道不可以做为日本人的智力证明吗？我们的回答是，日本人在科学技术研究中虽然也取得了看似卓越的成就，不过是因其勤奋与认真，即所谓勤能补拙。日本科学技术方面的杰出人物，通常没有爱好科学技术本身的热情，却有希望取得成就，超越他人战胜他人，以成就个人名誉及日本名誉的激情。在他们身上，人们可以看到勤奋，看到认真，却看不到多少天才的闪光。他们是斗士，却不是学者。因此，不要说哲学思维，价值观念，就是在科学技术方面，日本人也缺乏引领潮流的能力，他们只有跟在别人后面跑，永远不可能领跑。日本人之所以在冷战后时代会出现一个又一个失落的十年，从经济角度看，关键的原因不在于其家电等产业的衰落，而是在于其没有能够引领信息产业。在汹涌澎湃的信息大潮中，日本人明显掉到了美国人后面，从而再也无力与美国人相争。日本斗士精神展现了一种自我掌控，努力奋斗，决不服输的意志力，但个体能力的发挥，除了意志力外，还有智力方面的问题。日本人有时候让人感到很可怕，而有时候却又让人感到并非那么可怕，其原因就在于此。日本人虽然有所欠缺于智力，但好在他们还有学习精神，幽灵特质决定了日本人必须努力向外学习。但由于智力水平的不足，日本人的学习不得不以模仿为主。日本人缺乏真正的创新精神，很多时候，他们的所谓创新，不过是一种杂合。创新能力的缺乏，同样决定了日本人难以真正登顶。当然，日本人也不是全无创新，只不过其创新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创新总是要以自己所有的东西为本，我们所知的是，在接受中原文化影响之前，绳纹时代的纯正“日本文化”有一大突出的成就，那就是绳纹人在陶器、石器的加工制作过程中培养出了高度的艺术才能。以此为本，后世日本人实际上具有较好的艺术创新能力。林语堂在《中日之国民性》一文中写道：“日本人在过去由中国学到的事物，有的用之得当，有的用之不当。在他们的历史上，似乎从来没一个大哲学家。但是在很多其它事物上，他们反青出于蓝。在诗、画、插花、房舍等装饰的各种艺术上，他们取得了中国人的精粹，且当中国已经忘弃了的时候，他们仍然保留着那种精粹，并在许多方面，重建了他们自己的风格、式样，在东方艺术的范围以内，日本人自成一家。他们把十七言诗改进为韵文式，就表现了他们的成功之处。”此言说明，日本人缺乏文化精神的创新能力，但却有很高的艺术才能，不仅能够成功吸取外来的艺术成就，而且具有开创独特的日本风格的艺术创新能力。这种艺术创新能力，还使得日本人具有将舶来文化进行艺术化发展的能力。比如日本人的茶道艺术即是如此。日本人吃茶的历史并不长。茶叶东传，据认为最早也是在遣唐使时代，饮茶习俗的流行，则已是入宋僧荣西撰写《吃茶养生记》（1211年）之后，但此后日本人迅速发展出一种茶道艺术来，到16世纪，独特的日本茶道已经成型。日本茶道追求“和敬”、“幽玄”的境界，茶室、茶具等皆有讲究。在这一方面，中国人显然不如日本人。又比如日本人的礼仪也是学自中国，但日本人显然将礼仪发展到了更高境界。据新渡户稻造的观察，日本人的礼仪虽然繁锁周密，但却是最经济最优美的，这表明日本人的礼仪已经艺术化，否则就不足以论其“经济与优美”。现代日本人在漫画方面也表现出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平。而这除了日本人的艺术潜质的支持外，还与日本精神的原始本性有关。原始本性当然比意识自觉的文化更接近于人类的童年，因此日本人心中也应该潜藏着一种童年心态，所以他们能够比世界其他的人们对漫画更感兴趣，从而能够将漫画发展到很高的水平。尽管如此，但这些艺术创新能力，终究不具有决定性意义，不能改变日本人难以登顶的文化命运。提振意志的精神力量，并不具有无限的能力。3、将才十足王气全无此所谓将才，是指出将入相之才，此所谓王气，是指成就王霸事业的气度形象。要登顶成为世界第一，需要将才，更需要王气。说到将才与王气，这是一个悟性层次的概念，理性的分析难以把握其要旨，人们的理解，也基本上是感性基础上的会悟。但我们无法在这里铺垫太多的感性材料，只能做一些理性化的功夫，既然如此，也就不必苛求理性的圆满，略具其意即可。人类乃是群体化的人类，个人要成为群体中之第一者，或某群体要成为诸群体中之第一者，都必须要有一种王者气度，王者风范，即使不能一统天下，令天下人归心，也要能够制定一种行为规则，树立一种价值观念，而令世人有规矩可循。如此世界乃而可以有基本的稳定，人们彼此能够相安无事。拿今日中美做比较，王者气象问题就甚为分明。中美的真正差距，不在军事，不在经济，而在于王者气象。美国没有一统天下的能力，甚至做为盟主也并不真正令其伙伴心服，但美国人终究还是有一些王者气象。他们有一个明确的理想蓝图，让人们知道美国是为什么样的美国，对于美国人在什么情况下会有什么样的行为，外人能够有基本的预期。这一理想蓝图为这个世界制定了一些行为规则，树立了一种价值观念。尽管美国人的行事常令别国感到不满，感到不公，但一旦这个世界有事，人们还是会想到美国，希望美国带头。美国终究有一种王者风范，这是当今美国能够超越于所有其它国家之上，而成为唯一超级大国的根本所在，超强的军事、经济力量，不过是起了外在支撑作用而已。古代中国当然更富于王者气象，但今日中国显然还没有能够恢复元气。虽然今天的人们都在谈论中国的崛起，但崛起后的中国终究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中国，人们却心中无数。不仅外国人不清楚，就是中国人自己，其实也不清楚，如此，即使中国人具体做事很讲道理，很讲公平，却也难以令人信服。中国没有能够制定必要的行为规则，也没有能够提供令人心向往之的新的价值观念。缺乏王者气象的中国，在这个世界上还不能与美国人相争。略作铺垫之后，便来说日本人的王气问题。如果说中国人的问题是未能恢复其王气，日本人的问题则是根本没有王气。日本精神给予日本人的只是将才，日本人可谓将才十足，但却王气全无。将整个斗士精神三分体系的图示展开在眼前，将那里面罗列的概念巡视一番，我们能够产生什么样的感觉呢？通常而言，我们感觉到的乃是一个意志昂扬的孤独的斗士，即使是他的沉着冷静，那也是蓄势待发，其中绝没有悠闲的意味。而这样的斗士，可说将才意味十足，即能够做事。但这样的将才虽能做事，却难以服众，首要之点是在于他的孤独。日本人一心想要超过他人战胜他人，但被超过被战胜的人们是不是就会对日本人服气呢？即使人们承认了日本人的战胜，但也还希望日本人能够善待他们，而日本人的问题就在于，他们永远只是一个大和的小群，从来没有世界大同的蓝图。具体就群体组织而言，日本精神只给他们提供了一种等级秩序观念，这种等级秩序观念要求被超越被战胜者要服从于日本人，听由日本人宰割。而这样的日本人当然无法让人服气，因此日本人终究是孤独的日本人，他们的大和小群，注定他们在外人面前缺乏王者气象。不仅是对外，就是在其内部事务中，日本人也缺乏王者气象。日本人能够集合为一个坚硬的团队，全赖日本精神的支持，而不是王者的统领。日本经历了数百年的幕府统治时代，而幕府的最高长官乃是将军。幕府统治也许是日本人“将才十足王气全无”的最好表征。幕府将军未推翻天皇家族而自立为王，固然是因为天皇家族垄断了日本文化，但与日本将军缺乏王者气象也不无关系。缺乏王者气象的日本将军，当然最适合当将军而不是当皇帝，因此，能够成立幕府以操实权，他也就心满意足了，又何必劳神苦思，去想什么帝王之道。就是天皇家族自身，显然也缺乏王道兴趣。在中国，有王道霸道之辩，日本人则根本没有这些，他们纯是凭本能行事。平安时代，为对抗摄政、关白政治，乃有日本天皇退位当上皇，或者出家当法皇，以此开设院政，搞“法王执天下政”。但这样一来，就更显示出天皇本身毫无王者气象。进入当代，王者需要制定行为规则，树立价值观念，或者说要有一种意识形态，而日本人的问题恰恰在于，他们没有行为规则和价值观念，更谈不上意识形态。日本人所有的只是超越他人战胜他人的意志，为此他们有一种善变的伦理，持久不变的只是对日本名誉的追求。即只要能够超越他人战胜他人，能够实现日本名誉，怎么干都行。本尼迪克特即曾明确日本人的善变的伦理，她说日本人没有什么原则和主义是必须坚持的，为实现日本名誉，需要他们拥有什么原则和主义，他们就拥有什么原则和主义。这样干虽可以得到实利，但却完全丢掉了王者气度。日本人只研究问题，不谈论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便可以说明这方面的问题。在明治维新过程中，日本人曾经认真研究了很多问题，如研究教育体制、陆军建设、铁路建设等，但却没有研究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等根本性问题，在这些问题上，他们的选择流于一种偶然性。如森岛通夫在《日本为什么成功》一书中所说：“英国内战是由于中产阶级的反抗而引起的，因此在内战之后，英国政府无须承担创造实业家的任务；然而在日本，培养实业家的任务却是必须立即着手进行的事情。由于私人实业家很软弱，政府自己不得不来扮演实业家的角色。如果明治维新进行得稍晚了一点的话，那么日本现在很可能已经变成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或一个民族社会主义国家。然而在当时，社会主义还不过是一种理论上的计划。在一场国家之间的竞赛中，日本一开始就站到了国家资本主义的起跑线上。”（为P135）本尼迪克特也说：“他们根本没有把自己的任务看成是意识形态的革命，而是当做一项事业。他们心中的目标就是要使日本成为世界上一个举足轻重的强国。（菊P55）没有意识形态的日本人，无法让日本的外人形成心向日本的向心力。相反，斗争意识的彰显，反而让外人感觉到与日本斗争的需要。以前说中国的留学生，留美的多亲美，留日的多反日，这就是区别所在。但是现在的安倍、麻生等人却东施效颦，在围堵中国的时候说什么价值观外交，似乎是要向美国人看齐，却不知日本人的最大问题就在于没有价值观，只有胜负观。在外人眼中，日本人与美国人根本就是两回事，要代替美国在中国周边当副盟主，日本人还缺乏王者气象。有将才，无王气，这对于日本人的外交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日本人总希望自己在世界格局中占有一个领袖位置，但只要与美国人一比较，人们就会发现，日本人实在缺乏领袖气质。在与德国人的比较中，这一点尤其分明。日本人总觉得自己应该当亚洲领袖，但只要与德国人一相比，人们就会觉得，今日日本人实在缺乏领袖担当。毕竟，在日本之外，领袖远不是强者执权这么简单。这里面必须要有一些王者气度。具体到东亚，日本人王者气度的缺乏，日本人王者气度的缺乏，从其历史态度和道歉意识中即可以简单看出。首先说历史问题。在中韩两国人民想来，如果日本人能够象德国人那样深刻反省其侵略历史，则他们也可以原谅日本人，大家可以重新开始。而这样的重新开始，对于日本人的东亚地位实际至关重要，偏偏日本人不是用心于反省历史，而是用心于否认历史，恰如掩耳盗铃，以为只要自己忘却那段历史，那段历史就不存在了。日本人不但否认慰安妇，否认南京大屠杀，甚至还要玩文字游戏，说什么侵略一词无明确定义，因此不存在日本侵略一说。如此这般的历史态度，当然无助于日本人走向未来。德国人的榜样，他们为什么就看不到呢？说到底，日本人根本就是没有历史的日本人，他们的历史观，实在只是有用历史观。在斗士精神指引下，日本人不讲合理，只讲有用。讲合理性的民族，总希望从历史中获得某种经验和教训，而这一切的基础，就是承认历史事实本身，因为只有从真实的历史中才可以获得真知，因此他们有一种尊重历史事实的基本心态。但是日本人却是以有用眼光来看待历史，他们只希望记得于日本名誉为有用的历史，甚至根据日本名誉的需要来构造历史。在当今世界，侵略、大屠杀、慰安妇等往事，乃是有损日本名誉的，而大东亚圣战却是有益于日本名誉的，因此日本人愿意记得的历史乃是大东亚圣战，而不是殖民侵略。中韩两国老是要日本人反省历史，但如果日本人不反省其斗士精神，就无法反省历史。再说道歉问题。在中韩两国人民看来，日本人就其侵略行为道歉，乃是一个善恶是非的道德问题，是要日本人承认他们从根本上做错了。但是从斗士精神出发，日本人的道德却不是以人际善恶为本，而是以行动品位本身的高下为本。在中国人韩国人看来，对与错，是基于对他人的善与恶，但日本人不这样看，他们理解的对与错，是行动本身的品位高下，行动品位高，那就是对，行动品位低，那就是错。因为这不同的评价体系，日本人可以在南京滥杀无辜，但也可以向狼牙山五壮士脱帽致敬。在日本人看来，中日战争就象两个人街头打架，说不上谁对谁错，但打架时的斗品却有高下，那些斗品低的南京平民，杀了也不可惜，而斗品高的狼牙山五壮士，那就值得人尊敬了。至于五壮士也许打死了不少日本人这回事，他们是并不介怀的。反过来，他们杀了多少中国人，乃至于干了多少**掳掠事，自然也是不用介怀的。当然，有时候迫于中韩的压力，日本政客也道歉，不过他们道歉的出发点，与中韩的期望又不同。中韩两国人们希望日本道歉，是要他们承认自己做错了，不该搞侵略；而日本政客道歉，却是因为他们觉得，中国人韩国人需要这样的道歉，就象街头打架，中国人韩国人打输了，丢了脸面，便非得要日本人道歉，否则便顺不下这口气，便不愿与日本人和好。于是日本政客想，那我就大度一点，照顾一下你们的面子，让你们顺一下气吧，于是他道歉。可是道了歉之后，他发现中国人韩国人仍然不依不绕，说他的道歉没有诚意，这下日本政客就不干了，心想我已经委曲自己向你们道了歉，满足了你们的需要，你们却继续无理取闹，不断地要求道歉，那我干脆懒得理你们了。于是日本政客现在不但不道歉，反而回过头来找中韩的麻烦，他觉得这是中韩应受的惩罚。说到底，日本人至今仍在坚持丛林法则，而这又是基于斗士精神的影响。4、稳重有余灵活不足如上三节文字，已经说明日本人何以不能登顶。从哲理上讲，不能登顶，自然的趋势就是掉头向下。日本人在冷战后时代的相对衰落，即证明了掉头向下的趋势。现在就来看日本人具体如何掉头向下。日本人掉头向下，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日本精神的潮涨潮落。但此因素既然最为重要，我们也就有必要单独开辟一章进行分析。在本章的最后一节，我们可以分析一下信息时代的到来对日本人造成的影响。日本人的失落年代，从政治角度看，与冷战后时代基本一致，这可以让人产生很多联想。但换一个角度，我们就会发现，这正好也是人类开始进入信息时代。两相比较，日本的失落与冷战的结束虽然也有一定联系，但更重要的联系却在于信息时代的到来。美国人摆脱日本人的追赶，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美国信息产业的强势崛起，日本人不仅在各种软件上输给了美国，就是在信息硬件产品上，现在对美国人也有了望尘莫及之感。比如在现在的智能手机领域，美国人的苹果手机引领了时代潮流，而日本人的智能手机却是全面溃败。不但败给了美国人，甚至败给了韩国人中国人，现在的日本斗士实在有颜面扫地之感。但如果将一切归结为日本精神的低落又显然是不恰当的，因为我们知道，日本人虽然在电脑、智能手机的整机竞争中失利，但却掌控了电脑与智能手机的许多关键零部件。据说中国的智能手机，其摄像头的供货就完全依赖于日本。而且，在手机的功能机时代，日本人也有过曾经的辉煌。精于某些零部件而败于整机，尤其败于软件开发，那么，我们将如何分析日本人在信息时代的成败呢？能否归结为日本人不重视信息呢？显然，这样的归结是错误的。日本人决非不重视信息的日本人，如果了解到日本人收集中国信息的热心程度，我们甚至可以说日本人是信息狂。比如凤凰网上的一个说法，说日本人对中国各地矿产资源的了解程度，比中国的许多专家还要深入，深入到明确了解某小山村有什么矿，储量多少，品位如何，而中国的专家们却常常大而华之。那么原因究竟在哪里呢？我们发现，日本人的心灵特质能够适应稳重行为的需要，却不适应灵活思维的需要，这是造成日本人信息失利的重要原因。日本人的心灵特质稳重有余灵活不足，无法适应信息时代灵活思维的需要。信息时代为什么需要灵活的思维？这可以从多方面予以说明，而其中最简单的说明在于，信息时代相关产品，无论是软件还是硬件，更新换代的速度都很快，对此，应该说人人都有深刻的印象，此前工业时代相关产品更新换代的速度，与此根本无法相提并论。虽然现在的汽车型号也加快了更新换代的速度，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显然也是因为受到信息时代节奏加快的影响。而不断更新换代，当然就需要主其事者有思维的灵活性。但日本人却很难灵活起来。日本幽灵文化是以日本精神为体，以舶来文化为用的体用二分的文化，无论是从体的一面，还是从用的一面，我们都会发现，日本人是稳重有余而灵活不足的日本人。从体的一面说，在日本精神的指引下，日本人乃是充满自我克制精神的自重的日本人，其行动中的自重是要求日本人谨慎再谨慎，要充分了解情况，制定完善计划，并在行动前做好充分的准备，务求成功避免失败，而如此自重的结果，自然是让日本人稳重有余而灵活不足。因为思维一旦灵活，便会不够谨慎，从而不成其为自重的日本人。自重使得日本人在信息产品的研究与生产中精益求精，从而获得某些高质量的零部件，乃至功能机时代的高品质手机，但对智能机的灵动善变却感到应付为难。从用的一面说，为日本人所用的舶来文化，已经遭到物理化的处置，失去其原有的生命活性，成为机械化条款化的东西。日本人习于此机械化条款化的东西，自然会养成机械化古板化的思维倾向，从而不能适应灵活思维的需要。其结果，便是造成日本人信息适应的困难。日本人在信息时代掉头向下，开始一个又一个失落的十年，这就是原因所在。当然，这样的解说未免有些简单，最好是举一些日本人的思维实例来做说明。不过，这样的工作，最好还是交给那些希望获取进一步了解的人自己去做。
<ahref=http://www.*****.com/?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