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一生多变，新大陆之行后，形成了他政治及文墨生涯的又一个新的转点。
如前所述，新大陆之行是梁启超渴望已久，而成行之后又是极富收获的一次游。他所到之处，备受华侨的欢迎。其间他前往著名学府哈佛，拜望了已76高龄容闳先生，向他请教谋国之大计方针。梁启超并与国务卿海约翰会谈了两个小，受到了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接见。
波士顿留给梁启超的影响是最深刻的，他在这里停留了9天，有一半时间作演。当地新闻媒界以浓重的笔墨、大版的篇幅报道了梁启超极为动情动人、富有思魅力的演讲，以及盛况空前的欢迎场面。
1903年5月26日的《波士顿晚报》说：
大共和国的梦想，使全部唐入街颤抖。梁启超借助描绘未来之新中
国，唤起了潜在的爱国热情，东方的马克·安东尼告诉中国人，他们怎样
处在奴隶的地位。
梁启超的演说，常常是在暴风雨一般的掌声之后，听众仍不愿离去，这个时候在讲台上频频挥手的梁启超却是百感交集的。
他刚从波士顿港口来到这个讲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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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顿港口是一个平常的港口，却因为偶然地成了美国独立战争导火线所在。而不朽于美利坚的史册。波士顿倾茶事件源于北美殖民地人民夜袭英国货船，们将几十箱茶叶倾入海中，由此触发美国独立战争。梁启超漫步波士顿港口，看旨舶来往，听汽笛嘶鸣，能不想起广州虎门炮台以及林则徐焚烧鸦片之举？在梁启看来，发生于中美不同时期却同是针对老牌英帝国的两个事件极为“相类”，结壬却天差地别：“美国以此役得十三省之独立。而我中国以彼役启五口之通商。”
波士顿，你能告诉梁启超什么？
梁启超是满怀着对西方民主共和制度的憧憬与向往前往美国的，到了美国之，他却声言他将告别共和。
一个人有什么样的信仰、政见，这是极为个人化的，但因为这个人是叱咤风云勺梁启超，其骤然之变便语惊四海了。笔者已经在前文中写到过促成粱启超不主张乓和的原因之一，是对美国华人社会的种种失望，由此想到中国人的素质，中国国己性的弱点，促使他对能否立即在中国实施民主共和制度作出新的思考与判断。
这一思考与判断的结果是：梁启超又重新回到了改良主义的营垒中。
也就是说，百日维新失败而逃亡日本，主张实行民主共和，并对旧社会不惜坏的梁启超，在与康有为曾经拉开很长一段距离、被革命派视为“同志”之后，回到康门之下了。
这真是使人意想不到的。
难道这是新大陆给他带来的新转变？他看到了土地广袤、河山秀丽，也看到社会政治、思想文化、道德观念方面均与他过去所见之世界迥然不同的新大陆，且为之叹服，如此之后，他应该更激进更革命才算不虚此行。然而梁启超却毫不饰他自己的“思想退步”，自美洲回日本，宗旨顿改，言论骤变。
但，不能就此说便是判若两人了。
因为无论自己怎样变，梁启超仍然以救国救民为第一要义。他的不少理论的要性，则远远超出了革命与改良的分界，他丝毫也没有松懈过自己的斗志，他从也没有放松过为“少年中国”鞠躬尽瘁的努力奋斗。
他只是惧怕革命了。
他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以及别的一些文章中认为，中国一旦耋施革命，未得其利却先遭其害：
中国无革命者已，苟其有之，则必百数十革命军同时并起，原野厌肉，川谷阗血，全国糜烂，靡有孑遗！不仅如此，甚至还有引狼人室、外敌入侵、民族分裂的危险。
梁启超断然宣布“反对破坏主义”、“与共和永别”。
梁启超并不反对民主共和体制本身。
他只是认为其时中国的社会情状及国民素质，实在不适合采用这一体制。而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不能只根据制度本身的优劣高下，还应结合该国电民的教育状况、思想素质、国民心态加以判断。
佳酿虽美，人人可以得而饮之吗？
珠宝至珍，人人可以据为己有吗？
梁启超无奈地写道：
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如冬之葛，如夏之裘，美非不美，其如于
我不适何？
梁启超从革命回到改良的转变，也可从另一些方面予以考察，即梁启超与康确为的关系的起落及影响。自从逃亡日本，梁启超思想的激进，言论的高昂，加上《清议报》、《新民丛报》影响之广，实质上已经彻底拉开了康梁之间的距离，康有为再三震怒，却也奈何梁启超不得。
就在这个时候，梁启超与革命党如孙中山的关系理应紧密却并未紧密，他被兴中会人群起而攻之。于是处境就十分难堪了：既不得师门之爱，几被逐出；又与革净派分道，便处在被夹击之中而深感孤立无援。
1903年前后，国内革命形势汹汹，唾弃康有为保皇主张的人愈来愈多，保皇派对梁启超口诛笔伐，徐勤在给康有为的信中写道：
此事实卓如为罪之魁也。……不观于今日卓如之情形乎？未革满清之命，而先革草堂(万木草堂)之命；且不独革草堂之命，而卓如已为其弟子所革矣。今日港沪之报纸大攻吾党者，全出卓如弟子之手。……且卓如
特其弟子攻之已也，其所最崇拜而重托者，一为之，一荫南，然一则阴险以害之，一则糊涂以累之。卓如若欲另立一党，弟子可决其不旬日即败矣。
徐勤此信说明了梁启超处境之不妙，同门中人已视他为叛逆了。
1903年夏天，“苏报案”发生，被囚禁的章太炎于狱中发出的一封信，也强烈也刺激了梁启超。
章太炎在信中指责吴稚晖叛变，向清政府告密，致有“苏报案”发生，这一指空使革命党中人群情激奋，也不免为难。
梁启超读到此一信函的抄件后，感慨良多，他坚持认为从事社会改造的人，妊页具有高尚的人格和道德责任感，吴稚晖卖友求荣，梁启超震惊之余问道：“似此而可为此事，则又何人而可信耶？”
与此同时，康有为的营垒却仍然欢迎梁启超回头是岸。康梁之间的情谊本来非司寻常，尽管康有为一再怒斥梁启超，甚至动手痛打，但康有为又如何忍心将这位吕满天下的高徒真正逐出师门呢？在这一点上，康粱的分寸都拿捏适度，且留下了导自后退一步的余地。
从美洲归日不久，梁启超思虑再三，终于主动作出姿态，给徐勤写了一封信，嘻中说：
长者(指康有为--笔者附识)处因相隔太远，而弟往书颇疏，故生出种种支离。实则弟自问一年来对不住长者之举动甚多，无怪其恼怒，一切严责之语，弟皆乐受。因长者知我为可责之人，乃肯见责也。前日之事实，或有实由弟之悖谬者，亦有出于无心，而既生支离后，愈滋支离者。今弟所自认悖谬之处，悉以诚心悔改，其他出于无心者，亦断无不可解之理。
梁启超认错知罪表示“诚心悔改”之日，便是他重归康门回到改良营垒之际。
有论者认为，这是梁启超的悲剧。
以笔者看，其实谈不上。对于本世纪初叶这样一个大时代而言，多一个激进的荸命派或渐进的改良派，无关宏旨。要紧的是，梁启超尖锐而深刻地指出了中国国民性的弱点，并且从理论的高度系统架构了国民性改造的方针大计，仅此一点，梁离超在中国思想史上，便具备了越党派和政见的地位。
这是中华民族于救亡图存的年代何等宝贵的思想启蒙啊！
笔者在后面的文字中将会写到一种颇有兴味的现象：梁启超之后的年轻一无论党派、倾向如何，却无不以梁启超为楷模。幸哉，任公！
1905年8月20日，兴中会联合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组成了中国近一史上的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同盟会以孙中山为首，提出了“驱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内涵的三民主义政治纲领，并在东京立了自己的机关报--民报。
同盟会成立后：到一个月，清政府于内外交困，为应局面而派出载泽、方等五大臣前往欧及日本“考察政治”次年9月，清廷根剞五大臣的密奏，颁型了“预备仿行宪政上谕，即是预备立宪。
康有为一派闻之雀跃，他们似乎看至了君主立宪政治理赵的一抹曙光。梁启超在给蒋智由的一封信中天真愉快地认为：
今夕见号外，知立宪明诏已颁，从此政治革命问题可告一段落，以后
所当研究者，即在此过渡时代之条理如何。
但，梁后超又不能不忧心忡忡了。
自同盟会成立，因为其政纲明确，对清政府不抱任何幻想，一时热潮滚滚，珲命的旗帜和口号席卷东京。更多的人投奔同盟会，改良派的阵营便显得不那么富确生机了。
1906年11月，梁启超给康有为的信中写道：
革党现在东京占极大之势力，万余学生从之者过半，……近日举国若
狂矣。真腹心之大患，万不能轻视者也。……今者我党与政府死战，犹是
第二义；与革党死战，乃是第一义。有彼则无我，有我则无彼。
在死战革命党这一点上，梁启超表现了过去从未有过的立场坚定，旗帜鲜明。
梁启超所谓的“死战”，乃笔战与舌战，火药味很浓，却是飘散于字里行问了，并无真枪实弹刀光剑影在。
早在同盟会成立之前，双方的笔墨与口舌之争便从未间断过，所取的方法大体二便是你办一报，我亦办一报；你去一地演讲鼓吹改良，我也搭台宣传革命。改良匠在香港、广州有《商报》、《岭海报》，革命派便以《中国报》抗衡；改良派在旧羔山有《文兴报》，革命党便发行《大同报》等等。
这一时期双方的争论不甚激烈，也不算精彩，究其原因一是改良和革命的界限不甚分明；其次便是言论的大将较少出场，如梁启超内心倾向过革命，有时便隔观火。因而争论无论规模和影响，均为有限。
同盟会既成立，康梁为之震撼，再加上清预备立宪，双方宗旨既定，改良派一方又因启超彻底回归，于是以《新民丛报》为主阵，连连发炮。1905年，新的旷日持久的论战始了。
同盟会这边，孙中山、章太炎、汪精卫为，以《民报》为基地；改良派则以梁启超为表，据守《新民丛报》，大有独挡一方之势。
以笔力及文章影响论，革命党中人无人可梁启超相匹敌。唯有章太炎国学功底极为深，笔下功夫也不一般，只是梁启超始终有自的报纸作凭借，从《时务报》、《清议报》到新民丛报》，文名早已如日中天。再加上“报体”这一新的文体由梁启超首创，因而尽得声，自当无疑。或许梁启超踌躇满志宣称死战革命党”时，也考虑了这些因素，以为操胜券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