涅恰耶夫究竟是个怎样的人？根据同时代人卡巴辛斯基的回忆，涅恰耶夫给他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强烈到病态的自尊和独断专行。他非常善于培养人们对他的信赖与忠诚，并一直迷恋于此。他读书很多，但在引经据典时经常出错。在与人争论时，总是想方设法地贬损对手。他对辩证法运用得非常自如，总是能及时抓住对手的弱点，轻松地将对方击倒，同时他的自尊心容不得有半点儿触动。他的言语充满了激情，但却非常刻薄。他时常谈论社会问题，将共产主义视为最高理想，但他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却又相当模糊。
陀思妥耶夫斯基称涅恰耶夫为“黑暗旗帜”，而俄国思想家别尔嘉耶夫则认为，涅恰耶夫并非如《群魔》中描写的那样，是个为了实现个人野心和欲望不择手段的魔鬼。相反，“他是一个真正的禁欲主义者和献身于革命理想的人。”别尔嘉耶夫的话自有他的道理，涅恰耶夫在狱中的一个故事似乎可以说明这一点：1881年，涅恰耶夫的一些同志到狱中探望他时说：他们有办法帮他越狱或暗杀沙皇，但二者只能取其一——他们应该选择哪件事？
“杀死沙皇”，涅恰耶夫以平静的口气不假思索地答道。
无疑，这是一个为了革命事业而将个人利益甚至身家性命都置之度外的人，他有着非常纯洁的革命理想，即杀死沙皇并推翻沙皇专制制度。世上的一切东西都必须为这一最高目标服务，哪怕是他个人的生命。为了熟悉各个社会行当的生活，以便更广泛地深入到各个社会群体进行革命动员，他花费许多时间去学习各种手艺：裁缝、鞋匠、纺织工和钳工……他给人的印象永远是一个工作狂人，一位激情充沛的革命家。
可在这样一个信念坚定百折不挠的革命者那儿，所谓“欺骗”、“暗杀”等名词并不具有一般常识的意义，它们不过是社会变革的手段。如果有人要给这些活动套上“道德”、“不道德”的帽子，涅恰耶夫是会嗤之以鼻的。而他本人的行动更是神乎其神，独来独往。据他的“战友”卢宁回忆，他当时的行动异常诡秘：白天几乎哪儿都不去，夜晚则从来不在同一个房间连续过上两夜。他为了征募组织成员而不得不进行的约会和探访，从来都是安排在夜幕降临之际进行。他平时也从来不到人多的地方吃饭，只靠干粮简单充饥。
涅恰耶夫之所以对自己对别人都如此残酷，并觉得使用一切恐怖手段都是正常的，是他认为对抗沙皇无孔不入的第三厅宪兵组织，必须要有一个更为严密的革命组织作为后盾。只有革命组织完全服从革命领袖的绝对意志，才能顺利地组织革命暴动，从而获得革命政权。他甚至认为，科学和教育对自己所从事的革命事业没有丝毫帮助。相反，只有使人民都平等地处于无知蒙昧的状态中，才能使推翻俄国政权的革命斗争顺利进行。不难看出，在涅恰耶夫所提供的革命理由中，正当性的来源恰恰是对立面的存在已经不正当。
列宁曾经对涅恰耶夫“具有组织者的特殊才能”以及“到处都能进行秘密工作的特殊技巧”，表示赞许和欣赏。而在十月革命之后的最初阶段，俄国学者更是对涅恰耶夫大加吹捧，将他奉为俄国革命者的楷模，甚至直接将他的思想行为同列宁、斯大林的政党挂上钩，称他为“俄国的布尔什维克的久远的先驱”。但到前苏联时期，对涅恰耶夫的研究突然就偃旗息鼓了。因为在斯大林看来，对涅恰耶夫这样极具颠覆性人物的宣传，无疑不利于现政权的巩固。连涅恰耶夫的继承者们都对他感到恐怖，可见其鼓吹“全民流血”的所谓正义暴动的主张何其可怕。
值得注意的是，涅恰耶夫不仅是个实践的革命者，而且还建立了独特的革命哲学，这就是他饱受争议的《革命者手册》。这是涅恰耶夫撰写的一份秘密文件，在这份文件中他宣称，“一个革命者就是命定要走这条道路的人”，天生具有一种“解民于倒悬”的使命感。他说革命者是注定要死亡的人，没有任何属于自己的东西，甚至没有名字。涅恰耶夫进而为革命者制定了铁的纪律：革命者不应该有自己的利益、自己的事情、个人感情和私有财产，任何属于个人的东西都不应该有。所有的人都应该把利益、情感乃至灵魂深处所隐藏的一切东西都统一到革命这个最高理想上来。涅恰耶夫认为，区分一切行为“道德”与否的唯一标准，就是看它是不是为了革命，只要是为了革命那就是道德的，为了革命可以牺牲一切东西，这才是最大的“道德”。涅恰耶夫可不是一个光说不练的伪君子，他用生命实践了自己全部的革命人生哲学。
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说：
“一切宗教或政治信条的创立者之所以能够立住脚，皆因为他们成功地激起了群众想入非非的感情，他们使群众在崇拜和服从中，找到了自己的幸福，随时准备为自己的偶像赴汤蹈火。这在任何时代都概莫能外。”
读到这里你也许会理解，那些死心塌地拜倒在涅恰耶夫脚下的青年学生和狱卒们，为何对他充满宗教般的激情？一个舍生忘死的革命家常常会博得人们的敬重，人们总是这麽想：他连生命都愿意牺牲，我就做不到，单凭这一点他就了不起了。
然而他们是否明白，一个对生命极端冷酷的人，他可能是天使，也可能是魔鬼？
革命为何变成了吞噬自己子女的恶魔？
革命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如果为了崇高的目的，无论多么邪恶的手段都允许采用，那么“革命”的合理性又体现在哪里？革命应否从一开始就要注意人性的底线？历史一次又一次地证明：自己越是不怕牺牲，并越不讲革命道德的人，一旦掌权后就越是不怕牺牲别人。他们清除迫害异己的狂热和冷酷，恐怕比旧时代迫害他们的人有过之无不及。难道在人类的良心之上，长出的结果只能是魔鬼？难道挺进天堂的征途，最终到达的必然是地狱？而我们的理性之脑，在失控的革命之中是否就一定要抛弃善良之心呢？
而这种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悲剧似循环，永远没有终点。涅恰耶夫短暂而轰轰烈烈的一生，对后来的革命者影响巨大。他的革命活动完全是建立在撒谎和恫吓、作假和欺骗的基础之上的。他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做法，用铁和血把组织牢固地凝聚在一起的手段，他的残酷无情，阴谋欺诈，他搞恐怖暗杀，要求组织成员对他绝对服从，对19世纪的民意党和20世纪的布尔什维克的影响是无疑的。他使俄国的人民解放运动具有了极度“任意胡为、无所顾忌”的特点。涅恰耶夫谋杀伊万诺夫只是后来“革命者”们清除异己的预演，多少人用“叛徒”和“内奸”这些莫须有的罪名把昔日的同志送上了黄泉路。
从瞿秋白以后的人间惨剧也真的证明了这一点——斯大林就是典型的“世界观完整、人性缺失”的例子。1913年高尔基还反对把《群魔》搬上舞台，担心艺术剧院的演员们以自己精湛的演技把“群魔”身上可怕的东西表现得淋漓尽致，会对人民群众，特别是革命者，产生有害的影响。他们会效仿涅恰耶夫“开足马力冲过沼泽地”的做法，人们对此应当有所警觉。
高尔基的愿望是美好的，只是太天真了。斯大林仅仅为了掩饰大革命失败后他在中国问题上的过失，他不光把瞿秋白、陈独秀等人当替罪羊，还把苏共党内与中国事务有关的一百六十从位高级干部残酷处决！这其中的许多人，当初也曾经是打击禁锢瞿秋白的始作俑者。包括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米夫、共产国际特使罗明兹那，全部成了冤死鬼。托洛茨基在《中国革命问题》中说：“过去五年中，没有一个共产党，受共产国际机会主义领导之害有如中国共产党那样酷烈的”（李洁：《文武北洋》，第435页）。
这种吞噬自己子女的革命，其本身早已发生了变异。不管其冠以何种革命的名目，它的极权主义本质都必然导致无法避免的悲剧。这就是不管斗争的双方立场如何，最终都只有同归于尽，没有任何赢家。所有的参与者，全部都会变成牺牲品。得利的，被利所伤；作孽的，为孽所作；整人的，为人所整；杀人的，则更为人所杀。
没有哪一个国家象俄国革命那样消灭了那么多自己的优秀儿女；也没有哪一个国家象俄国那样给自己招来如此巨大的损失。陀斯妥耶夫斯基青年时代也曾真诚地信奉过暴力革命，是一位狂热的社会主义革命斗士。正是因为有过这段特殊的经历，改变信仰后的他才会更加深刻地理解革命和革命者，才会借《群魔》这部小说去认真反思：在涅恰耶夫这样的俄国革命者身上，究竟潜藏着怎样悲剧性的精神特质？直到今天，俄罗斯人才真正看清了那种极端革命的破坏力量产生的恶果，而涅恰耶夫精神恰恰就是这种破坏力量最核心的因素。革命力量中最无耻的一端在俄国取得了胜利。然而，胜利却把俄罗斯变成了废墟。
为了这一点，我们就不该忘了涅恰耶夫留给后世的教训。人类不仅需要防范暴君，更需要防范他这样的理想主义者。一旦让自以为代表绝对真理和至高境界的涅恰耶夫们掌握了人类的命运，他们将以发自内心的美好动机——类似解放全人类和实现共产主义这样的口号，去命令和强迫人们无条件地服从他们的理想，并把一切交由他们安排。那时，所有的苦难和牺牲都将会被他们认为是“必要的代价”，而任何反抗与不满，也会被他们以“革命的名义”毫不留情地镇压。
人有理想是不错的，错的是把个人理想当作人人都应该接受的绝对真理。更糟糕的是凡是把自己的理想视为至善至美的人，总是一厢情愿地把所有的人民都捆绑上他疯狂的战车，朝一个不为人知的可怕方向狂奔，为此他们不惜牺牲自己，更不怕牺牲别人。正如涅恰耶夫在其“革命者教义”中的第六条写道：“革命者既要冷酷地对待自己，也要冷酷地对待别人。一切温柔的、温馨的亲情、友情、爱情和感激之情都应该被唯一冷酷的激情所压倒——对革命事业的激情。”涅恰耶夫的全部道德都只服从于他眼中的“革命”。他与这个人类共有的道德断然绝交，与文明世界的公民秩序断然绝交。他认为世界上只存在着一种科学，那就是——摧毁。他准备燃烧别人，但也随时准备让自己一同化为灰烬。
鲁迅说：革命是教人活而不是叫人死的。无论如何，日常生活和情感不是革命的对象。放弃了对日常生活的抚摸和关爱，革命就会成为乌托邦。具有峻风一样批判风格的革命家马克思在儿子穆希病死在自己怀抱里的时候，写下了这样的话：“我曾经历过所有的不幸，但只有现在我才知道什么叫作灾难。”人的自由与幸福是革命的最高原则，除此之外，什么东西都不能够支配它，控制它。如果革命不能给人类带来更大的生命意义和更高的生存境界，那么，所谓的革命很可能只是一个口号，一个招牌，一场混乱，或是革命者的“自娱自乐”而已。如果攻击性的革命家不能够自觉地学会自我限制，自我约束，无休止地进行自我扩展的话，革命就会在权力的诱惑下演变成为一场灾难。
涅恰耶夫现象的出现并非偶然。早在这之前，涅恰耶夫式的可怕精神气质就在俄罗斯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初见端倪了，政治斗争中已经出现了诸如欺骗、恐吓和故弄玄虚等现象。在带有恐怖主义性质的政治活动层出不穷的时代，诞生了涅恰耶夫，他只是继承了前辈们的衣钵，并将之“发扬光大”，把超越道德约束的具有犯罪性质的革命行动提高到了新的水平。他身上体现出来革命者的复杂性，善与恶、理智与情感、独立性与奴隶性交织在一起，这种矛盾性同时也是俄罗斯民族特性的一种体现。对那些遥远宏大目标的狂热追求，和对身边现实生活的漠视和冷酷，这样的民族性格最容易滋生极端主义情绪。所有象涅恰耶夫这样的人在道德信念上都是极不可靠的。他们的狂热激情愈是强烈，他们就愈有可能跨越道德的界限。一旦这些特质全部集中体现在某一个人身上，而且这个人还毫无矛盾痛苦之心时，那么他无疑是最危险的——他成为一个贴上了革命标签的可怕炸弹，既可以炸死敌人，也可能炸毁革命。
道德虚无主义者的不归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