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太太对祖母的一番话，被好事者传到连珠嫂的耳朵里，她倒脸红耳赤发作了一场，说哪里来的什么姑太太，赤口白舌冤枉人，说我怀着私娃娃。想必她生有一双“马快”眼，就瞧得这么清楚。我是个寡妇，这个声名可担当不起。等到天气暖和，我脱了棉裤，大家见见“包公”，那时候，我不打歪她那张臭嘴才怪！这里几个名词，需要注解一下。“马快”是县署里专门缉捕盗贼的人，眼睛最锐利，坏人坏事，一见便知。包公即包拯，以善于断案着称。我们乡间凡疑难案件之得明白解决者，即称为“见包公”，这也是中国民间死典活用的聪明处。
那连珠嫂虽在后屋生气骂人，却并不敢到祖母面前与姑太太对质，可见她的心虚。
待临盆日近，连珠嫂只好装病卧床。傍晚，她准备大半便桶的清水并草纸等物。腹痛发作，强忍不呻，待到孩子快要出来才坐上便桶。方妈有心要参究此事，那晚偏寸步不肯离房，坐在连珠对面，灯下缀补着一件旧衫，一双眼时刻斜溜过去，觑着连珠。据方妈事后向我们的描绘：她看见连珠坐在便桶上，脸色青黄。大冬天额角冒出一颗颗的汗珠足有黄豆大，脸上肌肉抽搐得连面目都改了形状。约有半顿饭的时光，见她连连努力，忽闻咚一声，似有重物坠水，稍停片刻，又像有液体物倾泻而下。连珠用草纸拂拭，一连用了几叠纸，才挣扎着爬上床睡下。
第二天，她的病居然痊愈了，起身照常工作。方妈趁她不在房中，揭开她的便桶，疑案也便揭开。于是悄悄叫我姊妹近前，只见一双惨白色小脚向上翘着，婴儿大半身浸在血水里。我们骇怕不敢多看，方妈却细验一下说是个小男孩，活活淹死了太可惜，假如连珠事前说明了肯送给她，她倒愿意收养的。
祖母得知此事，怕连珠会寻短见，倒也不敢责骂她，只叫丫鬟阿荣对她说，生出来的东西必须赶快收拾，不可放在房中，不然，天气虽冷，日久烂臭起来也是不得了的。连珠嫂被人捉住真赃，嘴硬不起，只好将死孩子提出便桶，用件旧衣包裹了，趁黑夜携出县署，在署后荒僻处掘地埋掉。
那个作为祸首的师爷知道纸包不住火，半月前便托故请假返乡去了。连珠在县署养息了几日，也只有卷铺盖走路。她向我祖母叩别时曾说了几句颇为得体的话，她说：“太太，我做下那件事，实对不住您老人家。太太量大福大，有什么晦气也会转变成吉祥，请您老不必把这件事放在心上。”连珠产后失于调养，又感受风寒，得了咳嗽症，还有几项产后症，回家乡后，健康始终未能恢复。加之大家又瞧她不起，听说回去不久便郁郁而死。
因她待我厚，我始终可怜她，听见她的死信，还伤心过一阵子。
方妈，即与连珠嫂同一室的那个女仆，虽来自乡间，一字不识，却颇有侠义精神，曾攘臂出面，替一个可怜同性争生存的权利，虽无结果，总算难得。今日专打“里身拳”的须眉男子对于这个女人恐尚有愧色，所以我乐意在这里介绍她。
祖父因家中子弟众多，聘请家庭教师乃当务之急。在兰溪县署时，聘了一位富阳籍秀才，姓王，听说学问尚不错。他在县署附近赁了几间屋子与妻女同住。师娘闻出于富阳大家，脚缠得极小，走路袅袅婷婷，风吹欲倒，有时尚须扶墙摸壁，始能行动。自幼读过点书，能写出一封文理尚算清顺的信，论容貌只能算“中人之姿”。王先生却生得一表人才，颇嫌妻貌不能匹配；加之师娘脚又太小，不能操劳家事，一切委之女佣，家中常以盗窃为苦，柴米油盐还得丈夫亲自经管，他对妻子遂更不满了。
王先生在我家教了一年的书，谓秋闱期近，要辞馆回去预备。妻女则送回富阳乡下家中住。王师娘听说要回去，日夕啼哭。方妈常奉祖母命到她家送东送西，见了师娘情况，深为讶异，问其缘故，师娘才道出她的苦情。
原来王家在富阳乡下尚属地主之家，拥沃壤数百亩，夏屋渠渠，仓充廪满。婆婆年未五旬，寡居后和一个管租的本家有了暧昧，嫌媳妇在家碍眼，百计折磨她。又乡下人家勤俭，事必躬亲，见媳妇荏弱无能，更加憎恶。据王师娘说她在家的时候，饭都吃不饱。因为饭一熟，婆婆便颗粒不剩铲取回到自己屋内，菜肴整治完毕也一托盘托回，闭门与管租人共享。她的宣言是世间只有媳妇伺候婆婆，没有婆婆伺候媳妇的理，况且我们家不劳动便没饭吃，要吃自己淘米去煮，自赴园中，拔菜去炒。这些事，王师娘又苦于做不得。
师娘未随丈夫到兰溪时，本诞有一子，周岁时患病，转为惊风，婆婆并不请医为之诊治，夭折了。过了三天，婆婆尚不叫人收葬，却将死孩暗暗搁置媳妇寝室门口，媳妇半夜起遗，又没有灯烛，摸黑出户，一脚踹在小尸体上，吓得魂魄消散，未免大呼小叫，又挨了婆婆一顿痛哭。
王师娘母家也算有钱，奈父母双亡，当家的是兄嫂，嫂对她不仁，兄又惧内，回母家不可能。丈夫经年在外游学，偶而回家，同他诉诉苦，他怕母亲，也不能为她作主，何况夫妇感情本不甚厚，诉苦也是枉然。
王师娘受苦不过，曾投缳一次，索断坠地未死，哥哥听得这个消息，觉得面子难堪，出面与妹夫交涉，要妹夫将妹子接出同住。那次夫妇在兰溪组织小家庭，便是她哥哥交涉的结果，谁知脱离火阱不过一年，又要投入，她当然不甘。
师娘哭对方妈说，回去只是死路一条，要死不如死在兰溪，求方妈替她买毒药，想和她的女儿同归于尽。
方妈回来把这些话说给祖母听，祖母也不胜恻然。想到王家不肯用人，师娘又无力照顾自己生活，若能派一女仆随去，情况或可改善。况以县长之命派人送归，也许她婆婆会稍存忌惮。祖母以此意与我祖父相商，祖父亦未甚反对，方妈既与王师娘相熟，便遣她去，方妈也慨然答应了。
到了富阳乡间，王先生仅停留数日，便一肩行李到邻县朋友家里去读书了。婆婆与那姘夫故态复萌，并不因方妈系兰溪县署派来，将她放在眼里，竟教她和媳妇一同挨饿。幸而饭虽铲去，锅中尚存锅巴，方妈加水重煮，勉强填饱肚子，没有菜，方妈替师娘到镇上买点咸菜之类作为下饭。婆婆尚因煮锅巴费了她的柴薪，每日指桑骂槐，教方妈过不去。一日，方妈忍不住，同她辩了几句，王婆借此翻脸，锅里连锅巴也铲去，仓廪都加了锁，实行坚壁清野，这可教她主仆无计可施了。方妈到镇上办了小锅小炉，买米在房中自炊。师娘自兰溪带来的一点私蓄不久用尽，生活又陷窘境。写信给丈夫求援，好容易得到他居停主人回音，说王先生为求读书环境清净，屡迁其居，现迁居何处，不详。
王师娘想到一个无办法中的办法，她对方妈说，听说新来的富阳县长过去与我哥哥颇有交情，现在我写一张呈文，历述受恶姑虐待苦况，请求县长公断与姑析居，只须分给几亩田，两间屋，我便可以生活了。可是谁代我到县里呈递呢？方妈自告奋勇，愿意去试一下，于是王师娘细细写了一道呈文，典质钗环，雇了一顶小轿把方妈自乡间抬到距离三四十里的富阳县署。方妈也在兰溪县署中住过，认识县署一点门径，到传达室找到一个二爷，千求万恳，请他将呈文当面递给知县老爷。那二爷倒笑着答应了，可是方妈坐在署前石阶上自晨至于日昃，不见老爷升堂，也不见传她进去问话。饥肠辘辘，两个轿夫怨声载道，只好请他们在县署前小馆吃了一顿。又到传达室，找那二爷，问他结果，他说我们老爷今天公务太忙，不能断理这种小事，你先回去，过几天有传票到，你再来吧。方妈只好回家。
等了两个多月，富阳县署毫无消息，王师娘又撰写了一道呈文，托方妈再去县署一次。方妈找那传达二爷，二爷这一次变了脸色，说道：“上次那呈子我已看过，婆媳不和是人家常事，哪有因此求分家的理？况且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这种案子你要叫我们老爷怎样断？我劝你趁早回去吧。你同王师娘非亲非故，要你强出头，岂不太好笑吗？”方妈历数王师娘惨况，声泪俱下，那二爷只是不理。
方妈磕头下跪再三恳求，有一个人扯方妈出去，悄悄地对她说：“你这个大嫂怎么这样不明事理，俗话说‘衙门八字开，无钱莫进来’，你想空手入公门，那日子还早得很哩，况且传达室只管往来宾客名片的传递，不管呈文，你强迫他去呈，恐怕要害他挨顿板子。不过有钱事情便好办，他可以转托刑房老夫子替你设法。”方妈问他要多少，他说至少鹰洋二百块，因为钱不止一个人得。方妈道：“我没有钱，不过我有理，县老爷是父母官，百姓是他儿女，父母看见儿女要死能不救吗？”那人冷笑道：“理，理，没听说媳妇控告婆婆也算是理，这样天也要翻过来了。你快回去算你便宜，不然，哼，莫怪我们对你不客气！”
这样缠磨到天色将黑，方妈情急，想起弹词唱本里“击鼓鸣冤”的故事。县衙大堂原高高架着一面大鼓，方妈想敲，不见鼓槌，她迅速自轿中取出携来的纸伞，转过柄，向鼓上“蓬”就是一下。众人没防她有此一着，一齐吆喝道：“这女人发了疯吗？怎敢这么大胆！”你推我扯，要把方妈叉出大堂。方妈死赖在地上，大声叫屈，意欲惊动里面。于是皮鞭毫不容情乱抽下来，把她抽得号啕大哭。众人怕她闹得没个收场，七手八脚把她塞进原来的轿子，喝令轿夫抬起快走，若再逗留，连人带轿一起押进“班房”——那时牢狱之称。方妈这一回赴县，不但未替王师娘申得冤情，反而落了一场很大羞辱。
方妈两次赴县的事是瞒不了人的。王家那个管租托主母名义，写信给我祖父，先感谢遣人护送媳妇返乡之德，但又说方妈挟持兰溪县署威势，干涉人家家事，尤其不该者，挑拨舍下姑媳不和，若不早日召回，恐于老公祖清誉有损云云。我祖父读了此信果然着急，特派一幕友一男仆到富阳王家致歉，严限方妈立即随回。
方妈与王师娘作别时，师娘哭得异常凄惨，她说：“方嫂，你这一年多以来多方保护我，吃尽苦辛，你的恩德，我只有来生报答。你去后，我是一定活不成的！”方妈也没有话可以安慰她，只劝她赶紧找回丈夫，仍出外生活为是。但王先生考举人落第，羞见江东，竟不知栖身何处。
方妈离开王家后，那个婆婆与姘夫追究王师娘二次告状之事，辱骂之不已，更加痛殴，王师娘之女因缺乏乳水，早殇，她再度投缳，这一回索子倒未断，成全她脱离了苦海。
上述王师娘的悲剧，以今日眼光来看，似乎太不近情理，但确系事实。旧时代亲权太重，恶姑虐媳至死，并无刑责，妇女缺乏谋生技能，即有，而以没有社会地位故，也不能离开家庭独立生活。加以缠脚的陋习，把一个人生生阬成了残废。像王师娘的故事，虽是一个特殊例子，但像《孔雀东南飞》里的刘兰芝，陆放翁妻唐氏的遭遇，却是常见的。于今大家主张复古，痛骂五四新文化的领导者为罪不容诛，我倒希望他们来读读这个故事。
至于我自己幼年时对旧时代的黑暗与罪恶，所见所闻，确乎比现代那些盲目复古者为多，是以反抗的种子很早便已潜伏脑海，新文化运动一起来，我很快便接受了，至今尚以“五四人”自命，也是颇为自然的事。
（原载台湾《传记文学》第9卷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