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院校下放是“文化大革命”中所谓“教育革命”的重要内容之一。主要是指在1969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高等院校下放的通知》以后开始的下放中央部属高等院校管理权及搬迁裁并大专院校的活动，它是林彪、江青集团利用毛泽东“教育革命”主张中错误和偏激的部分对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一次大摧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人民政府对旧的教育制度进行了根本改造，使新中国的教育事业有了很大发展。但是自1957年夏季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后，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此后，教育为无产阶级服务便被理解为教育为阶级斗争服务，为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服务。毛泽东看到了当时教育体制中存在的一些教学脱离实际等问题，多次表示，“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进而提出了新的教育主张，认为中国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办学目标、办学方向、办学内容、办学方法以及办学地点等都要实行彻底的革命，不赞成把大学办成经院式学校，特别是不同意把农业大学办在城里。毛泽东确实看出了当时教育体制中存在的一些弊端，他的主张中也有合理的成分。但是，他把当时教育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归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学校教育中的体现，这从根本上是错误的。
在“文化大革命”前夕的《五七指示》中，毛泽东指出“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也强调：“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在各类学校中，必须贯彻执行毛泽东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全面发展，成为社会主义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文革”开始后，毛泽东多次就大学如何办发表指示。1968年7月21日，毛泽东在一份调查报告中批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之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后来，毛泽东在谈到办文科院校时又强调“要以社会为课堂”，“以阶级斗争为主课”。这些提法明确地表达了大学要到社会和实践中去办的思想，从而为高等院校下放埋下了伏笔。
随后，林彪、江青集团利用手中的权力，歪曲毛泽东教育革命的主张，散布和发展了这些主张中偏激和错误的部分，为高等院校下放大造舆论。同时，他们又在高等院校内煽风点火，鼓动和教唆青年学生“革命”、“造反”、“怀疑一}刀”、“打倒一切”，使高校长期停课，派性充斥，山头林立，武斗不断，无政府主义泛滥，成为教育战线乃至国家的重灾区。从1968年下半年起，各高校陆续进驻了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高校的秩序渐渐恢复正常。由于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动乱的根源，再加上林彪、江青集团的破坏，教育革命的问题仍未解决，高校中动乱依旧。1969年，“文革”进入“斗、批、改”阶段，高等院校的出路成为急待解决的问题之一。在这种情况下，林彪、江青等人进一步策动高校下放。
1969年2、3月召开的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上印发了《中央各部关于企业管理体制下放的初步设想》，其中对中央部门直属的大专院校集中在大城市、脱离实际的情况提出了批评。冶金、煤炭、石油等19个部委提出将所属的大专院校下放到厂矿去。8月1日，国家计委发出的《关于企业体制下放情况简报》中指出：石油部直属的14所大专院校中已有13所下放地方，林业部门正准备下放所属大专院校。这时下放部属高等院校随企业下放而零星出现的。大规模高等院校的下放是在其主管机关教育部撤销之后发生的。
1969年10月，教育部撤销。教育部及其所属的人民教育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北京函授学院等事业单位全体干部、职工共1258人，在教育部军管小组和驻教育部的工人宣传队的带领下，下放到安徽凤阳县教育“五七”干校劳动锻炼，继续进行“斗、批、改”。教育部的撤销和全体干部、职工的下放使全国教育工作失去了统一领导。
1969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高等院校下放问题的通知》。《通知》的主要内容是：国务院各部门所属的高等院校(包括半工半读、函授学校)，设在北京市的，仍归有关部门领导；设在外地的，可交由当地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领导；与厂矿结合办校的，也可交由厂矿革命委员会领导；设在其他地方的，交由当地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领导。教育部所属的高等院校(包括函授学校)，全部交由所在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领导。高等院校在本校所在省、市、自治区以外设有分校或教改机构的，则实行以总校为主、当地革委会为辅的双重领导。下放给地方的高等院校，除了为当地培养人材外，还要为国家培养人材，因此，学校的招生和毕业生分配，都纳入国家计划。
根据《通知》精神，原中央所属各部高等院校大都下放地方领导。到1971年7月，原中央部属院校176所，调整后，保留下来131所。第二、三、四、五、六机械工业部所属军事工业院校实行部门与地方双重领导，以地方为主的管理体制，仍旧由中央有关部门领导的还剩6所。
除此之外，一大批高等院校在调整过程中还被搬迁裁并。1969年10月，林彪“一号命令”下达后，一批设在北京、上海、广州、长春、郑州等大中城市的高等院校被外迁；更多的高校则以“斗、批、改”、办“五七”干校、试验农场、分校、教育革命实践等名义，分散到农村“战备疏散点”，学校的大批员工及部分家属也被下放到农村。
1971年1月31日，国务院科教组、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提出《关于高等院校调整问题的报告》。8月13日，国务院同意报告提出的调整方案。这个报告规定了高等院校的管理体制是：在中央统一计划下，实行以“块块为主”(多数院校由地方领导)；部分院校由地方和中央部门双重领导，以地方为主；少数院校由中央部门直接领导。并确定，将全国417所高校保留309所，合并43所，撤销45所，改为中专17所，改为工厂3所，增设7所。
高等院校下放给高等教育造成严重破坏。据统计，1965年，全国共有高校434所，到1971年，共砍掉106所，剩下328所。其中原有的6所政法院校全部被撤销，原有的18所财经院校被撤销了16所。搬迁合并的高校共64所。尤其是农林院校，全国有4 7_所，其中23所搬迁达45次，致使经过17年努力业已形成的农业院校教育体系被搞乱，校无定址，人无定居，教无定所。在高等院校下放、搬迁和裁并过程中，许多学校的校舍被占用，图书资料、仪器设备大量散失，损失之大，后果之严重难以估量，以致给后来高等教育的发展带来极大困难。林彪集团的形成与发展
林彪集团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现的，以林彪为首，以茸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为主要成员，以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为目的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的集团。它是随林彪地位的上升而逐渐形成的。1969年中共九大的召开，是林彪集团发展的顶峰。
1959年林彪取代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并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后，个人野心膨胀，阴谋攫取更大的权力。他主要通过以下途径和步骤逐步实现自己的野心，形成了以自己为核心的反革命集团。
首先是通过制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坚定地支持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来获取毛泽东的信任。
1961年林彪在《关于加强部队政治工作的指示》中提出：学习毛泽东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急学急用、立竿见影”。1962年，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发表与众不同的讲话，说：“过去的工作搞得好的时候，正是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凡是毛主席思想不受尊重，受到干扰时，就会出毛病。当前出现的困难，恰恰是由于有许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而造成的。如果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如果都听毛主席的话，那么困难会小得多。”毛泽东对林彪的这个讲话很满意，要求作为会议文件下发。1964年后，林彪在军队建设中提出要“突出政治”，“毛泽东的书，是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突出政治”遭到了罗瑞卿等高级将领的反对，却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
林彪抱定宗旨，“紧跟”毛泽东。他处理中央传阅文件的原则是“主席划圈我划圈”，亦即“毛泽东同意我同意”。当毛泽东酝酿、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在中央受阻的时候，林彪坚决地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在1966年5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积极赞成会议为发动文化大革命所采取的种种措施，并声色俱厉地发表了“五一八讲话”，大讲反政变、反复辟，大讲毛泽东个人天才，非常鲜明地向会议表明军队支持文化大革命。
林彪制造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对文化大革命的坚定支持，进一步取得了毛泽东的信任，他的政治地位再次上升。1966年8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旨在排除来自中央的阻力进一步发动文化大革命。为借重军队的力量，毛泽东特意通知正在大连养病的林彪到会。这次会议通过了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调整、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在调整后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排列顺序中，林彪由原来的第六位上升到仅次于毛泽东的第二位，并在会后成为事实上唯一的副主席。
其次，林彪在其政治地位上升至仅次于毛泽东的第二号人物后，除了继续“紧跟”毛泽东外，还开始有意识地拉山头，培植亲信，为他吹喇叭、抬轿子，造舆论，充当打手。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林彪原来的老部下，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黄永胜、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海军副司令员李作鹏、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先后聚集在林彪周围，成为林彪的“四大金刚”，林彪集团初步形成。
文化大革命初期，黄、吴、李、邱等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在林彪有意的保护下，他们才顺利过关。1966年7月间，海军内部运用各种形式对李作鹏等人进行揭发批判，林彪出面说李作鹏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突出政治的、有干劲的”，从而使李免遭批判。邱会作因道德败坏，生活靡烂，曾受到总后勤部党委批评。1967年1月，造反派在总后勤部批斗邱会作，邱向林彪求援，林彪连夜派叶群带着他和陈伯达的手令，．以“大节是好的”为护身符，将邱会作转移到西山。同洋，黄永胜、吴法宪也分别在林彪的保护下免受冲击。这使黄、吴、邱、李四人对林彪感激涕零。黄水胜在1970年5月曾说过：“在任何时候都要忠于林副主席”，吴法宪后来在供词中说：“是林彪把我提拔起来的，所以我脑子里就是一个林彪”，“林彪叫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我是林彪的走狗”。李作鹏说过：“林副主席活着跟他干，生与林副主席同生，死与林副主席同死。”邱会作则说林彪、叶群是“再生父母”，发誓永远效忠于林副主席，“海枯石烂不变心”。以君臣父子为信条，以忠于林彪为准则，林彪集团开始形成。
1967年5月，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军队文艺界两派都想搞演出。周恩来和解放军总政治部都作过希望“两派同台演出”的指示，但遭到了两派的拒绝。5月13日，在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支持下，其中一派准备在北京展览馆剧场正式演出。对立一派闻讯后，冲砸会场，引起武斗。这就是“五一三”事件。事件发生后，林彪立即表态，支持演出的一派，称他们为“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把另一派打为“冲派”。于是，吴、李、邱成为“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领袖。“五一三”事件是林彪集团初步形成的标志。
在林彪集团初步形成的前后，林彪及其死党为夺取党和国家及军队的最高权力，进行清除异己势力的种种阴谋活动，打倒了一大批军队高级干部。
1966年8月25日，林彪以总参外事局的一张大字报(实际上与贺龙毫无关系)为借口，诬陷贺龙指使王尚荣、雷英夫要夺总参党委的权，随后，他伙同江青给贺龙扣上了“大土匪”、“大军阀”、“篡军夺权的黑手”等罪名。10月，林彪、吴法宪在空军师以上干部会议期间，诬蔑朱德是个“假总司令”、“黑司令”。1967年7月，林彪伙同江青等人提出“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展开“揪军内一小撮”的活动，使总政治部4名正副主任、20名正副部长被扣上“篡军反党分子”、“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分子”等罪名。1968年3月，林彪、江青等人对当时的解放军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政治委员余立金、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等3人发动突然袭击，诬蔑3人“犯有严重错误”，撤销了他们担任的一切职务。随后，林彪死党先后担任了军队更高层的领导职务。1968年3月22日，黄永胜调京任解放军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组长，成为林彪集团主要成员。在此前后，吴法宪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副组长，并兼空军司令员；李作鹏为军委办事组成员，兼海军政委；邱会作为军委办事组成员，兼总后勤部部长。至此，因军委常委已停止工作，军委办事组实际控制了中央军委的大部分权力。这样，以林彪为首，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为骨干，以军委办事组和空军的一些部门为主要活动阵地的反党集团，基本控制了军队大权，林彪集团正式形成。
1969年4月，中共九大会议召开。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被写入党章，林彪成了法定接班人、副统帅，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也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林彪集团发展至此已到了顶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