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加·斯诺是美国著名记者和作家，中国人民的朋友。他一生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从1928年开始，他多次来中国，他是第一个到陕甘宁边区的西方新闻记者，写出了著名《西行漫记——红星照耀着中国》一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又于1960年、1964年和1970年3次访问中国，著有《中国巨变》等书。1972年在瑞士日内瓦逝世。遵其遗嘱，部分骨灰安葬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同来访的斯诺进行了长达5个小时的谈话。在此之前，10月1日，毛泽东还邀请斯诺在天安门城楼上同他站在一起。斯诺与毛泽东有数十年的友好交往，他是同毛泽东关系较亲密的不多的几个外国人之一，也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唯一获准访问中国并同毛泽东会见的美国记者。
毛泽东的谈话，主要是回答斯诺提出的关于中国“文化大革命”和关于尼克松来华访问等问题。关于中国“文化大革命”问题，毛泽东认为“基本上是修正主义跟反修正主义的问题”，“修正主义是有国际性的”。说，1965年10月以姚文元为首的上海写作班子批判《海瑞罢官》“那篇文章击中了我们的敌人的要害”。“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决定搞文化大革命，1966年8月召开了中央十一中全会，十六条搞出来了。”“我们没有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员啊，全部用国民党的，就是他们在那里统治。文化大革命就是从他们开刀。”斯诺问毛泽东：什么时候明显感到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毛泽东回答说：“那就早啰。1965年1月，二十三条发表。二十三条中间第一条就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在那以前，他出的黑书《修养》不触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他是混进共产党里的反动分子。”“因为我出了《炮打司令部》那张大字报”，“他就不得了了。他实际上是坚决反对”。斯诺问，刘少奇也知道他是司令部?毛泽东说：“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毛泽东认为，“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当斯诺谈及他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的理解时，毛泽东说：“这是为了反对刘少奇。”“总要树立一个人啊。”“总要有点个人崇拜。”毛泽东的这些错误观点，是导致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左”倾思想的突出反映。但是，毛泽东在同斯诺的谈话中也指出对他的个人崇拜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鼓吹到了狂热的程度，“崇拜得过分了，搞了许多形式主义”。什么“标语、画像、石膏像。就是这几年搞的”。所以，他说：“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同时，他不点名地批评林彪说：“什么‘四个伟大’，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是林彪的亲笔题词，自1967年五一节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后，刊印在所有各种各样的“小红书”的扉页上，成为亿万人民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口号。所以，毛泽东说“四个伟大”讨嫌，无异于说林彪讨嫌。当时，国内正在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批陈”实际也是“批林”。毛泽东对一个外国人说这番话，表明他要彻底解决林彪等人问题的决心。毛泽东还第一次指出“文化大革命”是“全面内战”，“到处打，分两派”，1967年7月和8月“天下大乱了”。他说：“这个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个东西我很不赞成。一个是讲假话，口里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实际上下面又踢人家一脚，……后来就发展到打仗了，开始用长矛，后头用步枪、迫击炮。……所以那个时候外国人讲中国大乱，不是假的，是真的，武斗。”“第二条我很不高兴的，就是捉了俘虏虐待。”但他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
关于尼克松访华问题。毛泽东向斯诺传递重要的信息：中美两国“总要建交的”。“我欢迎尼克松上台”，“寄大的希望于美国人民”。他说，尼克松“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解决问题，要跟尼克松解决。“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这个信号的发出对于中美关系的解冻产生了重大影响，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等大事都是在这之后发生的。中美关系的解冻和后来两国的正式建交，充分说明毛泽东不愧是一个能够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杰出的国际外交战略家。
此外，毛泽东还同斯诺谈及中共党的历史和现状，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国际斗争等方面的问题。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内容广泛，有些观点十分深刻和有远见，实际上反映了他对当时国内外局势的看法，预示着我国在内政外交上即将采取的大动作。
197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转发(毛泽东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的通知》，要求印发到党的基层干部，传达至全体党员，认真组织学习，正确领会谈话精神。
斯诺离开中国后，于1970年12月至1971年5月，在意大利《时代》周刊上，连续发表《我们同毛泽东谈话》等6篇文章，报道他同毛泽东、周恩来的谈话和访问中国的情况。另有《同毛泽东的一次交谈》发表在1971年4月30日的美国《生活》杂志上。作为一位正直的资产阶级政治学者，他通过他的讲话，文章和著作，比较客观和公正地报道了我党我军和我国的真实情况，对世界了解我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斯诺为此受到美国反华势力的迫害，被迫长期流亡国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