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由于条顿人害羞腼腆的本性，他们才成了名副其实的殖民者。英格兰人、苏格兰人、德国人和美国人都善于忍受孤独和寂寞，只要他们能建立自己的家园并维持家人的生活，他们就心满意足了。因此，他们这种不善交际的禀性极大地促进了他们这个种族的扩展，只要有了土地，他们就会勤奋耕作、开垦。而法兰西血统的人们尽管善于社会交际活动，举止优雅，却不善于拓展自己的殖民地；因此，在他们占领的国家里——比如阿尔及尔或其他地方——他们就只剩下了一小块驻地了。[13]
除此之外，英国人这种不好交际的民族特性还产生了许多其他的优秀品质。这种腼腆害羞的习性促使英国人依靠自己，有利于促长自立、自强的精神。社会交往对他们而言并非一种本质的、内在的需要，于是他们就埋头书本，潜心研究、创造和发明。或者一心扑在工作上，成为一名优秀的机械工。他们不怕大海、大洋深处的孤独和寂寞，他们敢于与大海、大洋交朋友，他们往往成为本领超凡的渔夫、海员或新大陆的发现者。自从早期的北方人开始探索北海以来，他们发现了美洲，他们的舰队前往欧洲各海港，直抵地中海及世界各地，日耳曼民族的航海技术一直占据统治地位。
由于英国人不善于在社交中矫揉造作，因此英国人也显得缺乏艺术修养。这个民族能产生伟大的殖民者、航海家和最优秀的机械工，但英格兰民族不能产生一流的歌唱家、舞蹈家、演员、各式艺人和著名的服装设计师。英国人穿着并不讲究、行动也不敏捷灵活、言谈总是缺少风趣与幽默、文辞也不华美。总之，他们没有风度，缺乏优雅的举止。他们想做什么总是直截了当地做，从不转弯抹角，故作姿态。关于这一点可以从几年前在巴黎举行的国际公牛展览会上看出来。在展览会行将闭幕之际，参赛选手牵着自己的公牛到奖台上去领奖。首先出场的是一个衣着华丽、十分欢快的西班牙人，这位西班牙人确实装扮得富丽堂皇，他领取最低档的奖品时却像在领取最高奖赏一样，神采飞扬、眉飞色舞。然后，走向领奖台的是法国人和意大利人，举止优雅、斯文有礼。这两位法国人和意大利人装扮得十分雅致，公牛披红挂彩，一步三摇。最后出来领取最高奖的是一位没精打采、衣着随便的人，这人的扣眼上并没有别一枝花，脚上打着英式农民的绑腿。“这人是谁？”观众们诧异道。“怎么啦？他是一个英国人。”有人答道。“英国人——一个伟大国家的代表。”观众们一片欢呼，英国人就是这个样子。这位代表是代表那头公牛前去领奖的，他并不是也没必要去显示自己，他走上领奖台，拿起奖品走了。这位扣眼里没有别花的英国人就这样领走了最高奖！”
大家都承认，英国人没有艺术品味，不大注意自己的行为举止，为了克服这些缺点，有人创办了一所学校，用来传播优雅的艺术。“美即善”，“美即真”，“美是仁慈的使者”等等，这些话都出现在他们的教材中，人们认为通过学习艺术，可以提高人们的兴趣与爱好；注视、思考美的物体，人会变得更加纯洁。
正是精神、情操和勇气改标题
尽管这种教育对于提高一个人的兴趣，爱好可能有一点作用，但我们也不要估计过高。优雅的风度举止不过是生活中的一些点缀、装饰和美化作用的东西而已。音乐、绘画、舞蹈以及优美的艺术都是令人快乐和高兴的东西，但这些东西虽然不尽是肉欲方面的东西，也只不过是感觉方面的东西罢了，此外别无其他。培养人们对于美的形式、美的颜色的爱好，提高人们对悦耳的声音的品赏能力，以及教人种种符合规格或模型的待人接物的方式、方法，所有这些，对于一个人灵魂的纯洁、精神的高尚都没有必然的影响，同样，这些东西对于一个人的道德也没有多大影响。当然，多看看一些好的艺术作品无疑会提高人的兴趣与爱好，也会激发人们的羡慕之情，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能看到的一个个活生生的高雅动作难道不会比从几英里之外去看一个大的雕塑或许多名画更能影响一个人的心灵，更加使人去模仿吗？因为，正是精神、情操和勇气——而不是什么兴趣爱好或艺术——使人伟大。
艺术修养——它总是激起人们对享受的追求——是不是就像有些人所认为的对人类进步有那么大的促进作用，这一点确实值得怀疑。而且，这种排他性的艺术修养很可能不是使人更加坚强而是使男人更加女性化，因为这种所谓艺术修养总是刺激人们的感官欲望。“正是这种艺术修养所造成的这种富于幻想的性格，”亨利·泰勒说，“使人的勇气逐渐衰竭，力量逐渐减弱，从而使人更加容易顺从、臣服。”[14]艺术家的作品与思想家的作品完全不同，艺术家的最高目的是用心去雕塑或铸造自己的作品——无论是绘画、音乐或文学都是这样——按已有的意图或思想（并不一定十分深刻）使作品趋于一种比较完美的形式，以使自己的作品成为完美而不朽的典型。
艺术往往在一个民族衰落的时期繁荣兴旺起来。在衰亡时期，财富往往驱使艺术充当奢侈的开路先锋。无论是在古希腊还是在古罗马，精湛的艺术成就总是与堕落腐化紧紧相连。菲迪亚斯和伊克迪洛斯还没有来得及完成帕特农神庙，雅典的荣耀就一去不复返了。菲迪亚斯最终死于狱中，斯巴达人在城里建起了一座雄伟的纪念碑——以纪念自己的辉煌胜利和雅典人光荣的失败。古罗马也是这样，艺术高峰期，也正是罗马最堕落腐化的时期。就像图密善一样，尼禄既是罗马皇帝也是有名望的大艺术家，他们两个人都是罗马帝国最伟大的两个怪物，他们都深爱艺术，也都十分凶残。假如“美”就是“善”，那么，罗马皇帝康茂德一定是位最善良的人，根据历史记载，他是最残暴的人之一。
当代罗马艺术最辉煌的时期是利奥十世在位之时，在利奥十世统治时期，“整个社会都肆意挥霍、荒淫无度，无论是平民还是知名人物都大肆浪费，没有一点节制。自从亚历山大六世以来，利奥十世在位时期乃是最为腐化堕落的时期。在北欧这些低地国家（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情形也是一样。正当这些国家的艺术达到光辉的顶点时，继之而来的是艺术和自由的彻底毁灭，在西班牙的极端压迫之下，这些国家的国民迅速衰弱下去。假如艺术能使一个民族精神振奋、道德高尚，看到美的东西就能使人向善，那么，巴黎人应该是全人类最高尚、最友善、最聪明的了。罗马也是世界上一个艺术名城，但最具特色的是，古罗马那些赳赳武夫都堕落成了一个个品味古董或小小饰物的半通不通的艺术家。据最近报道，这座艺术名城早已腐烂得臭不可闻，难以言喻。
艺术这高雅的东西有时会与脏、臭联系在一起。这是英国著名艺术评论家拉斯金先生说的。当他带领一些人在威尼斯搜寻艺术作品时，他的追随者们在勘探、寻找的时候总不时会闻到一些臭味，当臭味很重的时候，他就会说：“好了，我们又将发现一件十分古老的东西——艺术品。”[15]只要有一点点卫生知识，一旦需要的时候，这点点卫生知识就会大大提高，就像有益于健康的知识一样。这比任何艺术教育更为有用。褶裥饰边，而看不到整个衬衫，这未免也太愚蠢了吧。
[1]洛克认为，作为一个青年教育工作者，他的修养比他的专业知识更重要。青年教育工作者一定要注重修养，并具有克制力。他不一定非得具有高深的知识，不一定非得象古典主义者或科学家那样知识渊博、学富五车，但他必须温良谦恭、知书达理，因为他自己的一言一行都要影响许多人，彼得伯罗勋爵曾就儿子的教育问题请教洛克。洛克在回信中说：“尊贵的勋爵老爷，您希望辅导您儿子的家庭教师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大学者，我倒认为家庭教师是不是一位大学者并不重要。只要他精通拉丁文，具备一般科学知识，就可以了。但我认为，家庭教师一定要有良好的修养，要性情温和，善于自我克制。”
[2]哈金森夫人著：《哈金森陆军中校的回忆录》。
[3]《空中女王》。
[4]我们不说人是环境的产物，这更接近于说人创造环境。人的性格是由环境造成的。人的力量是通过他的创造能力来衡量的。使用同一种材料，一个人可能会建造宫殿，另一个人可能会筑成茅舍；一个人建成仓库，另一个建成别墅。红砖和灰泥是红砖和灰泥，建筑师却可以把它们制成其他东西。因此，在同一个家庭里，在同一种环境中，一个人可能持之以恒建成大厦，他的兄弟却可能三心二意而且力不从心，只能永远生活在废墟中。一块巨石会成为弱者生活中的绊脚石，但它却是强者继续前进的垫脚石。
[5]《女王丈夫重要演讲录·导言》（1862年）。
[6]《书信和散文》。
[7]《旅行者书信》。
[8]我为自己的命运感到羞耻，
我孤独一人，无家可归，
苍天啊！苍天！你为何给我这么多痛苦！
苍天无语，万籁俱寂。
我顾影自怜，绝意顿生，
我向上天祷告，请你赐予我更多的希望，
让我像常人一样，朋友遍地。
他人的优雅举止、渊博学识，
都令我如此倾心，我的心永远不会满足；
然而一切的一切，我都可以蔑视，
令我留恋的是真正的幸福。 ——十四行诗第24首
因此，太多的怨恨、痛苦，使我的腿跛了。 ——十四行诗第36首
[9]据历史记载，当英国著名戏剧表演家加里克因巴拉迪一案而被传唤到法庭作证时，这位30多年来一直善于在数千人面前扮演最冷静、沉着的大人物的著名演员，竟然变得如此神志不清、困惑不解，以至于他被法官从证人席上赶了下去。法官认为从这种大脑一片茫然的人身上不可能得任何证据。
[10]马修夫人著：《查尔斯·马修先生的一生及其书信》。
[11]华特雷大主教著：《札记簿》。
[12]据说美国著名思想家爱默生（1803—1882）在写作下面这段话（出自他的《社会与孤独》）时，他心里老想起美国著名小说家霍桑（1804—1864）。“你给他最好的敬意就是每当你在一间房子里或街道上碰到他的时候，假装你没有看见他。他总为别人在哪个地方看到他而极为痛苦，为此，他想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常人难以想象的计谋以使别人不注意到他。他要求他的成衣师傅做出的衣服，颜色要暗淡些，式样要尽可能简单，总之，衣服要尽量不惹人注意，他深深地为自己的笨拙行为感到遗憾，近乎绝望，他常常得走上好几英里，才能摆脱脸部的抽搐和痉挛，才能使耸动和惊跳不已的肩膀和手臂平静下来。”
[13]从许多方面看，爱尔兰人也同法兰西人一样具有强烈的社会交际本能，即使在美国，他们也很自然地聚居在一起，也像在英国一样，他们称自己的聚居区叫“爱尔兰人居住区”。他们比在家的时候更富有爱尔兰人的色彩，他们一刻也不忘记自己是爱尔兰人，在这一点上，他们同法国人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我敢断言。”马于尔先生说，“在美国生活的爱尔兰人”，“可以一点也不夸张地说，我们无法用语言来描述他们在生活中所遭受的种种不幸，这种种不幸和灾难完全是他们喜欢聚居在美国的大城镇这一民族癖性所造成的合乎逻辑的结果，正是他们民族这种不良的习性带来了这一切灾难。”也正是这种过于强烈的聚居特性使生活在美国的爱尔兰人远离社会，过着勉强糊口的痛苦生活。
[14]《政治家》。
[15]埃德文·夏得威克著：《对经济科学和统计栏目的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