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小姐心里很难受，她掏出一把金叶（金制的树叶造型的礼金）给宋子文做路费。金叶是上流社会的礼金，送人金叶比送钞票显得高雅些。她对宋子文说：“你还是自己去吧，我在上海等你回来！”宋子文手握金叶感激地说：“我真心地感谢你，这就算是你借给我的吧。”
宋子文一去就是好几年。孙中山先生命他筹办中央银行，后出任行长，还担任了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兼广东省财政厅厅长，中央党部商业部长。随环境的变化和职务的升迁，宋子文把上海的七小姐淡忘了。1927年宋子文曾经来沪，当时盛家庄夫人已去世，而那时国民党内部分裂，宋子文处境不好，新上任的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和特别军法处处长陈群，在他的住宅四周布置了暗探，他只得深居简出，不敢走出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几个月后去了武汉。1930年，宋子文再次返沪时，已带来了夫人张乐怡。盛七小姐为此伤心透顶，大病了一场。
宋子文后来对七小姐一直怀有愧疚之情，因为七小姐直到32岁才与庄夫宋耀如那时的年龄本应是如同图中同龄的孩子一样，在学堂里读书、嬉戏，而他却过早地经历着磨难。人的一个内侄结婚。抗战胜利后，盛氏兄妹常在盛老五家（位于淮海中路的大花园洋房）聚会。有一次，七小姐接到电话前去玩，没想到宋子文居然也在场。宋子文主动和七小姐搭话，并有心约她聊聊，盛氏其他兄妹也力促他们讲和。可是七小姐一脸冰霜，丝毫不给宋子文面子，她根本不需宋子文做任何解释，因为事实早已说明了一切，而且早年的那段恋情，毕竟已过去20多年了。大家劝她留下来共进晚餐，七小姐站起身来，冷冷的说：“不行，我的丈夫在等我呢！”说完拂袖而去，宋子文讨了个没趣，也走了。
被宋子文称为“小丁丁”的张乐怡谁知人算不如天算，盛家自有用得着宋家的时候。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肃奸部门空前忙碌，把敌伪时期的“落水”分子基本上一网打尽，盛毓度也阴差阳错的被抓了进去。
盛毓度是盛家的孙子，因当过日本人的翻译，在狱中被囚十个月。他多次写信申诉，说是由戴笠安排他加入日本宪兵队的，曾策应营救过不少国民党人士，只因他与戴笠是单线联系，戴笠飞机失事身亡后，他有口说不清，被“挂”了起来。
盛氏兄妹自然是急得团团转，能动的脑筋都动了，能托的人都托遍了，可就是不见放人。最后大家央告七小姐给宋子文打一个电话，请他念及旧情的份上，帮一下忙。盛毓度的太太则在七小姐面前长跪不起。
七小姐极不情愿再去理会那位宋院长，但盛毓度是她最最疼爱的亲侄子呀。无奈，只得硬着头皮往宋府打了一个电话，宋子文十分痛快的答应了。七小姐又说：“我想跟毓度一起吃中饭。”宋子文立即表示：“我一定让你明天中午跟你侄子一起吃饭！”第二天中午，盛毓度果然被放出来了。
解放后，七小姐参加了里弄工作，宋子文则跑到美国当了寓公。1971年，宋子文在美国旧金山去世。七小姐则活到1983年，享年83岁。
宋子文追求的第二个人是张乐怡。张乐怡是江西九江富商张谋知的女儿。1927年11月，就职于南京政府的宋子文出席完在九江附近牯岭召开的军政会议后，在庐山找到了此前刚认识不久的张乐怡。
张乐怡一见宋子文的到来，喜不自禁，一口一个“宋部长”。宋子文要求她不要叫“宋部长”，而以英文“unc1e”相称，这样既显得亲热，又显得实在。对宋子文来说，做张乐怡的“unc1e”，他还心有不甘，他希望能够做她的“husband”（丈夫）。在宋子文眼里，张乐怡太迷人了，又俏皮，又纯情，又可爱。每当他们两人在一起时，宋子文总是称她为“小丁丁”，用昵称表示对张乐怡的喜爱。
宋子文尽管公务繁忙，但在1928年1月27日发表“国民政府对海关态度宣言”后，以“身体不适，需要休假”为由，不顾蒋介石的劝说，再次来到庐山，与张乐怡团聚。
这一回，宋子文给张乐怡带来了一份厚礼：一枚红宝石戒指。可他迟迟不敢拿出来，生怕遭到拒绝。但张乐怡接受了这份礼物。临走时，张乐怡问宋子文什么时候再来看她，宋子文紧紧地握住张乐怡的纤手，无限深情地说：“小丁丁，我爱你，我实在离不开你！我请求你尽快与我结婚。如果你说一个‘不’字，我财政部长也不做了。”张乐怡一听，顿时感动得泪水晶莹，低下头，驯服地倒在宋子文的怀里。
宋子文三番五次上庐山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便与宋美龄谈起此事，宋美龄听后笑道：“要弄清这个秘密很容易，就是下次他去庐山时，我偷偷跟着去一趟。”
数月后的一天，当宋子文正在与张乐怡喃喃私语时，秘书突然来报：蒋总司令偕夫人到了庐山，请宋部长前去一晤。
宋子文感到吃惊，当然，他也明白，纸是包不住火的。好在他与乐怡的事已经水到渠成，让蒋与妹妹美龄看看也不是坏事，于是对秘书说：“告诉他们，我一会儿就与乐怡去会晤。”
经过简短的会晤，宋美龄就喜欢上了这个美丽的小女子，她觉得张乐怡与自己有相同的一面：聪明、胆大、不怯场。于是，她和蒋介石都同意了这门亲事。
有了施展才华的舞台
在宋庆龄的引荐下，宋子文来到孙中山的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
孙中山见宋子文有胆有识，任命他为大本营秘书、广东中央银行行长、广东国民政府财政部长。有了施展才华的舞台，宋子文有声有色地大干起来。
此时，广州商团叛乱，商团军到处张贴“打倒孙政府”、“请孙文下台”等标语。
宋子文沉着冷静，为孙中山出谋划策，顺利解围。孙中山对此十分高兴，握着宋庆龄的手，感激地说：“子文果然身手不凡。”
孙中山逝世后，宋子文签名于“总理遗嘱”见证人之首，备受国人关注。
宋子文步入政坛，并在民国政治舞台上日益发挥重要的作用，与他在广州追随孙中山，参加广东革命政权的活动有直接关系。
1923年3月1日，孙中山在广州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这是孙中山第三次在广州建立的革命政权。为了适应日益激烈的革命斗争的需要，孙中山急需各方面的人才。这时，宋庆龄便把宋子文引荐给了孙中山。宋庆龄认为，她这个弟弟能够解决国民党所担心的南方财政问题。
宋子文于1923年10月抵达广州，孙中山随即任命他为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秘书。宋子文由此走上了政坛之路。
由于广东革命政权经费奇缺，因而宋子文向孙中山建议．采取一系列严厉的财政“紧急措施”。这些措施于1924年初陆续生效。这些措施包括对橡胶、甲醇和制造化肥用的硫酸氨征收特别进口税；广州的每个商人都必须“借给”广东革命政府5—500元；向在饭馆就餐者征收10％的附加税；征收清凉饮料税；对专卖药品、化妆品、婚礼、葬仪、宗教仪式、人力车都实行征税。
孙中山对宋子文的才干十分器重。1923年10月27日，孙中山准两广盐运使邓泽如辞职，任命伍汝康继任，宋子文为两广盐务稽核所经理。很快，又委宋子文以筹备建立中央银行的重任。
宋子文多方筹措资金，主持拟定了中央银行《条例》、《章程》和《组织规程》等文件。经过近一年的筹备，中央银行于1924年8月在广州正式成立，孙中山任命宋子文为行长。
宋子文就任中央银行行长以后，采取了许多措施，加强中央银行在广东金融界的地位，提高和巩固中央银行钞券的信用。他主张纸币发行须有充足准备、反对随意增发纸币；与同业来往，要根据有关规定办事，不可贪利而涉风险乃至投机营业；革命政权向中央银行借款，也必须有抵押品或切实担保。
广州军政府大门正因为如此，中央银行开业后，各项业务都能正常进行，银行的信誉也非常好。中央银行发行的钞票甚至在不受国民党控制的中国其他一些地方也获得承认。宋子文认真履行银行的保证，逐渐提高了银行的信誉。
宋子文的工作成效给许多国民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那些广州的商人、买办和大亨却视他为“另一个布尔什维克”。广州商团的许多买办资本家对孙中山同苏联的友谊感到惊愕，阴谋发动反革命叛乱，推翻广东革命政府。
1924年10月10日，在英帝国主义的唆使下，由汇丰银行广州分行买办陈廉伯策划的广州商团叛乱爆发。商团军向参加纪念辛亥革命游行活动的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打死20余人，受伤者百人以上。12日，商团军到处张贴“打倒孙民国9年3月发行的“阜丰机器面粉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这枚股票因认购股东为宋子文，背面并有宋子文及弟宋子良的亲笔签名而尤显珍贵。政府”，“请孙文下野”，“驱逐孙文”等反动标语。盘踞东江的陈炯明也准备配合商团军进攻广州。
危急的形势，使宋子文面临了一次严峻的考验。在反动商团的猖狂进攻面前，宋子文积极为孙中山出谋划策，协助制定粉碎商团叛乱的计划。为确保万一，宋子文悄悄地将国民党政府的全部资金搬到“沃罗夫斯基”号船上。他还为孙中山、宋庆龄及各种随从人员、鲍罗廷及其苏联助手等的紧急撤离作了准备。孙中山对宋子文的所作所为十分满意。握着宋庆龄的手说：“子文果然身手不凡。”
在广大的广州工人、农民群众的支持下，孙中山指挥工团军、农民自卫军、黄埔军校学生和北伐军向商团军发起总攻，终于在10月15日平定了商团叛乱。也正在这一时期，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曹锟被迫于1924年11月2日宣告退位，直系军阀控制的北京中央政权告终。冯玉祥还决定把末代皇帝溥仪驱逐出宫。
北京政变后，北方出现了由冯玉祥和奉系军阀张作霖、皖系军阀段祺瑞共同支配而由段为临时政府总执政的中央政权。三者之间形成了又联合又斗争的新局面。
冯玉祥、张作霖、段祺瑞各怀着不同的政治目的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孙中山为求得全国统一，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决定应邀北上。
孙中山于1924年11月13日由广州北上，中途经过香港、上海，取道日本赴天津，辗转一个多月，直到12月13日才风尘仆仆地到达北京。由于多年艰苦的革命工作，孙中山劳累成疾，北上途中，又怒不可遏地一再痛斥段祺瑞等人的卖国谬论，更使病情恶化。他到达北京后，竟一病不起，送进协和医院后，被确诊为肝癌，而且已经到了晚期。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病逝于北京。图为先生家属在北京中山公园灵堂守灵1925年1月29日，宋子文应北京急电北上。
来到北京后，宋子文同宋庆龄、孔祥熙等人一起，精心照料着身患绝症的孙中山先生。
危在旦夕的孙中山先生，在病床上仍十分关心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还时常约见国民党在京的要员，嘱咐他们坚持革命。孙中山对宋子文说，有革命政府一天，须维持一天，勿令所失。
1925年2月24日，孙中山病笃。孔祥熙、宋子文、孙科、汪精卫四人进入病房。
孙中山问他们有什么话要讲。
孔祥熙、宋子文等人犹犹豫豫，不敢言语。过了一会儿，汪精卫才说：“当1月26日先生入病院，诸同志皆责备我等。要请先生留下些教诲之言俾资遵循。如先生之病即痊愈，固无说矣；设或不痊愈，吾等仍可永听教诲也。”
孙中山听后，欲言又止，沉默良久，然后说：“我何言哉！我病如克痊愈，则所言甚多，幸先至温泉休养，费数日之思索，然后分别言之。设使不幸而死，由汝等任意去做可矣，复何言哉！”
宋子文四人再次请求说：“吾等仍愿听先生之吩咐也。”
汪精卫还说：“我等今已预备一稿，读与先生一一请听，先生如肯赞同，即请签字，当作先生之言，如不赞成，亦请别赐数话，我可代为笔记。”
孙中山说：“可。汝可试读之。”
汪精卫立即取出所拟文稿，即著名的《总理遗嘱》，低声慢读。
孙中山听毕，点头说：“好，我极赞成。”
汪精卫迅速取来笔具，请孙中山签字。孙中山说：“汝暂时收存可也，今日不须签字，俟数日后再酌。吾总还有数日之生命。”
3月11日，孙中山病危。汪精卫将预备好的《总理遗嘱》呈上去，孙中山先生因手力甚弱，不停颤动，无法自持。夫人宋庆龄含泪托起孙中山先生的手腕，执钢笔签上“孙文”二字。
宋子文将孙中山的英文秘书陈友仁起草的《致苏俄同志的一封信》轻声读了一遍，孙中山听过后，用英文签字。
1925年3月12日，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北京溘然长逝。宋子文以见证人之一的身份，首先在孙中山的两份遗嘱上签名，并且参加了治丧事宜。这使宋子文的社会地位进一步提高，备受国人关注。
宋子文在参加了孙中山的治丧事宜后，匆匆忙忙地赶回广州。
这个时候，广东革命政府经过镇压广州商团叛乱、两次东征，消灭了陈炯明反革命军队，平定了滇军杨希闵和桂军刘震寰两部的叛变，壮大了革命力量，广东革命根据地也开始获得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形势的迅猛发展，为宋子文施展其理财筹款的才能提供了一个历史的机遇。
1925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广东省政府依照国民政府所颁布《省政府组织法》改组成立。广东省政府设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商务、农工、军事七厅，宋子文出任商务厅长。8月20日，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廖仲恺遇刺身亡。9月20日，国民党中央任命宋子文为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兼广东省财政厅厅长，并仍保留中央银行行长与商务厅长的兼职。
少年时的宋耀如机敏过人，满怀理想。图为1913年，宋耀如（三排右一）在日本神户时，和同盟会部分成员的合影。1926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关于财政决议案》。这次大会明确提出了改善广州国民政府财政制度的任务，要求在短期内迅速统一国民政府的财政。根据国民党“二大”的精神，广东国民政府制定了统一财政的计划。
随后，宋子文签发了广东省政府财政厅的通电，向各军政单位提出三点要求：
一、核实军政各费，确定预算案。
二、实行统一财政，无论何等部队不得截留。
三、自高级机关以下及各军各部队彻底的财政公开，并实行军需独立，金库独立。
国民政府还于1926年3月27日公布了修正统一军民财政条例，严禁擅自征收或截留钱款。
宋子文具体负责整理财政，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整理了国民政府的财政：
（一）清理田赋。由于田赋之册籍湮没，无法稽考，宋子文特设立田赋清理处，进行登记清理工作。他还责成各县县长将旧欠、新粮，按章征收，解交国库，并要求扫除浮收巧取之弊。对各县长解缴钱粮，作为征收考绩，成绩显著者，予以奖赏，违章县长，分别予以记过，记大过和罢免处分。这样，从1925年10月至1926年9月，国、省两库共收301．8万元，超过上年近一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