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年初召开的上海市党代会上，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作了一篇题为《乘风破浪，建设社会主义新上海》的报告。毛泽东对这个报告甚是欣赏。他在1月15日的会上说：“这一篇文章把我们都压下去了。上海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五分之一，有一百万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资本主义首先在上海产生，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一篇文章。这样的文章，北京不是没有也，是不多也。”第二天，他在大会上再次拿出柯文，当众对周恩来说：“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恩来回答说：“我写不出来。”毛泽东接着说，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集中的地方，没有工人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强烈激情，是写不出这样的好文章的。“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本来是讨论1958年的国民经济计划，由于毛泽东对反冒进作了严厉批评，1956年参与反冒进的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只得检讨反冒进的所谓错误，从而致使一些超过实际的高指标被会议一致通过。南宁会议之后，“大跃进”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并由农业领域发展到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
1958年2月中旬，中共中央召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3月和4月，又分别在成都和武汉召开中央工作会议，5月在北京召开八大二次会议。这些会议的议题很多，但批评反冒进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
1958年2月中旬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以后反冒进的口号不要提，反右倾保守的口号要提。反冒进这个口号不好，吃亏，打击了群众。”
毛泽东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说，两种方法的比较，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究竟应该采取哪一种，我看应该采取冒进。他还说，反冒进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冒进则是“轰轰烈烈、高高兴兴”，“不尽长江滚滚来”，就是要和反冒进对起来，反对慢的路线。由于把冒进与反冒进上升到了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高度，试想还有谁敢坚持反冒进？而此前毛泽东曾提出，要用“跃进”一词代替“冒进”一词，不给反对者提供口实，并且认为“跃进”一词是一个伟大的发明，要将博士学位授予发明这一词的那一位或几位科学家。
在4月的武汉会议上，毛泽东说，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来了个反冒进，搞得人不舒服。这个挫折很有益处，教育了干部和群众，是反面教育。因为受了损失，是个马鞍形，两个“高潮”之间一个低潮——反冒进。过去说1957年比1956年实在些，这个话是不合乎事实的。1957年实际上工作差劲了，许多干部抬不起头来。上面骂冒进，下面也骂冒进，所以1957年劲头不大。去年揭开盖子，用整风反掉了右倾保守思想。
在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工作报告中，也认为反冒进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影响了1957年的生产建设，特别是影响了农业的发展，形成了“马鞍形”。在这种情况下，原来主张反冒进的周恩来、陈云、李先念等领导人，只得一再承认反冒进是“错误”的，并在不同的会议上公开检讨。
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虽然这条总路线要求“多快好省”并行，但在实际工作中，“快”就成了总路线的核心。会后《人民日报》为宣传总路线发表的社论，更是直言不讳地说，“快”是总路线的灵魂。会议后，“大跃进”浪潮已席卷全国。
随着“大跃进”的发动，原来提出的十五年赶超英国的时间也就一再提前。
1958年元旦，《人民日报》又发表题为《乘风破浪》的社论，强调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从现在算起，还要10年到15年的时间。要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在这以后，还要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准备再用20年到30年的时间赶上并且超过美国，以便逐步地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到这时，超英赶美和实现共产主义都有了明确的时间表。
这个本来就不长的时间表，在“大跃进”发动后又一再被缩短。1958年3月20日，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向毛泽东送来了《争取有色金属的飞跃，占领有色金属的全部领域》和《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能否设想的更快一些》两个报告，其中提出，到1962年钢产量超过1500万吨、争取2000万吨是可能的，并且认为只要10年就可超过英国，再有10年也完全可能赶上美国。受其影响，毛泽东在4月2日接见波兰政府代表团时，便提出要“十年或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国，再过二十年赶上美国”。
在这年5月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在报告中提出：“7年赶上英国，15年赶上美国。”毛泽东在批语中将其修改为：“7年赶上英国，再加8年或者10年赶上美国。”这样，原定的15年赶上英国的时间缩短到只有7年，赶超美国的时间也变为15年或17年。
这年6月，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在一份报告中说，1959年我国的主要工业产品，除电力外，都将超过英国的生产水平。6月22日，毛泽东对薄一波的报告作了批示：“此件印发军委会议各同志。赶超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1959年达到2500万吨，我们就在钢的产量上超过英国了。”毛泽东在批发这个报告时，还特地将题目改为《两年超过英国（向政治局的报告）》。
为了能使1959年的钢产量超过英国，就必须使1958年的钢产量至少达到1000万吨。6月19日，毛泽东召集一些中央领导人以及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等人开会，讨论钢铁生产问题。毛泽东问王鹤寿：去年是530（按：1957年的钢铁产量为535万吨），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为什么不能翻一番？王鹤寿说，好吧！布置一下看。后来毛泽东说，开始是600万吨，第二本账是700万吨，第三本账是800万吨，争取900万吨。我说你索性翻一番，那么拖拖拉拉干什么？王鹤寿同志就很有劲，布置了。王鹤寿“布置”的结果，决定1958年钢产量比1957年翻一番，完成1070万吨。这就是这年著名的“为实现1070万吨钢而奋斗”口号的最初由来。
1958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决定1958年钢铁产量要实现1100万吨，对外宣布是比1957年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在会后发表的会议公报中，正式宣布了这1070万吨的计划，并号召全国人民为完成这1070万吨钢而奋斗。当时，全国只完成了450万吨钢的生产任务，尚有600多万吨的任务，这显然是正规的钢铁企业按常规进行生产所无法完成的，于是决定使用老办法——发动群众。因此，北戴河会议明确提出要来一个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1958年10月，全国参加“小、土、群”炼钢铁的劳动力达到6000万人，12月则更是增加到9000多万人。
1958年12月21日，新华社正式向全世界宣布：“据冶金工业部12月19日为止的统计，今年全国已经生产钢1073万吨，比1957年的钢产量535万吨增加了一倍挂零。”1070万吨的任务虽然完成了，但付出的代价却是巨大的。为了全力保钢，当时提出的口号是“停车让路，首先为钢”，时称“钢铁元帅升帐”，也就要求各部门、各地方必须将钢铁生产放在首位。结果近1亿的人民公社社员、机关干部、学校师生等投入钢铁生产中，以致中央各部委的大院里、高等学校的校园里，一些非钢铁企业的车间里，甚至中共中央所在的中南海里，都建起了各式各样的小土高炉。同时，其他部门也因为给“钢铁元帅”“停车让路”，造成了工业与农业比例、工业与交通运输的比例、工业内部各部门间的比例严重失调。
应当承认，这一年全国人民也确实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入工农业生产中，全国出现一片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在这种情况下，党的领导人认为，中国已经找到一条快速建设社会主义的好途径，中国不但能在不长的时间里赶上并超过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且有可能先于苏联进入共产主义。在这年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曾这样说，在延安的时候，林彪同志向我说，将来中国要赶上苏联，当时我还不相信，我想苏联也在进步呀？现在我相信了。我看我们的共产主义可能提前到来，因为我们的方法比苏联好，速度比苏联快，再加上有6亿人口和苏联的技术援助，理所当然要走到苏联的前面去。
从这年4月起，党的领导人就开始考虑共产主义的实现形式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最后决定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以此作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具体途径。因此，北戴河会议在正式宣布全年将完成1070万吨钢的同时，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强调“在目前形势下，建立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互相结合的人民公社，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
1958年在“大跃进”的特殊氛围下，人们以一种十分迫切的心情，期待共产主义社会的早日到来，在一些地方，还搞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试点，例如河北的徐水县。还有一些地方提出到1962年就要基本实现共产主义，如山东的寿张县、范县。那么，当年人们心目中的共产主义，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
一位相当级别的干部在一次干部会议上，对共产主义社会作了这样的描述：
第一，吃要吃得很好，不要光吃饱。每顿都荤，或者吃鸡子，或者吃猪肉，或者吃鱼，或者吃鸡蛋。山珍海味是比较困难的，可以一年吃两次，国庆节、五一节吃吃山珍海味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要吃的花样更多，而不是更少。就是说不是现在这样只是吃馍，一顿吃一斤，将来一顿吃两片馍就够了，主要吃肉食、吃青菜。就是吃的方面，吃要吃得饱、吃得好、吃的花样多，适合于每一个人。
第二是穿，也是应有尽有，各种花色、各式各样都有，不是乌鸦一片黑，也不是一片蓝。将来普通的布作工作服，工作之外，其余的时间都是绫罗绸缎，都是毛料绒衣。当然，每一个人都有一件狐皮大衣恐怕办不到，因为没有那么多狐狸。因此就要发展狐狸，也要养水獭、老虎，不养老虎不行，不养老虎没有虎皮。总会有那么一天，每个人可以得到一件狐皮大衣，这就看我们养的狐狸多少来决定。这是走向共产主义的穿，生产规划要把这些东西规划进去。
第三是住，要跟现代化城市比。到了第三个五年计划，或者第四个五年计划，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人民公社通通是高楼大厦，通通是现代设备，并且每一个居住的地方都是一座花园，居住的条件，居住的环境要现代化，要比现代化的城市还好。
第四是交通，除了赛跑，凡是走路的都有工具。不赛跑也不行，光坐汽车、火车，那两条腿也成问题了，腿越来越小，身子越来越大。所以每天要跑步，每个人要赛跑，要开展体育运动。但除了赛跑以外，要到什么地方去就有汽车、火车、飞机、轮船。
第五，每个人都受到高等教育，要普及教育。那时候，每个人都是演员，都能够上台演戏。将来要出几万个常香玉，几万个梅兰芳。每个人都是作家，都能够写文章，都能够写剧本，都能够写大的马列主义著作，都能够搞科学研究。每个人都是体育健将，我们把全世界的体育冠军通通拿回来。
共产主义大体就是这样几条：吃、穿、住、行，加上文化娱乐、科学研究、体育，这些总起来叫共产主义。这些看起来在我们国家是很快，不是遥遥无期，不仅在座的同志，你们大多数都是中年人，都可以看到，我们这些老年人也可以看到。
可见，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误，最根本的是对何谓社会主义、何谓共产主义的理解发生了偏差，在条件根本不具备的情况下，急于建成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
1958年9月，全国迅速掀起建立人民公社的高潮。仅一个月的时间，就基本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到这年底，全国原有的74万多个农业社合并成2.6万多个人民公社，入社农户达总农户的99%。由于人民公社大都是白手起家，但它又是按照工、农、商、学、兵（民兵）五位一体，农、林、牧、副、渔样样齐全的模式构建的，因而办人民公社的过程，也是刮“一平二调”（平均主义和无偿调拨）的“共产风”的过程，与之相伴随的，是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盛行。人民公社在分配上实行所谓工资制与供给制相结合，供给制和工资制的比例中，工资部分过小，供给部分过大，而供给制则是典型的平均主义，并且在“生活集体化”的口号下，大办公共食堂，限制农民的吃饭自由。所以公社化后，不但未将原来高级农业合作社业已存在的平均主义弊端加以克服，反而使之愈演愈烈，严重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出工不出力成为普遍现象，造成农业生产效率低下。
对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浮夸风、“共产风”等问题，北戴河会议后不久，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就已经有所觉察。毛泽东通过调查了解，发现很多人“急急忙忙往前闯”，脑子中有一大堆的混乱思想，认为有必要让各级干部冷静下来，联系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去读一些马列理论著作，以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
为了解决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中共中央于1958年11月2日至10日，在郑州召开了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省委书记参加的会议，史称第一次郑州会议。会议开始后，毛泽东多次找到会的省委书记谈话，做高级干部的“降温”工作。会上，毛泽东提醒那些头脑发热的高级干部说，苏联搞了40年的社会主义，还没有宣布进入共产主义，中国才搞几年的社会主义，不要那么急急忙忙地宣布过渡。他还亲自给与会者讲解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并就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发表意见。毛泽东指出：“我们有些人大有要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的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是不认识五亿农民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