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家将故事从北宋以来就在群众中广泛流传。在历史上，杨业、延昭、文广等是确有其人的。北宋欧阳修在皇祐三年(公元1051年)即杨业死后六十五年所写的一篇文章中说到杨业：“父子皆为名将，其智勇号称无敌，至今天下之士，至于里儿野竖，皆能道之。”(《欧阳永叔集·供备库副使杨君墓志铭》)这是关于杨家将故事在群众中流传的最早的记载。后来就逐渐产生以各种文艺形式来表现杨家将故事的作品，例如南宋话本中有《杨令公》、《五郎为僧》；元明杂剧中有《八大王开诏救忠臣》、《杨六郎调兵破天阵》等。到明代后期，出现了完整的杨家将长篇小说。
杨家将故事的思想意义，在许多文学史、小说史和学者们的专题著述中都已有所论列。大家一致肯定了它的反对外族侵掠、歌颂抗敌英雄的爱国主义主题。故事虽然来源于真人真事，但在经过加工改作之后，已和原来的面貌大不相同。例如杨业的死，在《宋史》、《辽史》中都记载他是兵败被擒、不食三日而死，只有寥寥的几句话，在故事中却大加虚构和夸张，演出了杨业碰死李凌碑的情节，因此也就使这一死具有了更加悲壮激烈的感情色采，使它在现实生活中产生了更加有力的感染、鼓舞作用。宋、元、明三代，民族矛盾非常尖锐，这就是广大群众热爱杨家将故事，而又在这些故事的广泛传播和不断再创作中倾注了更多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的原因。应该说，这一爱国的主题，是杨家将故事中最可宝贵的思想内容，是它的闪闪发光的钻石。
故事中塑造了杨业一家子孙相继、奋勇抗战的英雄群象。特别是杨门的小将、女将，久已成为我国广大群众赞赏、讴歌的对象。在故事作者的笔下，杨家将中的年轻人真是大有作为，不但能够指挥千军万马，而且还能指挥家族中的祖辈、父辈；而老一辈人也一律服从军令，听其指挥。例如其书第三十六、三十七等几回写杨宗保十四岁就挂大元帅印，负责破阵的事。他在调兵遣将时，“即请令婆、八娘入帐中曰：‘此一回敢劳婆婆与二位姑娘一往。’令婆曰：‘此为王事，安敢辞却。’宗保曰：‘阵内按有梨山老母，婆婆若去，先要擒捉此人，其他易攻。’令婆得计，率八娘、九妹前进。”令婆是宗保的祖母佘老太君，为了“王事”，也在阵前听候调遣，奉命惟谨。他的父亲延昭在奉到进攻的军令时说：“正须先声而进，以励诸将。”——要拿自己奋勇当先的行为做诸将的表率。他的母亲柴郡主有孕在身，也“得令”向前，结果在阵内产子，赖穆桂英“以所生孩儿纳入怀中，遂破了龙阵。”在封建社会中能够这样描写英雄人物：他们胸中惟有全局观点，毫不顾惜尊卑长幼那一套礼法秩序，在有才华的年轻一代面前欣然折服，心甘情愿地接受指挥，去争取共同事业的胜利——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至于以令婆为首的杨门女将，一反封建社会中女子谨守闺阁、弱不禁风的习气，个个都是驰骋疆场、叱咤风云的英雄：这在历史上或文艺作品中更是独一无二的一群，是足以令人闻风兴起的。
杨家将故事在歌颂正面人物的同时，也揭露了荒唐昏庸的君主、陷害忠良的佞臣、混入内部的奸细，并使人从他们的行事中得到鉴戒：这也是它的全部内容中有价值的一个方面。
当然，在杨家将故事中，也有一些缺点必须指出。例如，它的爱国主义经常是与忠君思想互为表里的；它的英雄主义的基础则是唯心的英雄史观；它的若干章回中迷信的描写过多；而在对待少数民族的态度上，也存在着大汉族主义的色采。所有这些，应该认为是杨家将故事中的糟粕，是在阅读时必须辨别和批判的。其次，就本书来说，它的艺术性也是比较差的：文笔比较粗糙，情节比较简单，描写不够细腻，特别是人物性格不够鲜明，有时甚至还不够统一。但是，尽管有着这些缺点，这部小说却一直风行不废，这是由于它的内容始终能够激动人心的缘故。
流传下来的杨家将长篇小说，主要有两种：一种叫做《杨家府世代忠勇通俗演义》；一种叫做《玉茗堂批点按鉴参补北宋杨家将传》，又名《北宋志传》。由于版本不同，这些书名上的字样有时也有些参差。前一种共八卷，五十七则；后一种共十卷，五十回。两相比较，后一种篇幅较长，内容也较多。我们这里排印的就是前一种。排印的底本是同治壬申年（公元1872年)的经纶堂木刻本和光绪甲辰年(公元1904年)的上海石印本。两个本子的文字有些小异，我们以同治本为主，参照光绪本订正，加了标点。至于书名，我们根据它的另一名称《玉茗堂批点按鉴参补北宋杨家将传》，取了最后三个字，就叫《杨家将》。
本书作者，在某些小说史著作中说是熊大木，另一些著作对此还持怀疑的态度。熊大木，字钟谷，明代福建建宁府建阳县人，是一个书坊的主人。他的活动时代大概是嘉靖、万历年间。据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和别的小说史资料，他的著作除这一部外，还有《全汉志传》、《唐书志传》、《五代志传》、《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