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奔腾不息的文学长河中，《女神》凭借创作主体的“强力”原型心态，成功地实现了对封建文学的超越。封建文化主静不主动，封建文学在儒家话语控制下，更是以“静穆”为美的极境，未能真正地表现出神话所显示的人类固有的“强力”精神，中庸之气笼罩文坛。陶潜的诗句“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心远地自偏”正是大多数中国封建文人艺术心态的写真。几千年来没有人能够完全突破“温柔敦厚”、“思无邪”等传统的审美原则，“力”的意识淡薄了。即使是一些豪放派文人如李白、陆游、苏轼、辛弃疾诸人，在封建文化下虽以艺术家的良知与胆识，或凭藉历史的非常时期，或以艺术的特殊方式，发自内心地表现了“力”的精神，但那只是一些受封建文化限定的“力”，受儒或道思想改造、净化过的“力”，因缺乏神话之气概和现代理性的烛照而显得不力。他们在表现“力”时，常常用的是如下审美物象：大漠、黄河、塞北、孤烟、西风、长剑、楚天、金戈铁马、虎狼、五岳、烽火等，它们与中国传统文化紧密相联，大都为半开放型的大河民族的文化物，是农业民族封闭性思维的联想物，表现的仅仅是宗法农业社会的气势。
与之相比，《女神》则完全突破了一切因袭的封建传统与经验，超越了几千年来束缚“力”的表现的文化哲学精神、美学原则，没有中庸之气，没有“思无邪”、“温柔敦厚”的情趣。它以“力”为核心，以“力”作为评判世界的尺度，无限地张扬“怪力乱神”精神。它用以显现“强力”的审美物象，则不仅仅有传统文学题材中的高山大川，更多的则是伟大的建筑———长城、金字塔，伟大的动物———狮子、鲸鱼、犀牛、象，伟大的创造者———华盛顿、林肯、托尔斯泰、惠特曼；而且有西方神话形象太阳神Apollo，盗火者Trometheus；有传说形象凤凰、天狗；更重要的是出现了大量的直接体现现代文明的物象———摩托车、烟囱、Energy、煤炭、X光、轮船、工厂、巨炮等。这些审美物象均为20世纪开放性的现代文化精神的载体，它们所显现的“力”是一种现代意识上的力，是民主之力、科学之力，是个性自由解放的力，它指向全人类的现在与未来，而不再是封建文学所传达出的受封建话语控制的“力”。
在超越封建文学的同时，将其精神回归到神话“强力”原型那里，将种族记忆中的“强力”以诗的形式显现出来，从而与人类的共同经验建立起直接联系，与人类的底层欲望进行直接对话，这是《女神》所显示的超越时空的文化意蕴。荣格认为，文学创作的源泉存在于集体无意识中，文学艺术的创造过程就是神话母题（原型）被翻译成现代语言重新显现的过程，伴随着原型的显现，将会出现一种神话式的转化情境。当这种情境出现的一刹那，“总是以一种感情上的罕见的强度为特征，宛如我们身上从未奏响过的心弦被拨动了，又仿佛是我们从未想到的力量得到了释放。”①这是一股神奇的不可抗拒的力量，一种乖戾蛮野的创作欲望，主宰着作者的审美走向。有趣的是，郭沫若曾透露了自己创作《凤凰涅槃》时类似的情境：“《凤凰涅槃》那首长诗是在一天之中分成两个时期写出来的。上半天在学校的课堂内听讲的时候，突然有诗的意趣袭来，便在抄本上东鳞西爪地写出了那诗的前半。在晚上行将就寝的时候，诗的后半的意趣又袭来了，伏在枕上用着铅笔只是火速地写，全身都有点作寒作冷，连牙关都在打战。就那样把那首奇怪的诗也写了出来。”这种创作现象，正是荣格所阐释的，是伴随神话原型的显现而出现的一种神话式的转化情境。《凤凰涅槃》的创作过程是以自由律的形式显现集体无意识中的“强力”原型的过程，所以诗人感到有一股神秘的不可抗拒、不可抑制的力量逼迫着自己，主宰着自己，而且只有当深深的“强力”原型显现后，他才有一种全身心的释放感。于是，郭沫若自觉不自觉地使自己的诗魂归宿到神话“强力”原型了。
《女神》的精神内质是创造力、破坏力，《女神》的抒情主人公是神话“强力”原型的载体，她的人格结构的支点与核心是神话“强力”精神。1919年，郭沫若在《立在地球边上放号》中，以惊人的气魄，勾画了一幅充满神力的自然景观：“无限的太平洋提起他全身的力量来要把地球推倒。／啊啊！我眼前来了的滚滚的洪涛哟！”诗人对毁坏之力、创造之力作了直接的赞美：“力的绘画，力的舞蹈，力的音乐，力的诗歌，力的律吕哟！”他那亢奋的心理一旦接触到“力”，仿佛便找到了归宿似的，在不能自已中，深层的压抑过久的“强力”情绪得以释放，他感到特别地轻松、兴奋，似乎回到了渴慕已久的陌生而又熟悉的精神家园。
注释：①TheSpiritinManArtandLiteratureC.G.JungLondon1966，P.81.
上古神话中的女神形象在《女神》的艺术世界中复活了，她们以当年炼五色石以补苍天的力量与气概，面对无序的现实，高喊着：“我们要去创造个新鲜的太阳，不能再在这壁龛之中做甚神像！”、“我要去创造些新的光明”、“我要去创造些新的温热。”她们要以自己的力量使无序的世界重新走向有序，使黑暗的现实充满光明。郭沫若的“女神”是“神话女神”在现代的艺术显现，它激活了五四以来一代代审美者身上处于集体无意识层面的“强力”记忆，由此，显示出超常的生命力。
在《创造者》里，诗人直接表达了自己的审美取向：“我要高赞这个开辟鸿荒的大我。”这个“大我”具有超凡的开辟鸿荒的人格，是能与力的集大成者。他崇拜的是具有神力的物象：“我崇拜太阳，崇拜山岳，崇拜海洋”，“我崇拜苏彝士、巴拿马、万里长城、金字塔／我崇拜创造的精神，崇拜力，崇拜血，崇拜心脏；／我崇拜炸弹，崇拜悲哀，崇拜破坏；／我崇拜偶像破坏者，崇拜我！”这是一股能冲破一切的“怪力”，它对中国传统的中庸哲学是一个彻底的否定。这个“大我”不仅具有创造、破坏的精神力量，而且崇拜自我本质，把自我本质力量神化：“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我便是我了：／我是月底光，／我是日底光，／我是一切星球底光，／我是X光／我是全宇宙底Energy底总量！”这是一种爆炸性的自我膨胀，人的价值、尊严、力量第一次得到了完全肯定。
回归到神话原型，充分表现了生命之力与宇宙之力，由此与人类深层的心理积淀、心理欲望进行直接对话，从而发出了人类的共同声音，抒发了人类的共同情感，这是《女神》的重要魅力所在。
〈五〉
然而，如果仅仅是一种静态的回归，那么《女神》还不会具备那样大的划时代的意义。事实上，《女神》并未停留在机械地回归到神话“强力”原型的层面，而是以现代文化作基础，在回归的同时，实现了现代意义上的历史性的超越。就是说，《女神》中的强力是神话“强力”原型的现代复活。
神话所显示的“强力”原型，虽然具有非凡的气势，体现了原始初民的生命形式与本质，但它是直观的原始思维的产物，是一种未经修复的非理性的力量，它的指向意识不明确，它是初民在蒙昧中对世界的一种本能反应，是一股本能力量，所以缺乏现代人所追求的主体意识。而《女神》所蕴含的“强力”精神则是以现代人的哲学观念、自然科学为背景，是一股乐观的具有科学依据的力量，具有明确的意向性，它是以反封建偶像与创造新的世界为目的。与神话原型“力”的本能性相比，它表现出一种强烈的主体精神，在矛盾斗争中，它永远居于主导的支配的地位。神话原型“力”虽然具有非理性的超常的力度，但由于生产力的极端低下，初民生活视野的极端狭窄，他们只能直观地发现眼前的与自己生活极为有关的事物，对外界的一切一无所知，他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封闭性的世界，这就决定了神话所负载的原型“强力”是一股封闭性的力量。而《女神》之“力”则在现代文明基础上，完全突破了陆地文化的束缚，是一股现代性的力量。《女神》的抒情主人公面对的是整个人类与宇宙，而不是褊狭的一隅，他不仅向扬子江、黄河问候，而且向着恒河、印度洋、大西洋畔的新大陆、太平洋上的扶桑致意。他要驾驭的是现代文明的X光，Energy的总量，这是人类现代化历程中理性力量、真理光芒的闪耀。神话的原型“强力”是人类在无可奈何的生存苦况下幻化出的一种力量，是人类征服自然愿望的转化形式，它体现了人与自然的抗争；然而，由于科学的不发达，初民面对千奇百怪、变化无常的大自然，实际上是无能为力的，他们无法认识大自然的规律，时时刻刻受到大自然的威胁、制裁，这就决定了神话原型“强力”实质上的不自由，在“强力”的外壳中包含着因理性的缺失而生成的软弱性；而《女神》之“强力”，则沐浴着自然科学的光辉，面对自然胸有成竹，有规可依，有律可循，因而它是一种自由之力，科学之力，是人文精神与科学理性媾合中生成的现代性力量，而这种力量正是郭沫若想象中的现代人应具有的一种力量，是现代人的一种本质属性。
综而言之，郭沫若的《女神》超越了几千年来的封建文学，回归到神话原型“强力”那里了。它所表达的思想从偶然和短暂提升到了永恒的王国中，将个人的命运纳入到了人类的命运中；同时，又以现代文化为基础超越了神话“强力”原型，从而使初民的“强力”精神与现代意识相结合，使“强力”原型在现代意义上得以复活，由此激活读者“种族记忆”中的“强力”心理，使他们找到了回返最深邃的生命源头的途径，使他们在现代物质文明压迫下充满自信心，驱除迷惘情绪，使他们受压抑的意识得以释放，心灵得以补偿。这是《女神》最重要的现代人学意义。
十五、神秘的言说者
———沈从文《边城》的叙述者性格及其功能
沈从文《边城》的叙述者以独特的叙述话语，构筑起了一座神秘的现代神话庙宇，虔诚地供奉着“人性”这一偶像。他在符化人性理想的过程中，完成了自我塑形。《边城》中个性最为生动、最具感染力的，与其说是翠翠、老船夫等人物，不如说是这位神秘的言说者。
〈一〉
可信的叙述者。叙述者的可信与否，直接影响到读者对文本的理解与阐释，影响到叙述话语被接受的程度。那么，沈从文《边城》的叙述者是否可信呢？这是一个与叙述效果直接相关的问题。对此，我们可以从叙述者与隐含作者的相互关系中寻找答案。美国文学批评家布斯认为：“当叙述者为作品的思想规范（亦即隐含的作者的思想规范）辩护或接近这一准则行动时，我把这样的叙述者称之为可信的，反之，我称之为不可信的。”①这就是说判断一位叙述者的可信与否，在于辨析叙述者的叙述原则是否符合隐含作者的创作意图。在《边城》中，作者沈从文虽一直未抛头露面，然而，他并未完全从小说世界销声匿迹，而是通过自己的替身即隐含作者控制着整个叙述流程，监视着整个叙述世界。
注释：①［美］W.C.布斯：《小说修辞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178。
但是，从叙事学观点看，“隐含的作者和叙述者不同，他什么也不能告诉我们。他，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没有声音，没有直接进行交流的工具。它是通过作品的整体设计，借助所有的声音，依靠它为了让我们理解而选用的一切手段，无声地指导着我们。”①也就是说隐含作者无法直接在作品中阐释自己的观点，他纵有千言万语也无法直接在作品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他必须找到自己话语的代言人。在《边城》中，那位神秘的叙述者充当了隐含作者的代言人，这样，作者、隐含作者、叙述者三者一气贯通，在审美观上相一致。
沈从文曾明确地将自己的创作比喻为建造庙宇，“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②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对自己的创作理想、创作目的表述得更清楚：“曾经有人询问我，‘你为什么要写作？’我告诉他这个乡下人的意见：‘因为我活到这世界里有所爱。美丽、清洁、智能，以及对全人类幸福的幻影，皆永远觉得是一种德性，也因此永远使我对它崇拜和倾心。这点情绪同宗教情绪完全一样。这点情绪促我来写作，不断的写作，没在厌倦，只因为我将在各个作品各种形式里，表现我对于这个道德的努力。人事能够燃起我感情的太多了，我的写作就是颂扬一切与我同在的人类美丽与智能......”。隐含作者正是带着作者这一创作理想无声地控制着整个叙述流程，而叙述者一直忠实地维护着隐含作者的理想，贯彻隐含作者的审美精神。所以《边城》正是“人类美丽与智能”的符化形式，是一座供奉着人性的希腊小庙，一个精神上不堪商业文明挤压的现代人所向往的美丽的神话世界。隐含作者的性情，对人类未来发展的渴望及其美学原则，正是这一现代神话的创构原则；人性美、人情美则是其灵魂。作品中无论是老船夫、翠翠，还是顺顺、傩送、杨马兵等，都是那样厚实、善良、守信用，重义轻利，他们正是湘西人性美、人情美的化身，是隐含作者理想的对象化存在。叙述者经由这些形象自觉地完成了隐含作者的审美意图。叙述者与隐含作者无论情感上还是道义上的距离几乎完全消失了，他始终维护着隐含作者的思想规范。所以，《边城》中这位神秘的叙述者是完全可信的。
注释：①转引自里蒙·凯南：《叙事虚构作品》，三联书店1988，157。
②《〈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从文小说习作选》，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45。
叙述者这一可信性，不能不说是一种有意为之的叙述策略。一方面隐含作者与叙述者在思想规范、美学原则上的和谐统一，与文本人性美、人情美相应和，整个语境由此显得更为和谐、自然，而这种和谐自然的语境正是作者追求的一种审美境界。另一方面叙述者与隐含作者的和谐统一，让人感到那人性庙宇不只是一种内容层面上的存在，而且是一种形式层面的存在。作品叙述的深层形式所体现的正是作者那“美丽、清洁、智能，以及对全人类幸福的幻影”的德性。形式不再仅仅是为内容服务的，它本身已具备了一种独立的文本意义，成为真正的有意味的形式。与此同时，隐含作者与叙述者的和谐一致，必然诱使读者不知不觉地走进“边城”，走进这希腊小庙，忘情于人性美的氛围中，将语言的乌托邦当作真正的存在，忘却世俗的纷争，灵魂得以慰藉。
所有这些正是《边城》那位可信的叙述者独具的叙事功能。
〈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