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阵,李季被戴上了好几顶当时最为流行的时髦的帽子:什么“孔老二的孝子贤孙”,什么“右倾翻案风的代表”,什么“黑线回潮的代理人”……好吓人呀!可惜,他们并不了解李季,以为如此这般便可不费力气地整垮他,那是妄想!
李季久经风雨,毫无畏惧。阵阵狂风中,他却镇定自若,依然故我。他每天照样上班,照样抓工作,照样审阅稿件,同作者讨论修改作品意见,等等。总之该干的他照干不误。还加了一项,就是每天中午必约人民出版社的那个“黑线回潮的代理人”、副总编范用同志一道乐哈哈地去游泳。范用也是一个“开顶风船”的角色,也是无所畏惧的人。他俩可谓“气味相投”,风雨同舟。去游泳,这是他们最为惬意的时刻。只是后来,由于事态的发展实在令人气愤不过,他在石油战线的一些老战友眼见李季又要受到迫害,便愤愤然打抱不平,接他回到石油部门。他这才离开文艺界,他是拂袖而去!
石油部很快安排他为石油勘探开发规划研究院副院长。然而他并不是为了回去当“官”,为了坐机关的,他很快下到油田去了。他回到了自己多年曾为之热情讴歌的石油工人中间,心情是多么兴奋激动哪!在短短的两个月的时光里,他兴致勃勃地从松辽平原到渤海湾,从华北平原到陕北高原,而后又仆仆风尘,奔向南疆油田。他同工人促膝谈心,同老战友回叙往事——那艰苦创业的艰难岁月,给了他多么巨大的鼓舞力量啊!他回到北京后,尽管在南疆油田刚刚生过一场大病,身体极度疲劳,但此时他情绪昂扬,精神振奋,立即通知我们去他家玩。一见面就说:哎呀,石油工人可亲啦,我和他们在一起觉得真开心,心情可舒畅啦!
是年秋,用他的玩笑话说:好景不长。他又被调回到文艺界,担任了复刊后的《诗刊》主编。工作不久,由于过度劳累,他心脏病复发。因为病情严重,被迫住院。在医院的病房里,他可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病号。他常常背过医生打电话约人去谈工作。每次他住院时去探视的人总是很多,这中间老幼男女皆有。有一天突然来了一位熟悉而陌生的探视者——说熟悉,确是由于他和他是多年的老朋友,已有多年交往。说陌生,那是因为此公现在文化部门担任领导工作,仰鼻于“四人帮”。他先是寒暄了几句,问候李季的病情,然后进入正题。他说:现在中央批准恢复《人民文学》了,你“文革”前就在那主持工作,这两年又做过筹备工作,这次,想请你出马担任主编,如何?
李季一听就有气!但是他又冷静一想这里面恐有大文章。他想探个究竟,便委婉而不客气地问道:
“你今天来,咱们作为个人之交,我欢迎,我感谢。但是你跟我谈这么重大的事情,我想知道你是作为个人还是代表谁?如是组织,哪个组织?”
对方一时瞠目结舌。半晌,才拐弯抹角地说:“噢,噢,是这么回事——部长和上面还不知道你离开文艺界了,他问候你好!”
李季自然明白了。这来龙去脉,原来如此!提起那个跳梁小丑部长,他便没有好气地说:
“嗯!谢谢他还记得我!”
对方有点感到愕然,不得其解。
李季这才告诉他:中央本来早就指示要恢复《人民文学》,可是我们的报告,被无理扣压:既不上报,也不吭一声气,害得我和一伙同志等了几年!去年,访问日本时,我和他一个团,廖承志是团长,他是副团长。我在一路上就给他讲这个事,他答应一定早办。可回来后我又写了一次报告,直接送他本人,几个月过去了,他连个屁也没放!现在他不知又押了什么宝,窥测了什么风向。你告诉他,我李季不是任人摆布的东西。我不会再干这个主编。何况我现在身体很不好。
对方狼狈不堪,百般替这个得志猖狂的“于部长”辩解了一番之后,扫兴而归。
然而不久后,即在1976年的3月,“四人帮”所操纵的舆论工具——两报一刊先后两天发表“初澜”的文章,矛头指向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同志,叫骂“他们横了心,要‘整顿’一番”。同时,指责文艺界有的“老知识分子‘上书’‘言事’,攻击党的文艺政策,诋毁文艺革命的大好形势……”等等。其中所说这个“老知识分子”指的就是李季。
这里说的什么事呢?那么气势汹汹!过来的人,大概都还会记得,1975年那个令人窒息的日子里,毛泽东同志对电影《创业》发出的批示,多么振奋人心!主席批评:没有小说,没有诗歌……革命者吐闷气的时候到了!正是这种形势下,李季曾和几位老同志共谋上书中央,控诉“四人帮”在文艺上大搞法西斯专政及其造成的恶果。事未成,形势又迅速逆转,“四人帮”的矛头又指向一批老干部。李季一气之下,又病倒了,住进了医院。
而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由于受到《创业》批评的压力,不得不变换手法,强作姿态,采取应急措施,制造文艺繁荣的假象,其中包括赶忙拉人恢复刊物。不料他们的阴谋被识破,被李季顶了回去。当时李季就曾多次郑重向我们指出:这是他们的一个阴谋,千万不能上当!他们迫于形势,企图对中央制造某些假象,蒙混过关。在这个时候,需要我们去为他们装潢门面了。他旗帜鲜明地气愤地说:“哼!我才不参加他们的大合唱呢!”——李季不上他们那个圈套!“四人帮”恼羞成怒,这才抓住这一“事件”,利用手中的工具,进行反扑。
李季愤愤地说:“报纸点名,这是我的荣幸!……只要我不死,我要瞪大眼睛,看到这些坏蛋们的可耻下场!”
啊,一个多么有气节、有骨气,意志坚强、铁骨铮铮的共产党人!
三
1976年10月终于云开雾散。中国人民奋起一举粉碎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获得第二次解放,李季的愿望实现了!
尽管这时候他的身体几经折磨,健康状况已经很差,加之严重心力衰竭,心脏比平常几乎扩大了一倍半,常常发病,常常要被迫住院。但是他觉得祖国得救,大地回春,文学家艺术家应该辛勤耕耘的黄金季节到来了!
从此,李季全身心地扑到了文学事业上。
看到文坛上满目疮痍,他恨不得一天24小时都工作,要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要让荒芜了的田园布满新绿。
1977年,教育界首先发表批判“两个估计”的文章。李季读了后,兴高采烈地说:文艺界推倒“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时机也该到了!他说,不把这个枷锁彻底砸掉,就谈不上真正解放。但这时却有人放风说,文艺界即使推倒“黑线专政论”,也仍然存在一条黑线。这分明是“凡是派”的一派胡言!李季听了激动不安。不久,他在几家刊物的编委会上,同几位老同志一起,公开表明态度,严厉批驳了这种论调。许多同志为他的胆略和勇气鼓了掌。一动感情,心脏病就又发作。我们大家劝他休息,不要参加会了,他硬是不肯,说:这是一场斗争,我不能临阵脱逃。他坚持开完了会,而身上随时带着急救药。
这年金秋送爽的10月,他在远东饭店代表《人民文学》主持了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这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第一次召开这样的会议。虽然人数并不多,其意义却十分重大,影响颇为深远。会议结束时,我们还特地邀请老前辈茅盾同志到会讲了话。到了年底,12月下旬他又主持召开了《人民文学》举办的在京文学工作者座谈会。这次会议的规模就更大了。出席的人员及所讨论的问题涉及面也宽广多了。当时全国文联和作协尚未恢复,这个会实际起到了一种团结作家的作用,促进协会恢复活动的作用。此后,1978年5月,他又参加了中国文联全委扩大会及其他一些会议。这些会议都为恢复和重建文艺队伍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直到1979年11月的全国文代会,李季作为作协筹备组的负责人参与了大会的领导工作,大会期间,他几乎很少休息,忙得不可开交。他每天都要靠服大量药品支撑体力。他的爱人李小为同志多次打电话,关心他的身体,叮嘱他注意吃药、注意休息。有时找不着他本人,就要我们转告。有次,我向他转达时,他乐滋滋地说:你给小为回电话说,我没事儿!唔,你要报喜不报忧哇!其实此时,已是深夜一点多了,他还拖着疲惫的身子,在和张光年、陈荒煤、贺敬之、冯牧几位同志商讨第二天会议的议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