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还十分关注文艺界，关心同辈及一些老作家的创作，关怀新人的发现与培养，青年作家的成长，虽说近年她自生病住院后，已有四五年“足不出户”了。记得，1984年12月，当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之际，她曾在给大会的祝词中，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文学的繁荣、发展而热情欢呼。她特别为能看到文学界大批新生力量的涌现而自豪。她说：“我感到我们现在的作家与作品，已超过了30年代、40年代。假如这些年轻作家——特别是女作家，出现在20年代，那我就无论如何，不敢提笔作文了！”她强调说：真的，作为一个妇女，我特别兴奋的是，文学新人中，女作家人才辈出。文坛女秀，群星灿烂，群凤朝阳，可喜可贺。她由衷表示，作为一个文坛老兵，虽然老、弱、病、残，步履迟缓，但她愿在自己的晚年贡献微薄的一切，愿追随万象更新的时代，同朋友们一道前进。
当时，她因为行动不便，未能到会。这个祝词是由青年女作家陈愉庆在大会开幕式上朗读的。胡耀邦同志带头热烈鼓掌，场内掌声不息。当天下午我便在电话里高兴地告诉她这一感人情景，她笑声朗朗，诚挚地说：那是我的心里话。
她多次同我谈起她时刻思考着酝酿着的写作计划。谈起写东西，她总是满怀深情地说：我们国家实现四个现代化，日新月异的沸腾生活，在召唤着作家；大时代变革的浪潮，在推动着作家。现实生活又给了我这个文坛老兵以极大鼓舞力量，我当以有限的光阴，趁大好时光，多多写呢。
我知道，她还有满腹文章要作呐。
如今，她除了会见一些必要的国内、国外的朋友之外，每日里坚持看书，阅报，读刊物，坚持写作。最近一两个月间，我们又欣喜地连续读到了冰心老人的一系列新作：《中国作家》上《关于男人》的续篇；《中国青年报》上《希望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尊师》；《文艺报》上的《介绍〈今夜月色好〉》；《儿童文学》上的《喜悦期待》；《文艺报》上又一篇《我注意等着安忆的作品》，等等。她刚刚写就的评论袁鹰新出散文集《秋水》的文章，也即将发表。还有应约给一些报刊的题词、题字。
令人深为感动的是，这一系列文章的写作的进行正是吴文藻先生住院乃至病重之时。老人心绪十分不好，然而她还是坚持写作。所以当这些被冰心关注和评论的作家知晓这一情况后，尤为感动和感激。
这当儿，有几件事令我感到意外和惊讶。一个是烈日炎炎的七月间，有天，吴青在电话里告诉我说，她娘发现第五期《人民文学》上有一篇小说写得不错，正好《文艺报》约老人家写文章，她就要写这篇小说的评价。吴青说，老人家要我打电话告诉你，并且顺便问问你，你们“编者的话”里怎么没提这篇小说？
另一件事，是8月初的一天，也正是北京酷暑季节，老人亲自打电话来，对我说：七月号的《人民文学》编得不错，刊物有起色。她说：刘心武的小说和理由的报告文学，写得很好，两篇文章相得益彰，春兰秋菊。话筒里，传来她温和的笑声，她说：“唔，我是刚刚看完的呢，心里高兴，给你打个电话。”我真不敢相信，以她这般年龄，又是在汗流浃背的难熬的盛夏，居然有耐心看完这几万字的文章。一时，难以名状的感情涌上心头。
放下话筒，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
没想到，事隔数月之后，就在前天，又是一次另人感动的意外。电话铃响了，我拿起话筒，一听，是冰心老人！她突如其来地问我：金河这个作家是哪儿的？我回答，是辽宁作协的，一位很有潜力和发展前途的作家，他的几个短篇曾经获奖。她说，噢，难怪呢。我今天刚刚看完《文汇月刊》上他的一个短篇《堵塞》，写得不错。很有现实意义。恰巧的手头新到的一摞刊物中就有《文汇月刊》，接完电话，我翻开一看，是昨天刚收到的第一期。不想，冰心老人竟已看过，并且发现了金河的新作。
另一件事。大约是10月底，我由上海、安徽返回北京后，有天因事跟冰心同志通电话时，她突然说她从报纸上看到巴金跟无锡小学生通信的一则消息，事情很感人，她想找巴金的信看看，问我有没有？偏巧，这信在《解放日报》发表时我正在上海。我也为巴金同志复函并帮助无锡小学生“寻找理想”一事深为感动，且报道这件事的记者是我的朋友吴芝麟，所以顺手留了这张报纸，带回北京。我便立即答应寄给她。她十分高兴。我猜想，她对这样一件事情格外的关注，不仅仅是因为她和巴金同志个人的深情厚谊，恐怕还有另一层意思，那就是出于她对孩子们的热切关怀。这是作为一个从事儿童文学60多年的前辈作家多么可贵的拳拳之心。
哦，一位这般高龄的老者，一位成就卓著的老作家，竟对当前文学事业，依旧如此关怀，如此爱护，始终倾注了心血和感情；作为晚辈，作为一名编辑，如蒙春风夏雨，我受到了多么及时多么深刻的教益！
这将是我永生难忘的。
……谈话间，像往日一样，她不时生动地讲述一些她所经历过的有趣的故事或新近的见闻，也不时询问我一些她所熟悉的作家朋友的近况。我们交谈甚欢，虽然她是长辈，我是后辈，她一直亲昵地称我为她的小朋友。对我真好。如若她不是上了年纪，她没有写作计划，我愿在她的身边一直待下去，听下去，谈下去，那该是多么惬意的事！
但我现在不能这样。
因此，每次来，我不敢逗留太长时间。应该把更多的宝贵的光阴留给她，她便会有机会创造更多的精神财富，给予我们子孙万代。
我必须告辞了。今天，随我而来的还有一位刚刚从事写作的年轻朋友。他是头一次见到他久已景仰的作家冰心，因此临别时，他羞答答地从挎包里掏出一个崭新的日记本，恭敬地递上，恳求冰心老人为他题字留念。
冰心老人询问了他的姓名，用慈祥的目光看了看这忠厚可爱的小伙子，她微微笑了，不假思索地提笔写了两行字：.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啊，依然是她所喜欢的这两句话。我亲见她曾多次为一些中青年作家和其他朋友题赠这两句话。为此，我曾求教于她，并问及她为何特别喜欢这两句话。
她说，这是诸葛亮《诫子书》中的话。原文是“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她说，她很喜欢其中的“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两句。为了易记、易懂，一目了然，她把它作了简化。
这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要成就事业，不摒弃功名利禄的欲望就不能坚定正确的志向，不排除成败得失的干扰就不能实现远大的目标。
这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要有所作为，须把个人的名利、得失看得淡薄些；而要看重事业，以事业为重。
冰心同志诚挚地说，她自己是把这两句话作为座右铭的，因而也愿以此与青年朋友共勉。
辞别冰心同志后，当晚，回到家中，我夜不成寐，哦，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我反复体味着这两句话。这时，冰心老人的一些作为，一些言行举动，却不时浮现在我眼前…….二大凡跟冰心同志接触较多、了解较深的人，都会发现，她作为一个作家，是多么关心和热爱生活、热爱群众、热爱她所从事的文学事业。她的心里始终蕴藏着一团火！对祖国对人民对事业充满真挚的爱，深沉的爱。
然而，对于个人的名利得失，却从不计较，从不伸手。不仅不计较，而且看得很淡泊。至今，留在我记忆中的某些感人的事，仍历历在目……尽管我们实在不愿意回首往事，再去提及那一场“史无前例”的痛苦的岁月，然而，在那腥风血雨的年代中，冰心同志的一件小事，却使我时时怀念。
大约是在最为恐怖的1967年的夏天的一日，当时已被打成“黑帮”，受到所谓群众专政的冰心，正在文联大楼四楼扫地，她看见我便迎上来，把我叫到楼梯口拐弯处，环顾四周无人，迅速将几张存款单悄悄交我，要我替她上交国家。并悄声交代我说：最近，我从报纸上看到西南几条铁路在修，这是解放前不能想象的事，很鼓舞人心。这几万元存款，本是人民发给我的薪俸，我没有多少用处，子女们也都各有工资，更不需要。取之于民，还之于民吧，国家还可以拿这些钱投资搞建设。
那种时候，和“黑帮”讲话，如若被发现，都会认为是反革命串联。我收下了，答应办。但仍有些犹豫，怕出意外。尽管这一举动按理是爱国的行动，可那时哪有什么是非曲直？！
临分手时，她又悄声叮嘱我：“这件事，你帮我办了，只让经手人知道，千万勿语他人。我不是为别的，不希望张扬。”她说这些话时，言辞是恳切的，态度是真诚的。
我点了点头，她才放心地去了。
后来这笔款又退了回来，因为那时无人经管这些事。但这件事给我留下很深印象。一个在那血风腥雨岁月里处在危中的老人，心里却还想的是国家和人民。
还是在那个人妖颠倒的年代里，大兴抄家之风时，冰心同志的家，也被洗劫一空，同时很多人的家也被抄了。他们把抄家的物资集中起来在民族学院举办了一个所谓“修正主义展览会”，若干双皮鞋，若干件料子衣服，若干块进口手表，和大量“封资修”的书籍，成了说明“典型的修正主义”生活方式的展品。其实这些实物大都是冰心同志代表新中国出国访问时，外国朋友赠送的礼品，而且她大都没有用过，不料成了“修”的罪证。多年后落实政策归还时，除了衣物、书籍、字画外，还给了她六块高级进口手表。这些都是当时作为“谢冰心修正主义生活”的罪证，向革命群众展览过的“赃物”。其实呢，天大的笑话！谁知那些五花八门的展品究竟是从哪家抄来，七拼八凑起来的？！实际上并不都是谢冰心的。瞧，这六块手表，就只两块是她的。于是她又将其余几块归还专案组了。有人愤愤不平地说她傻气，既然作为罪证展览过了，赌气也要把它收下，干嘛退回！？她心平气和地解释说：“因为那原本不是我的东西。”
原先去过冰心同志家的人，都会发现她住房的狭小。老少三人，仅居一个并不宽敞的小单元。这还是解放初期她和吴文藻先生由日本回国之后，吴先生担任了中央民族学院的教授，他们定居于此的。这座和平楼系民院教授楼，当时算是条件好的。这儿花木葱茏，景色宜人，她是喜欢这个地方的。长期以来安居乐业，生活得很愉快。她是一个知足者。知足则长乐哇。只是后来人口发展了，房子却未增添，就愈来愈显得狭窄了。加之，近年来她连续生病，住院，身体每况愈下，需要有人照料。她还要撰写回忆录呢。这就更需有人帮助查阅资料，整理文稿。所以组织上批准她的二女儿担当这一任务。女婿陈恕和孙子小钢也就都必须住在家里，生活在她身边。家里还有一位保姆。还时常有外国朋友来访。因此一个小小的单元房就无法容纳这一家老小了。本来，冰心同志和吴文藻先生，多年来各居一室，便利生活和写作。后来就只好又同居一室，以便腾出一个房间给吴青夫妇居住。所以有次我去，冰心同志幽默地说：“瞧，我们老两口分居几年后，又‘破镜重圆’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