咖啡馆里没有几个人，天津人分明是刚进来的，怎么就急忙走了呢？小草有些狐疑，一定是她感到尴尬才走的。大森却不以为然，认为她多心。
他安慰小草说：“谁和谁在一起喝茶、吃饭是常有的事，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不必那么介意。”
离开咖啡馆的路上，小草几步一回头地看是否有人在后面跟踪，她无论如何也安不下心来。大森笑她是一日遭蛇咬，十年怕井绳，疑心太重。
他安慰她说：“天津人是在咖啡馆而不是在情人旅馆看见的你我，难道相识的男女就不能一起喝咖啡聊天吗？你只管放下心就是了，以后我想办法给你再找两个大学的工作，有什么问题，你辞去我们大学的工作就行了。”小草觉得也是这个道理，才放下心来。
自那以后，杨小草内心总有种忐忑不安之感，因为她曾经对其他中国同事说过，介绍自己到大学来教课的是经济系的一个教授。她后悔自己在众人前撒了谎，谎话被戳穿时，就意味着暴露了和大森的关系的事实。多年前的“口红事件”不断浮现在眼前，仍然那么清晰强烈，久违了的梅花针又开始不断敲打她，时时打得她头痛欲裂。她虽然认为大森说的非常有道理，但怀疑邻人“偷了自己的斧子”和做贼心虚的心理在作怪，令她不得安宁。开会或在其他场合看到其他中国老师，她便察言观色，仔细琢磨对方的每句话，揣摸对方是否已经知道了自己的秘密，她得做好随时准备受审的心理准备，这种精神状态持续了很多天。
12月是忘年会季节。每年到此时，日本的大街小巷就热闹非凡。人们三五成群喝“梯子酒”通宵达旦。所谓“梯子酒”即出一家店再进一家店的接连喝酒。
忘年会是日本人的生活惯例，无论公司职员，还是政府机关，甚至家庭主妇之间，每到12月就专门有人负责开始筹备忘年会。大家找个饭店聚在一起，喝酒、聊天儿，忘记一年的不愉快，迎接新的一年到来。也有的公司不单开忘年会，还开新年会，目的是协调同事之间和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在等级森严的公司里，服从上司是天职，背后说同事坏话的人会受到鄙夷，这样的风气给公司带来了良好的管理秩序，却也封闭了人的自然情感。酒后吐真言，这话日本也说。大家喝了酒，可以把平时不敢或不能说的话说出来，由此，上司就能够掌握部下的真正想法，以及对公司或所属部门有哪些意见，做出调整，使得工作关系和人际关系和谐起来。
家庭主妇们平时外出不过是买菜、逛商店之类，除了偶尔与朋友见见面以外，与人打交道的时候不是很多，忘年会是她们在公共场合露面的大好机会。小学、中学、大学的同学，或是常打电话聊天儿的几个朋友，甚至孩子们的家长之间都可以组织个忘年会。有的主妇12月里要参加多个忘年会，她们为此兴奋不已，因为只有这时候，才是她们在公众面前展示自己的机会。
日本有句俗话“上了钩的鱼无须再下诱饵”，说明结了婚的丈夫不必像婚前那样关注自己的老婆。在男人眼里黄脸婆也好，国色天姿也好，老婆就是老婆，是不用再下诱饵的上了钩的鱼。女人则不然，任何时候女人都非常在意自己在别人眼里的位置，无论多大年龄都愿意别人说自己年轻漂亮，虽然明知自己并不年轻漂亮，明知人家是奉承话，却也心甘情愿受“欺骗”。恐怕日本女人最注意不要露出自己素颜，有些女人甚至早晨外出倒垃圾时，都不能忘了往嘴唇上涂口红，生怕邻居看见自己的“真面目”。因此她们要抓住所有出头露面的机会展示自己，确认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位置。
孩子的家长会、入学典礼、毕业典礼、同窗会和忘年会，每有机会到来，她们便一反平时家庭主妇的穿戴打扮，努力把自己装扮得像贵夫人。为了这些活动，她们每年会花上不少时间和金钱去逛商店，挑选参加各种活动的漂亮服装。她们会从照片上查看自己去年在各个场合穿的是什么衣服，牢记在同一个会上，去年穿过的今年决不能再穿。当天，她们会花上大半天的时间去美容室美容、做头发，然后才心满意足地盛装赴会。一切都做得那么合理成章，圆满到无可挑剔的程度。
文学部的忘年会，几乎所有的讲师教授和非常勤老师都参加了。
今年的忘年会是在一家中国餐馆举行。小草前几年都因为晚上中国文化学院有课，没有参加。今年晚上的课都换到了白天，所以忘年会也可以参加了。忘年会上大森没有露面。
忘年会于晚上六点半开始，酒席已经摆上，胖乎乎的学部长站了起来，他清了清嗓子，开口致辞。
“各位老师，晚上好！这一年来，本学部在各位老师们的支持下，顺利完成了教学工作，我代表学部向大家表示感谢。今天为表达谢意，本学部设下薄宴，请大家吃好、喝好，虽同属文学部，因平常课时安排不一样，互不相识的很多，希望通过今天的会，能使老师们相互了解，交流学生情况，更好完成明年的教学工作。”
学部长说完这番话，带头举杯大声说：“干杯！”
众人也齐呼“干杯！”
人们开始相互敬酒。
老师中有日本人、中国人、韩国人还有欧美人。小草除了见过几个中国老师外，大多数人都不认识。坐在旁边的一个英语女老师主动对小草自我介绍说：“我叫玛丽，来自澳大利亚的悉尼，非常高兴跟你认识。”说着伸出手来。
玛丽竟然会说中国话，小草很吃惊，她也赶忙握住玛丽的手，问道：“想不到你会说汉语，你是在哪儿学的？”
“我去过北京，在外语大学里教过两年英语。其实除了‘你好’‘再见’‘好吃’‘不要’以外，其他什么汉语都不会说。”玛丽谦虚地告诉她。
玛丽大概有30多岁，蓝眼睛，个子高高的，人很健壮，金发居然齐着耳朵扎成两根小辫儿，看穿着，可以知道她不那么注重打扮。玛丽的上课时间和小草不在一天，所以以前没见过面。如玛丽自己所言，用汉语交谈确有困难，二人谈话用英语加日语。玛丽说话很风趣，不像日本女人那样含蓄、让人摸不着真意。她也觉得小草可亲，席间二人说得热闹起来，成了朋友，约好今后经常保持联系。
平常没有机会见面的几个中国老师，除了小草在跟玛丽说得热火朝天以外，大家都凑在一起也是聊得火热。据说这家饭店的老板是从沈阳来的，北方菜做得相当正宗，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抑或其他国家的人，无不称赞菜的味道好。这里的酸菜火锅味道棒极了，棒到足以勾起同胞们的乡愁。火锅里面竟然还有冻豆腐、腐竹和粗粗的粉条，小草在日本还没吃到过这样具有地方特色的中国菜。
酒席间，饭店老板为大家敬酒，赠送了一大盘凉拌心里美萝卜，在日本能吃心里美萝卜实在少有，人们都吃得心满意足。
酒拉近了老师们的距离，聊天也随之热烈起来。不知不觉两个小时过去了。学部长又端起酒杯让大家再把杯子斟满，相互碰杯喝干，以日本固有的宴会结束形式，有节奏的鼓几次掌后，宣布忘年会到此结束。
散会的日本老师们又都互相约着再去别的酒馆喝梯子酒。
小草告别了玛丽，随几个中国同胞进了一家居酒屋，开始第二轮的聚会。
本来在忘年会上已经喝了不少酒，在这里，大家随便点了几个沙拉，每人要了杯啤酒，边喝边聊，话题都集中到现在的中国上。
小草多年没回去，除了从日本电视报道上获得的一点知识，听兰兰告诉自己的北京的情况外，根本不了解国内的现状，她自认没有发言权，专心听几个同胞发表议论。大家共同的感想是国内变化大得惊人，发展的速度也快得惊人。
沈阳人说：“去年，我时隔两年回家，家里周围马路扩修，几座大楼突然拔地而起，说了各位可能不信，我竟然连自己家门都找不到了，在附近转悠半天才摸了回去。”
“听说现在中国人都有自己的住房，不少人还有几处住房呢。”
“可不是嘛。”上海人插进来说：“二十多年前，我们全家挤在一个里弄的两间房里，想拥有一套住房比登天还难。如今我们那个里弄里的居民都住上了大公寓，有的公寓面积大到几百平方米。”
天津人说：“何止住房，中国人手里有大把的钱，秋叶原的家用电器都让他们包了。”
大家抢着议论，小草只觉得听着新鲜，根本插不上嘴。
年轻点儿的西安人拍了拍手，提高嗓门说：“诸位同胞，你们知道吗？国内人用几个‘气’字来说咱们这些在国外的人。”
小草赶忙问：“是哪几个气？”
只见西安人一字一句摇头晃脑地说：“花钱小气，穿着土气，说话洋气。”
大家听了都捧腹大笑起来，这话说得多么贴切，一语道破了海外华人的现实。小草想起了兰兰曾说过“被朋友说成是上个世纪的人”的话。
沈阳人喝了一口酒，语气低沉地开口说：“现在日本的一个县里，接收了大量来自巴西、秘鲁等国家的日本人的第二、三代到这里打工。这些二代、三代的祖父母是在100年前，从日本移民到南美的。当时日本土地狭小，人口多，政府就组织移民到海外谋生。现在移民的二代、三代们都回到日本打工挣钱。将来恐怕咱们的二代、三代也要回到中国去打工挣钱了吧？”
大家频频点头称是，异口同声道：“那还用说，非常有可能。”
“口袋里的日元越来越缩水，十年前，我回国请朋友们吃饭，现在回去，朋友们觉得我在国外挣钱不容易，都纷纷请我吃饭。我又高兴又难过，高兴的是我不用再掏腰包了，难过的是还想靠手里攒的日元回国养老呢，可到老的那天，这点儿钱恐怕连吃饭都不够了。”天津人神色沮丧，诉苦道。
听了天津人的唉声叹气，大家都开始你一言我一语地诉起苦来。
西安人面带愁容说：“我快四十岁了，想回国也晚了，连国内刚毕业的大学生找工作都困难，我这把岁数回去，工作也找不到了。早十年回去，还能当海归，受国家照顾，如今海归都成了海待了。我什么也不想了，既来之，则安之，还是在这里多做点儿非常勤实际。”
“话又说回来了，现在日本这么不景气，少子化造成学校多学生少，听说有的大学因为生源不够，已经发生经营危机了。前景不妙，令人忧虑。咱们大学听说也要减课呢，还不知轮到谁头上。”
小草一直默不作声地听着，天津人突然把头一转，大声问小草道：
“杨老师，你听大森教授说过减课的事了吗？”
这突如其来的发问，问得小草措手不及。她先是一愣，接着连忙摇头表示不知道。
天津人用叮嘱的口吻又说：“你可得在大森教授面前替大家美言几句，咱们几个同胞可都是靠非常勤吃饭，无论如何饭碗不能丢。”
她说的完全是实话。
其他人都注视着小草，她感到自己心虚得很，不敢抬头。只是低着头边喝啤酒，边搜肠刮肚找词。她想向同胞们说明自己与大森不过是认识而已，可又觉得“此地无银三百两”，况且天津人也没有什么恶意，她觉得很尴尬，脸上的表情不自在起来。大家见她不想触及这个问题，便也识趣地转到了其他话题上。
八
好久没见到林雪影了，只是从电话里知道她的一些近况。她婆婆病得越来越重，一刻也离不开人，小草决定去她家看看。
上午10点多，到了林雪影家附近的车站，在车站附近买了一些水果，考虑到做饭麻烦，又无法带老人出去吃午饭，就又买了三个盒饭，直奔林雪影家。
一进门，便从林雪影面容憔悴的样子，感觉到了她的辛苦。
客厅里有把轮椅，轮椅上坐着林雪影的婆婆。小草记起了几年前，就在这个客厅里，婆婆给自己端茶倒水、给她们放录像看的情景。
林雪影大声对轮椅上的婆婆说：“小草看你来了。”
只见轮椅上的婆婆毫无反应，双脚无力地搭在椅子上，核桃皮样干枯的脸上目光呆滞，不声不响地呆望着窗外。不一会儿，大概感到脖子累了，突然又把头垂了下来，嘴里似乎咕哝了句什么，口水滴滴答答地流了出来。林雪影赶忙过去，用别在婆婆肩膀上的一块小四方巾替她擦嘴。小草记起儿子小时候，千代也是在他的肩上用别针别了一块小四方巾。
林雪影边给她倒茶边说：“她偶尔也有突然恢复意识的瞬间，那时她会问：‘我这是在哪儿？’但下一个瞬间就又什么都不知道了。”
小草默默望着眼前的婆婆，现在从她脸上哪里找得到几年前的样子。那时候小草来玩儿，她一身干净利索，热情招待小草，一会儿倒茶、拿点心，一会儿又去摘一盘新鲜草莓来，午饭还给她们做日本家常菜，一边炸天妇罗一边教给小草怎么做。
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几年后老人却成了这个样子。小草内心空虚起来，叹息人生的命运如此难以预料，有谁能预料到幸福的下个瞬间可能降临的就是灾难。
二人正说着，一直默默望着窗外的婆婆，突然用鸡爪般干瘦的双手撑起轮椅扶手，颤颤巍巍地要站起来。看见婆婆的动作，林雪影突然意识到了什么，叫了声“不好！”赶忙奔过去搀扶她。但为时已晚，婆婆的裤脚下流出的液体湿了一地，整个屋里顿时弥漫了尿臊气味。
“知道你要来，我一高兴忘了给她穿尿裤。”
林雪影说着让小草扶住婆婆，自己急忙转身奔上楼去。
不一会儿，她手里拿着干净的衣物和尿不湿急匆匆地跑了下来。二人先把轮椅推到洗澡间，脱下婆婆的衣服，给她冲洗身体，然后用毛巾擦干，换上干净的内衣和外衣后，再把她搀扶到榻榻米的屋子里，让她躺下。接着，又打开窗户，开始擦洗轮椅和地板，忙了好大一阵才算清理干净。
“她已经到了完全不能自理的地步，虽然手扶墙还能走几步，但大小便失禁，每天要给她按时换老人用尿不湿。”林雪影对小草说。
“吃饭也得喂，喂饭是最头疼的事，她像个小孩子，有时紧闭着嘴不吃，有时又急得自己伸手乱抓。不高兴时，吃到嘴里的东西又吐到桌子上、地上，急不得恼不得，一顿饭经常弄得我大汗淋漓。”
“刚才我感到，洗澡可是重体力劳动，你得从轮椅把她抱进澡盆，换我的话，真吃不消。”小草替林雪影担忧着说。
“好在她非常喜欢泡澡，在澡盆里很安静，任凭我给她搓洗，否则在澡盆里折腾起来就太危险了。”
中午吃盒饭，林雪影做了点儿汤，二人边吃，边喂婆婆吃。婆婆今天不错，大概刚才尿裤子、洗澡使她感到疲乏了，任凭林雪影喂什么吃什么，不一会儿，见她皱着眉紧紧把嘴闭了起来，林雪影说：“她吃饱了，不吃了。”
午饭后小憩一下，就到了带婆婆出去散步的时间。
三月的春天阳光和煦，照得人身上暖融融的。林雪影家房后是一条河，河畔的樱树上已经长出了小小的花蕾，樱树先开花后长叶，看样子，再过一个星期就能开花。从河畔到河堤的斜面上长着一片翠绿的小草，草丛里夹杂着黄色的迎春花，景色非常漂亮。
二人推着婆婆的轮椅在河堤上散步。林雪影给婆婆身上披件黑色大披肩，腿上盖上一块毛毯，可能轮椅轻轻的震动和温暖的阳光使婆婆感到舒适，她开始打起盹来。二人也找个排椅坐了下来。
星期六的河堤上来往着散步的人，也有人在跑步，更多的人是牵着狗在散步。
“你婆婆活得真受罪，看了她，我都不敢想如果有一天我也这样了，该怎么办？”小草望着孩子般熟睡的婆婆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