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送，将我从“黑色七月”中救赎出来，还赋予了我一项特权：选择学校及专业。
那天，我一走进学校办公室，就看见桌上摆着五颜六色的资料。老师笑着用手指了指：“北大所有的文科系，怎么样，挑哪个？”
“北大？”我摇摇头，“我不上北大。”
老师的笑容像是突然凝固了，她满脸疑惑：“不上北大你上哪儿？”
老师的心情我很理解。学校对外介绍毕业班的高考成绩时，通常都会说：“二班同学有9人考入北大，6人考入清华，7人考入人大……”由此可见，在人们心目中，只有北大和清华才是胜利者的归属，光荣而神圣。
拒绝北大，我的理由很简单。我毕业那年是1991年，因为众所周知的理由，北大和复旦的新生必须在正规军校里军训整整一年。我怕苦，怕累，更怕浪费时间，无论怎么训练，我知道自己绝无可能脱胎换骨，变得又红又专。更何况我亲眼见到读北大的师哥，原本朝气蓬勃，满脸阳光，经过了一年的洗脑，却被“训”得老气横秋，死气沉沉。
于是，我问老师：“除了北大，还有哪个学校哪个专业考分高？”
“你什么意思啊？”老师更加不解。
“我要选考分最高的专业。”这么简单的道理，老师为什么不懂呢！
“考分最高的？”老师想了想，给了我答案，“人大国际金融？”
“好，就是它了。”
也许是我的回答太过果断，老师又犹豫了一下，问：“你肯定吗？要不要再考虑考虑？和父母商量一下？”
“不用商量了，我说了算！”
短短的10分钟，我斩钉截铁地为自己选择了前途。其实，爸妈的意见并不是我听不进去，而是对于专业和分数，他们远没有其他父母那么在意。
记得小学五年级，因为换了语文老师，几乎“专写”范文的我作文成绩突然变得时而得优，时而得良。我年纪虽小，却不那么迷信权威，心里总想：也许不是我的问题，根本就是老师的问题呢？
我爸妈都毕业于北大中文系，又在大学里教文学，因而成了我的首选裁判。他们把我的几篇文章翻过来，覆过去，研究了半天，也没找到小学生的作文标准到底是什么。于是，我爸身体力行，亲自操刀，模仿着孩子的语气替我写了篇作文交上去。没想到，这篇作文竟然得到了我有史以来最差的成绩：中。
而且，过去的作文即使是“良”，很多精彩的句子下面还会有老师用红钢笔画出的波浪曲线，以示赞许。但是，我爸这篇“习作”发回来时，却是光秃秃的白纸黑字，外加四句红色批语：“中心思想不清晰，立意没有拔高，前后缺少呼应，语言呆板不生动。”
对这唯一的一个“中”和四句全面否定的评语，爸妈和我至今仍百思不得其解。一个专门从事文学评论的大学教授，怎么写出的文章竟然过不了小学老师这一关？
从那以后，对分数、对成绩，爸妈有了全新的看法。对我来说，这无疑是一种福分。它让我可以自由地读书，自由地选择。
18岁的我，以为金融就是和银行有关，银行就是和取钱存钱有关。至于国际金融，我根本不知道它是什么，也不想知道它是什么，它是什么对我来说都无所谓，因为我的标准简单而“专横”：考分最高的专业一定是最好的，既然我的分数不比别人低，别人能学的，我也要学！
凭借这样好胜而又从众的心理，我鬼使神差地走进了金融的大门。在日后的很多年里，金融不仅成为了我的职业，而且几乎成为了我生活的全部。
2005年，我终于又回到了北京工作。上班的凤凰会馆就在人大附中旁边。
14年过去了，我竟然又回到同样的地方。
恍惚间，我仿佛又看到了十七八岁的自己，和同学们嘻嘻哈哈：
“知道吗？小威那牲口，保送清华了！”
“齐秦那盘《大约在冬季》听完了吗？听完借我翻一盘。”
……
如果可能，我愿意自己永远十七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