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家刚发达时，盖起大院的主体建筑，当时四周的围墙和别人的院落相似，用高墙环绕四周，常家当家的觉得保护家产安全应该不存在问题。没成想这一年出了岔子，这件事发生在冬季的一个晚上，常家主事人白天安排了茶叶贸易运输中需要打通的关节，晚上命人将银两送到自己房子，常家大院的后街看到时间还早，就坐在房子里看书。他当天读的内容是劝人为善及人生的道理，常氏读到高兴时忍不住读出声来，候在门外的仆人对此自以为常。夜已深了，常家大院静园常氏仍在聚精会神地看书，这时他突然听到房梁上有轻微的叹息声，不禁大吃一惊，难道有梁上君子吗？他借拨灯火的时候用余光看了看房子四周，发现房梁侧面有一模糊的身影，这证明他的猜测不错，他的头脑中瞬间冒出几种解决的办法，后来想到一条妙计。他支开了门外的仆人，然后进屋清了清嗓子对房梁上的人说：“梁上的朋友，让你等候这么久受累了，现在下来喝杯热茶歇一会儿吧。”话音刚落就见从房梁上跳下一个大汉，静园中的湖那大汉低着头对常氏说：静园中的瀑布“多谢大哥不怪罪我，我今天见你家运送来很多银子，心中顿生贪念，本想乘大哥熟睡后偷走，刚才听得大哥所读得书中道理，心中很是惭愧。想我也是七尺男儿，一直以来只靠偷盗为生，枉为男儿。”
常氏一听此话，心中大为高兴，连忙让那人坐下，宽慰他道：“你能说这番话，证明你心中尚有善念，走上正道不难。”那大汉又说：“大哥尽管放心，今日听了大哥的一番话，受益匪浅，今后我会做个买卖，堂堂正正做人。”
常氏一听欣然说到：“好，这才是男儿本色。你做买卖一定需要本钱，这是100两银子，算是大哥资助你的。”
那大汉力辞不收，最后在常氏的一再要求下拿了50两，临别时告诉常氏，大院要防范盗贼，高墙并非是最好的办法，盗贼会用其他办法进入大院。如果将外围的墙改建成临街的房屋，院分内外两进，一般盗贼很难通过这样墙院进入内宅，常氏此后就将四周高墙改建为临街房屋内外倒座的结构。
常家大院中的静园集北国大气厚重之风格与江南空灵毓秀之精粹，阁轩亭斋，泉溪潭湖，神工鬼斧，布局天成。超凡脱俗的静园，成为主人最为理想的精神家园。占地7.5万平方米的静园，即被山湖水系连成一片，又有杏园、狮园、江南诗画园、湖区、山区、石云轩遐园、槐园、可园划成了园中有园、区域界清的若干景点和游览区。
石芸轩书院是常家陶冶情操、培养后代的族中公共场所。内有书帖，是由太谷隐士杜大统于嘉庆年间书写，其内容除王羲之草书和颜真卿、柳公权楷书的三体《兰亭序》外，占据中心位置的是杜大统酣畅、自成一体的匾额用榜书。石云轩的法帖堪称文化中的精品，再加之古今名人字画缀饰其间，更显出主人的文化品位。
常家北祠堂是晋商大院中规模最大结构最完整的祠堂建筑，建于光绪年间，先后修建了三年，耗银二万余两。院分三门四进祠堂，第一围为石围栏外院，这种格局不仅安装了浑厚、质朴的雕柱头围栏，增加了祠堂的威严之感，而且可以使人们临街就看到分踞的石狮、高耸的旗杆、威武的石雕和气势不凡的大门楼。内有戏台，过去常家商业鼎盛时，每年年终上百家商号回来交账后，就会在家庙的戏院请戏班上演，一是告慰祖先家业兴旺，二来酬谢各号掌柜一年来的辛劳。
常家的祠堂常家有一座精美戏台，这是在清末山西省发生旱灾时修建的。光绪三年（1877），山西亢旱，颗粒无收，数以万计农民卖儿卖女挖草根剥树皮，上百万人被活活饿死。在大灾之年兴修三年土木工程，这不是常家在夸富，对村中的饥民没有怜悯之心，而是他们在变相赈灾，凡是车辋村人到他家做工都管饭，让饥饿中的人们有饭吃能活下去，常家戏台而又不想让村庄众人觉得欠常家人情，因为这一碗碗的饭是他们以自己的劳动换取的。匾额“义关风雅”是山西巡抚曾国荃因北常世和堂坚持儒教传家，在经济文化上对晋省作出的贡献而奏请朝廷后赠与的。风雅既指《诗经》中为代表的古文化，又指儒雅之气。
常家大院每所方正院落的里院正中都有木结构牌楼，飞檐斗拱，小巧玲珑。牌楼两边又各有一截砖雕花墙，宛如嵌宝石玉带一样，使庭院增添了不少南方园林的秀气。各个院落中砖雕、木雕、石雕到处可见，使宅院建筑到处显露着秀美、绮丽，特别是客房的暖气装置，是在地面下边生火炉，保证了屋内冬季温暖如春，客人住在这里会感到主人待客的热情。
常氏作为封建商人，曾积极参与清朝的政治和文化活动。例如捐助地方书院。1837年因为捐助榆次书院，知县赠匾“崇文尚义”。1879年，八月因为捐助山西官书局刻书，巡抚曾国荃赠匾一块“义关风雅”。1907年，因为常氏十四世常赞春以藏书捐赠榆次学堂，山西巡抚恩寿赠匾一块，“士诵清风”。常家大院的听雨楼常氏还赈济灾荒与善后捐输，1877年山西荒灾，输银3万余两，巡抚曾国荃赠匾“好行其德”。庚子事变后，因助清政府善后经费，山西巡抚奏请皇上赐匾“乐善好施”。
常氏发迹后曾积极投资土地，在清代后期还创办了近代工业。常氏除创办家庭工业外，还向山西近代工业火柴局、保晋矿务公司、晋华纺织公司有过投资。保晋公司第四任总经理就是由常氏十四世常旭春担任，他在职15年，是各任总经理中任职年限最长的。
王家院 宋家屋 冀家老宅
榆次聂家店王家：榆次的富商不止是常家一家，清代榆次人去外地经商，富室大家层出不穷。
早在明朝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年间，榆次聂家店王家就抛出巨资，把他的商号开设于全国各地，华北、西北、东北、河南、山东，直至大江南北都有王家的字号。其买卖大得惊人，店铺共有200多个，而且大都生意兴隆、财源滚滚，历经明、清至民国长达330余年。据说在榆次聂家店这个小村子里，各地店铺向王家送交银子的骡驮要排队等候，这长队能从聂家店村里一直排到村外的聂家店滩上。有时，送回来的银子是哪个店铺的收入，都不大容易弄清楚。这是夸张的说法，但王家财源之广是可以想见的。据史书记载，榆次聂家店王家进贡乾隆皇帝银子一趟即48万两，皇帝赏戴花翎，封为前清的护国公。到咸丰、同治、光绪年间王家的当铺就遍及全国各地了，总数达数十处之多。此外王家还有典当行，棉花、绸缎、布匹行，金银、杂货、烟店样样都有。在榆次小城内也有王家十几个店铺。在当时的榆次街市王家占了统治地位，但与王家在外地的商号相比仅仅是一小部分。王家的买卖主要在外地，主要赚外地的钱。
榆次大张义村宋家：宋家起家于清朝光绪二十一年（1895），榆次大张义村年仅17岁的宋继宗继承父亲遗志在榆次城内开设“吉”字号工商企业，站稳脚跟以后，他又用“串蔓子”的办法，旧企业资助新企业，新企业获利后再资助更新的企业，很快在榆次城内开设了10个商号，5个工业企业，买卖已做得够大了，他没有以此为满足，而进一步发展。他成功地运用了集资这种发展企业的最佳筹集资金的形式，解决了东伙之间、商人之间、企业之间的各种矛盾，把目光放到全国各地和国际间的贸易上，也把目光放到北起黑龙江，南到长江两岸，东至天津、北京、上海，西达兰州、西安的大半个中国的辽阔土地上，共开办“吉”字号企业53处，店职员达到1000多人，他把这些企业管理得有条有理，兴旺发达，获利丰厚。
还有一个榆次六堡村商人贾继英，当年在太原经商只有25岁。八国联军侵华时，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仓皇出走之际，贾继英客观分析形势后，断定清王朝不会灭亡。于是慨然应允将30万两白银借给难中皇室，受到慈禧太后赏识。因此，后来贾继英29岁时担任了大清银行行长。这虽然不是经商发迹，却也是凭着榆次商人的远大目光。
富裕起来的榆次晋商修建起阔绰的大院介休冀家：冀家是宋代从山西临晋县迁入介休的，后又迁入介休北辛武村。冀氏是大户，支派多人口众，有很多迁入外省。冀氏大约是在清乾隆年间开始发迹的。在冀国定时期，他们的商业已相当可观，其家产有银300万两。道光年间，冀氏在湖北樊城、襄阳等地的商铺有70多家，经营以当铺为主，还有油坊、杂货铺，其中资本在10万两以上的商号有钟盛、增盛、世盛、恒盛、永盛当铺和平遥谦盛亨布庄。这时，他们有资产达300万两。但他们富后不愿露富，冀国定为掩饰其富，在门楣上写道：“处世无才惟守拙，荣身有地不求宽。”他是冀氏单传，到他年过40岁后，又无继承人，就继娶了四房马太夫人，生下五个儿子。国定去世后，因为儿子太小，冀家内外事由马太夫人打理，马太夫人有相当大的才干，足不出户就能把冀氏商业上的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据说平遥县开标时，如果马太夫人不到，就不开标了，因为大家不知道她是放还是收。
冀家大院在咸丰年间，马太夫人曾为五个儿子分家各立门户，从此冀家就有五信堂之称。冀氏所经营的商业，除平遥布庄（后改为票号）归五堂共有外，其余均分给各门，加上他们在分家后又新设的商号，各门的情况是：以公（悦信堂）分到增盛、广盛当铺，此后又在直隶大名府设当铺、颜料庄数家，在介休张兰镇设悦盛昌、悦来号钱庄，又在湖北通过当铺放账兼并了部分土地。以廉（必诚信堂）分到钟盛、益盛当铺，后在介休镇又设谦盛晋钱庄，在平遥县设宝兴成绸缎庄。以中（立信堂），分到恒盛、文盛当铺，后在介休又设恒盛茂商号。以和（敦信堂）分到永盛、星盛当铺，后在湖北樊城又设鼎顺、永顺两个当铺，在北京设仁盛当铺，在库伦（乌兰巴托）、喇嘛庙和张家口等地设恒顺发等皮毛商号，又在介休万户堡购买土地二顷多，在洪山购买水地一顷多。以正（有容堂）因同马太夫人在一起，分家产时只分到世盛当铺，另有现银10万两，后在祁县设天聚合茶庄。以正是秀才，据说为考举方便，在平遥设其德昌票号（兼营布匹），在太原设其昌永绸缎庄，在晋祠设其世昌、其昌泰杂货庄，号称四杆旗（其），并在晋祠购稻田四顷。五信堂除在外购买土地外，还在原籍本村共有土地30多顷，占全村土地的三分之一。
冀家老宅的建筑格局按五行八卦布置，整个宅院最有特色之处在于平面成鲤鱼跳龙门状——五截四院，形似一条鲤鱼。冀家老宅经历代增修重建，呈现出元、明、清三代不同的建筑风格。整座宅院布局严谨，造型简朴，少有雕饰，显露出古朴独到的风格。
光绪初年，以廉、以中各以银30万两建大宅院，以正用银10余万两购买了北辛五村破产财主阎百万房舍，以和花费10多万两新建房舍和花园。冀氏房屋装潢富丽堂皇，十分讲究，又在北辛五村开设杂货、肉、药、当铺，以方便他们的生活需要。冀氏十九世灵哥是冀氏家族中的纨子弟，他是冀以公的长子，名惟聪，灵哥是乳名。他自幼娇生惯养，长大后奢侈浪费，挥金如土，过着珍珠如土金如铁般的生活。介休张兰镇每逢农历九月二十日有庙会，灵哥与介休二大王（郭可观）各养一戏班，比赛哪个戏班的戏唱得好。他又与北贾村侯奎比赛跑马车，压死人后，行贿地方官吏，竟然逍遥法外。
冀氏商业从咸丰时期因为战争遭受损失。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冀氏的商号被毁掉十几家，资产损失差不多大半。马太夫人从两湖调回五六十万现银到山西，资本向北方转移，并在天津设立当铺，又向朝廷捐纳十万两。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冀氏在北京、直隶的商号被毁过半。1900年，冀氏在天津和北京的当铺被抢掠烧毁，冀氏在平遥、介休的钱庄票号倒闭，损失150万两白银，冀氏商业从此衰落下去，到光绪时，他家人丁稀缺，1900年前，五信堂中只有冀以和一人在世。庚子事变后，男子只有惟清，女性只有惟聪小女儿在世。冀氏商业衰落后，由他俩代表各处清理债务。
冀家琉璃牌坊 李家堡怎比得灵石大宅
平遥李家：他家原来是陕西汉中人氏，元朝时因祖先任官落户到山西，他家第一家商号是开设在达蒲村的“西裕成”颜料庄，经过乾隆、嘉庆两朝，商业利润大增。道光年间，在经理雷履泰的策划下，西裕成颜料庄开始转为兼营票号，开始进行汇兑业务，日趋繁荣。道光初年遂将其改为专业汇兑业务的日昌票号，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家票号。自从创办票号后，利润丰厚，日进斗金。李氏于1821年在达蒲村新盖高楼院三处，咸、同年间又投资新设商号十多处。他以日昌和谦吉升票号为中心，在平遥县城设有日裕、日厚、日通钱庄及日布庄和日货栈，在天津设有东如等店。李氏所设的钱庄在平遥县钱业中曾操纵行市，称霸一时。日昌票号创始时，当家财主是李大全，大全去世后，由他的儿子箴视主持，他的弟弟箴言有疯癫病，人称李二魔子。箴视死后由箴听的儿子五典管理家业。投资商号钱庄，李家以日昌票号为中心，扩大投资，新增商号多处。李家为了荣宗耀祖和提高家族的门庭地位，花了许多银子竭力攀交权贵，提高门庭。通过捐输，获取虚衔。如李大全在世时，捐衔千总，去世后他儿子为他捐了知府加四级诰封通奉大夫，又为其祖父、曾祖父也捐了虚衔。李家男性多捐有文武官衔，女性也封为宜人、夫人，后来嫁女娶媳也讲究门当户对。
李家从事商业，所获利润除一部分继续扩大商业投资外，又购买土地。李家发财后，将钱财主要用于盖房置地，他们在平遥达蒲村修筑有四座辉煌巍峨的大院，每座都是三串院，分东西厢房，前庭后院，楼阁相辉，庭榭互映，四座大院又连接在一起，村民称之为李家堡。
李家其余钱财都用于奢侈生活上，他们为了满足生活需要，又在达蒲村开设杂货、绸缎、药、干果、肉、水果、成衣、理发等店，村中人说，领的是李家本，吃的是李家饭，赚的是李家钱。李家后期挥霍浪费非常严重，李家雇有许多佣人，仅老妈子、丫环、保镖、护院就有数十人。李家人生活也是昼夜颠倒。白天睡觉，黑夜打麻将、吸鸦片。吃饭也是想吃就随要随到。有时厨师因灶火火力不旺，就把馒头蘸上油扔进灶火里，以应付李家人要求。
从光绪末年起，李家的商号票号钱庄已经出现亏损。辛亥革命后，亏损更为严重，债主已逼上李家门上，当时，主持李家商号和家业的是李五峰。他怕债主逼债就把家里藏的许多财物寄放在内兄赵氏家中，自己也躲藏起来不见人。后来，逼债的风势减弱，李向赵氏索取寄存的财物时，没想到赵氏抵赖不承认有寄存一事。李五峰气急败坏要到衙门告状，又怕招来债主逼债，不得已只好忍气吞声，吃了暗亏。最后显赫一时的日昌于1914年倒闭，财东李氏只落得个穷困潦倒的下场。
灵石静升王家：王家祖先是元末来自太原的一户佃农，他叫王实，字诚斋，生一子名秀。王实初居静升时，以佃耕为主，空闲时垦荒自耕，年王家大院大门长日久，渐渐有了几亩薄田，成为自耕农。他除了种庄稼外还兼营豆腐坊。他做的豆腐坚而不硬，嫩而不酥，加上他诚实和善，童叟无欺，因此，当地人都愿意买他的豆腐，豆腐生意做得十分红火。进入明代后，王家自己买了土地，又兼营工商，家道渐兴。王家从第十世起，有人开始经营棉花杂货和典当行业，但属初创时期，不具规模，未形成主业，家族仍以农耕为主。王家在农耕经营的同时，十分注意教育，其家族从八世起读书人逐渐多起来。至明中后期，王家代代有学士、文人和官员出现，俨然成为当地一大户望族。
王家大院一角王家是一个典型的由商而官的家族，据说他家人丁兴旺，官、商并兴是因为祖坟的缘故。中国人对祖坟的风水十分讲究，王家的祖坟占地300亩，周围群山围绕，三面环水，是一块风水宝地。关于王家坟茔的选择还有一个好心得好报的故事：王家的先祖王实有一次在卖豆腐的路上，遇到一位老人躺在荒郊野外，已经是气息微弱，命在旦夕。王氏心想救人要紧，于是当时背起老人送到自己家中，请来医生为老人看病，熬药侍奉，终于救活了老人。老人自幼熟读诗书，又通阴阳之学，为感恩王家，他决定暗中为王家选择一块风水宝地。他走过了方圆数十里地方，始终找不到满意的地方。一天，他走到村子北边的黄土坡上，忽然觉得心神明快，浑身好像一股暖流通过。他抬起头向四周眺望，便发现四周山明水秀，花草馨香，耳边好像有阵阵鸟鸣声，他知道自己千辛万苦要找的地方终于找到了，村人称这地方为鸣凤塬。至此，王家的坟地就选在这儿，王家把此后人丁繁盛，家业兴旺归功于祖宗的阴德所赐。
王家到十一世时资本增加，逐渐成为巨商大贾。“士者，经史传家，英辈迭出；农者，沃产遗后，坐享丰盈；工者，彻通诸艺，精巧相生；商者，逐利湖海，据资万千。”当时王家士、农、工、商全面发展，业绩显著，资产雄厚已成为静升村大户。王家从十三世起进入清朝。王家大院有官宦家族的气派十三世王兴旺叔侄等看到明末以来，平川地区农桑受战乱破坏严重，畜力极为短缺。便瞄准这一商机，携子侄往返于冀、鲁等地贩卖牲畜，凭着义气、信用、银钱等不仅沟通了官设关隘卡口，同时结交了很多燕齐豪勇义士，打通了晋、蒙、冀、鲁贸易通道，买卖越做越大，资本日趋雄厚。康熙十二年（1673），吴三桂叛乱，清政府急需军马粮草，王家弟兄将24匹良马献给平阳府，支援平叛，受到平阳知府及步马统领的赞赏，从而受命为清军筹集军马粮草。王家兄弟从中不仅得到经济利益，政治地位也大大提高。康熙十五年（1676），叛军投降，步军统领上奏朝廷，王氏兄弟受到康熙帝的褒奖。王氏家族借清政府的势力生意规模更大，很快便发展成为当地有名的巨贾大商、官僚士绅和大地主，同两渡何家、蒜峪陈家、夏门梁家并称为灵石四大家族。
王家由农到商，耕读传家，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和文化层次，为步入官场铺平了道路。以商富起来的王家，到康乾嘉时期，更多注重子孙仕途前程，通过正途科考、异途捐保和祖德荫袭三条途径获取仕途。从十三世至十五世期间，开始做官。十四世王谦受首先以2000两白银为儿子王梦简捐了个州同加五级官，后又诰授为中宪大夫。此后王家被封典的共有52人次，有资政大夫（正二品）3人，通议大夫（正三品）3人，太仆寺卿（从三品）1人，中宪大夫（正四品）14人，昭信校尉（正四品）2人，朝议大夫（从四品）6人，奉政大夫（正五品）5人，奉旨大夫（从五品）4人，儒林郎（正六品）7人，修职郎（正七品）2人。王家最大的官位十八世孙王垦任，二品，曾任户部广西司郎中，候补知府加五级，诰授资政大夫。王家大院到清代中叶，王家入宦者仅五品至二品的官员就有12人，包括授、封、赠在内的各种大夫达到42人。到十八世共有生员129人，监生211人，且有举人、进士。王家大院中的3座府第宅、司马第宅和1座旗杆院，就是家院主人名位的标志。家族对修文庙、办义学、建学馆等教育公益事业十分重视，慷慨解囊，大力资助。显赫的王氏家族便在静升村北的高坡上修建了足以鹤立鸡群整个村落的王家大院。
王家修建的大院是中国最大的民居古建筑群，堪称晋商大院的经典之作，它的修建经历了清康熙、王家院落内景雍正、乾隆、嘉庆年间，这座大院耗费了王家50多年的人力财力修建而成，总面积达15万平方米，共有大小院落55座、房间1083间。今天能看到的其实只是其中的两座院落组成：高家崖、红山堡。
高家崖为封闭的城堡式建筑，依山而建，气势非同一般。可分前后两院，每一步都上一个高度，层次感很强。院落共有26座小院组成，东中西并列为6路。两大主院均为三进式四合院，每院有高高在上的祭祖堂和两旁依栏而隔的绣楼外，都还有各自的厨院、家塾院，共同的书院、花园、长工院、围院（家丁院）。主院大门前有高大的照壁，大门三架两厦，前院东西配房与南厅为管事、管账先生等高级仆人的住所，也是王家当年进行社交的地点。北房为客厅，三间七架（五品、四品官室之制）结构。客厅后面是一个条带小院，再穿过小院北面的垂花门，就是主人的住所。
红山堡与高家崖东西相对，因红色堡名而得名。地形方正，总体布局以南北一个主干道贯通东西三条横巷，既隐含着一个王字，又附会着一个龙形。王家大院巧妙地将其姓氏和前辈对子孙加官晋爵的热望寄托其中，以其内部相通之甬道呈显“王”字格局。全部28座院落只有先通过横巷，再转入主干道才能走出大院。王家大院正门东西两旁各有一眼水井，构成王家大院主甬道龙形大院的两只龙眼。与晋中盆地村落中比较规整的大院不同，王家大院依山而建，依照地形而布置院落，高低错落层次感极强。
王家院落把青砖青瓦梁柱式木建筑与砖石窑洞式建筑相结合，或单层，窑洞外罩柱廊，或二层，下层为窑，上层为梁柱式瓦屋，由窑洞与瓦房共同组成长方形院落。周边堡墙深围，四门择地而设，高大坚固。大小院落既珠联璧合又独立成型。或隐或现，高低错落，院里有院，门中套门。院内精美的砖、石、木雕随处可见，显示了主人雄厚的财力。
大院窑洞与房子的组合“诗礼传家”的淡青色匾额，至今仍挂在王家东堡门楣上，这里西路的几座院落，就是王家子孙读书讲学、养性修身的书院和花园。桂馨书院是专供王家成年人藏书读书写字做文章的院落，建筑淡雅平实、简洁明净。东西月洞门遥相呼应，似乎洞天别具，营造了一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天地。三组台阶寓意连升三级，期盼着书院子弟秀才、举人、进士，步步高升。石雕中的猴背猴图寓意为辈辈封侯。王氏家族用以教养子弟的院落更为阔绰，除清静幽雅的书院外，在主人居住的中路西座院落还另有书房及小姐绣楼与诗书有关的房舍数间，在这两座院落之间的夹院是儿童上学的书塾。东堡院里用以家族文化教养的院落占到了四分之一，这是晋商家院中实为罕见的。
王家的孝义坊王家的孝义坊和孝义祠是一组结构紧凑、小巧利落的建筑，位于高家崖和红门堡的南坡下临街处。孝义坊由青石雕制而成，石梁石柱石底，石顶石脊石兽，石斗石拱石额。坊高10米，宽13.94米，底部的10头石狮子姿态优美，王家大院木雕栩栩如生。王家当年共有15座牌坊，现存一座。古代，牌坊是朝廷旌表人物的建筑，或以其德、或以其学、或以其孝，能称誉乡里的才可以由乡族呈请朝廷旌表。现存的孝义坊是为旌表王家第十五世孙王孟鹏至孝而立的。王孟鹏，字六翮，康熙年间生员。年方11岁时丧父，20岁时又丧母。他念父母养育之恩，每饭必祭，每祭必诚，其哀哀之声，常令路人闻之泪下。他生性慷慨，对乡邻有困难的人极力帮助，去世后被旌表至孝至善的乡贤牌坊。现残留的孝义坊顶额上“王六翮”三字只剩一六字可辨，其余二字已在民国年间被王家后人以2000吊铜钱出卖祠坊时凿去了。
贾有厚利，儒为名高，儒贾结合，政道畅通。但得益于商，得势于官的王氏家族虽然在官商的平衡中用尽了心思，也在子孙绵延的家族教育中倾注了心血，却也难以挽回王家衰落的趋势。从清道光以后，王家家道日趋衰落，“族中人，有的不再以耕读为本，有的不持续以商发展，有的满足于官场浑浑噩噩，有的安乐于锦衣玉食，金木水火土五派族人中，才只有诸生二十三人，尚不足鼎盛时期的五分之一。”到19世纪，火派中仅监生一人，土派中则空无一人。族人中有不少沦为纨，奢侈成性。时势与家教，共同构成一个家族兴盛败亡的内外因由。到光绪十七年（1891）建筑豪华包括院落26座，房屋218间、面积达11728平方米的高家崖堡，仅以964两纹银，易主他姓。1937年，王家最后一位资财雄厚的二十一世孙王饮让也匆匆将商号全部变卖，举家南迁。王家大院门楣甚至将维系整个王氏家族历史的《王氏族谱》也以三斗麦子的价格卖给了别人，绵延600余年的王氏家族衰落了。
孔祥熙 宋蔼龄 地主老财
太谷孔氏是指近代官僚资本家孔祥熙家。孔为太谷程家村人，他的曾叔祖父孔宪仁担任过志成信经理，孔宅主体建筑顶身股一俸，他曾祖父孔宪昌，村中人说他才学出众，饱读诗书，立志要科考夺魁，光门耀祖。只是心强命不强，寒窗苦读，累坏了身体，上了考场，听别人磨墨答题，自己却头晕目眩，笔涩墨滞，心中不由着急起来，急火攻心，口吐鲜血，被救后保住性命，却断了科举的路子。因此，他立有家训：要子孙读书求知，经世致用，但千万不要参加科举。还亲书一联：“做几件学吃亏事以百世使用；留一点善念心田使儿孙永耕。”横批为“虚心昧道”。27岁时咯血（肺病）而亡。他临终时遗言说：“要学习先哲的教诲，但绝不要为求仁而参加科举考试。我的后代中要是谁违背了我的遗嘱，我就不承认他是后代。”后世谨守孝道，孔祥熙父辈五人无一人考取功名，孔祥熙的父亲孔繁慈曾在太谷城乡不少地方当过家庭私塾教师，后来又加入某教，到教会小学孔祥熙宋蔼龄合影任国文教师。他年轻的时候抽过大烟，把祖产家业抽光了，这也是幼年的孔祥熙家穷困潦倒、生计困难的原因。不过，孔的五叔孔繁杏是拔贡出身，1910年，任过保定府属新城知县。孔在10岁时患病，后经过在太谷的美国医生治疗痊愈，从此，孔家父子俩与美国教会建立了关系，加入了某教。孔在教会的帮助下赴美留学，之后又与宋蔼龄结婚，又以此当官，因官发财，成为近代中国的大富豪。孔家宅院的前身是太谷县首富孟家的院落。孟家冠领商界风骚。孟家人众业多，事务繁杂，主要的商业是铸造银元。孟家富后修建了豪宅，还有花园别墅。后来孟家有人参加了义和团，反对某教被人夺取了花园别墅。之后家道中落，一蹶不振，虽然几经抗争但也无济于事，到了卖房口的地步。孔祥熙轻而易举地买下了这所宅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