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游：指游说。
孟子曰：“孔子登东山①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观水有术，必观其澜。日月有明，容光②必照焉。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③不达。”
【注释】
①东山：即蒙山，在今山东蒙阴县南。
②容光：指能够容纳光线的小缝隙。
③成章：《说文》解释：“乐竟为一章。”由此引申，指事物达到一定阶段或有一定规模。
尽心下
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①，取二三策②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注释】
①《武成》：《尚书》的篇名。现存《武成》篇是伪古文。
②策：竹简。古代用竹简书写，一策相当于我们今天说一页。
孟子曰：“民为贵，社稷①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②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③既成，粢盛既絜④，祭祖以时，然而早干水溢，则变置社稷。”
【注释】
①社稷；社，土神。稷：谷神。古代帝王或诸侯建国时，都要立坛祭祀“社”、“稷”，所以，“社稷”又作为国家的代称。
②丘：众。
③牺牲：供祭祀用的牛、羊、猪等祭品。
④粢盛既絜：盛在祭器内的祭品已洁净了。
学习提示
纵横古今
战国时期，社会动荡，各国诸侯均急功近利，试图称霸天下，但却不注重培养道德的政治基础。而孟子宣扬的王道思想、仁政主张，与当时的统治者心理格格不入。《孟子》研究的萌发期是战国后期。荀子首开批判孟子之先河。他在《非十二子》中，对子思、孟子的“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的复古思想，进行了责难和批驳。
到了汉代，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取得正统地位，孟子才逐渐为人们所尊崇。西汉时期《孟子》已广泛流传。据孟氏家志记载，汉文帝时曾一度将《论语》《孝经》《孟子》同置博士。东汉章帝曾将《孟子》赏赐臣下黄香。章帝建初年间，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论说群经，皆引《孟子》为证；西汉司马迁着《史记》，为孟子立传，除简述孟子的生平思想外，还说明了孟子学说在战国时不被采纳的原因。
东汉时期对《孟子》的评价略高于西汉。这一时期见于史书记载的着述有东汉赵岐的《孟子章句》、程曾的《孟子章句》、郑玄的《孟子注》、刘熙的《孟子注》，高诱的《孟子章句》；但现今尚存的只有赵岐《孟子章句》，其他各书均已亡佚。因此赵岐的《孟子章句》成为今存最早的《孟子》注本，是研究汉代孟学的珍贵资料。
东汉思想家王充对儒家发起了大胆的攻击，在他的批儒专论《论衡》中，有一篇《刺孟》，对孟子的一些言行进行了讥刺。司马光就写过《疑孟》，对此加以攻击。直到王安石当政，《孟子》才被立于学官，与其他十二经合称为“十三经”，成为士子必读的经书。
宋代仁宗时期，范仲淹、欧阳修、孙复、石介等人上书朝廷，表彰孟子之功。到神宗时期，孟子升经运动达到高潮，当时，二程的“洛学”，张载的“关学”及王安石的“新学”，在尊孟上基本达成一致。熙宁四年，《孟子》首次列入科举。南宋光宗绍熙年间，黄唐将十三经注疏合刊，这是《孟子》第一次以经书的形式刊行。南宋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把《孟子》正式列入经部。至此，孟子升经运动基本完成。
朱熹把《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抽出来，与《论语》《孟子》合编为“四书”，并用毕生精力为之撰《集注》，使《四书集注》成为宋代理学的标志性着作，这对于孟子地位的提高和孟学的发展影响极大。从此，孔孟一起受到封建统治者的顶礼膜拜。
明清学风截然不同。明人学问浮躁，好发议论，所以明代的《孟子》研究成绩平平。《孟子》研究，撰述虽多，基本上不出朱熹《集注》和《四书大全》的窠臼。直到明中叶王阳明心学兴起，思想界出现了异端思潮，《孟子》研究才出现了转机。
《孟子》研究到清代达到全盛，力作纷呈，体裁多样，有关着述多不胜举。这中间能集大成、最为人称道的，首推焦循《孟子正义》。该书博采经史传注及清代顾炎武、毛奇龄以下六十余家着述，取资众家，善用所长。范希曾《书目答间补正》谓“清儒注《孟子》，焦书最完善”。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誉之为“新疏家模范作品，价值是永永不朽的。”如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周广业的《孟子四考》等也都是孟学史上前所未有、第一流着述。《孟子字义疏证》是戴氏的一部重要哲学着作，它以疏正《孟子》字义的方式发挥自己的哲学思想，以为“宋以来，孔孟之书尽失其解，儒者杂袭老释之言以解之。”（《答彭进士允初书》批判了宋儒“理在气上”“理在事先”的唯心主义理论，阐明了“理在事中”的唯物主义思想。发明孔孟真谛，匡正宋儒之谬。《孟子四考》一书今已罕传。该书内分《逸文考》《异本考》《古注考》《出处时地考》，故名《四考》。此书考核详实，论证充分，在清代已很受重视。
纵观自汉至清历代孟学着述体裁虽有多种多样，但笺注一体则是主流。其间堪称里程碑式的着作有汉赵岐《注》、宋朱熹《集注》、清焦循《正义》，它们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怀着对原着近乎宗教式的崇奉和谨慎，字琢句磨，一丝不苟；不同的是，赵注侧重于笺释文句，朱注注重于阐发义理，焦疏偏重于考证史实。从某种意义上说，赵注、焦疏颇像“我注六经”，朱注则近乎“六经注我”。
自1840年鸦片战争至新中国诞生之前：对《孟子》的研究虽未停止，但没有取得长足的进步。不过清康有为的《孟子微》，以及民国时王治心的《孟子研究》、杨大膺的《孟子学说研究》，对于治孟学者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
新中国诞生以来：由于国内学术界、思想界对儒学基本上以批判为主，因此，对《孟子》的科学研究和客观冷静的评价几乎处于停滞的状态。但1960年出版的杨伯峻的《孟子译注》却是一部非常好的《孟子》注本。全书分原文、译文、注释三部分，书后附《孟子辞典》；精于训诂、校勘、考证。
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今：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儒学，一批研究《孟子》的专家学者纷纷在全国各种学术报刊发表论文，已汇编成文集出版的有《孟子研究论文集》。同时，一些高质量的研究《孟子》的专着也已陆续问世，如杨国荣的《孟子评传》、王其俊的《亚圣智慧——孟子新论》、刘鄂培的《孟子大传》、杨泽波的《孟子评传》、董洪利的《孟子研究》就是其中的代表。而论及《孟子》的论着，更是非常宏富。港台老一代学者中研究孟子思想成就最大的有徐复观和牟宗三。徐复观1969年出版的《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第六章专论孟子。其中以历史的观点出发，将性善论看做中国文化长期发展的结果，并提出性善论以心善为根据，性善即心善的观点。牟宗三1968年出版的《心体与性体》和1985年出版的《圆善论》对孟子论述最为集中。牟宗三的研究一是站在心学立场上来评述孟子；二是用康德思想研究孟子，以康德的道德自律学说为视角研究性善论，并且在许多方面独辟蹊径，给人以深刻启发。台湾新一代研究孟子的学者主要有李明辉、黄俊杰、袁保新等。李明辉的代表作是1990年出版的《儒家与康德》和1994年出版的《康德伦理学与孟子道德思考之重建》，坚持以康德思想解说孟子并且更为深入细致。黄俊杰主要是从思想史的角度研究孟子，他撰写的《孟子思想史论》已于1991年和1995年出版了一、二卷。袁宝新于1992年出版了《孟子三辩之学的历史省察与现代诠释》，对孟子的“人禽之辩”“王霸之辩”“义利之辩”进行了理论上的详细探讨。
（本部分写作参考：仇丽萍.《孟子》研究，2010.11.30；周洪才、钟淑娥.《孟子》历代研究考述，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03）；潍坊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教案国学专书研究概论）
百家争鸣
《孟子》是儒家《四书》之一，它在儒家典籍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历代研究者众多，其中也出现了许多不同的意见。
1.关于《孟子》成书时间及作者的争鸣
关于《孟子》的成书时间及作者，古今有三种不同的看法。
一是认为该书完成于孟子生前，是孟子自己所着的，东汉赵岐在《孟子题辞》和清代焦循在《孟子正义》中都持这种看法；二是认为《孟子》是孟轲死后由其门人弟子万章、公孙丑之徒记述的，唐代韩愈、宋代晁公武等人都主张这种观点；第三种看法认为《孟子》一书是由孟子和弟子们合定的。司马迁在《史记·孟荀列传》中说：“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朱熹的观点与司马迁相近，他一方面认为孟子必定亲自下手，所以才“首尾文字一体”，少有瑕疵；另一方面又认为有些内容是“其徒所记”，由孟子加以删定。杨伯峻和现代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司马迁的观点是最为可信的。
2.关于孟子师承的争鸣
关于孟子的师承，有三种说法。一种认为孟子是子思的弟子，班固在《汉书·艺文志》、赵歧在《孟子题辞》中都主此说。但这种说法很不可靠，因为子思的年龄比孟子大得太多，孟子可能赶不上向子思学习的机会。第二种说法以《孟子外书》为代表，认为孟子是子思的儿子子上的弟子。但《孟子外书》可能是伪书，而且子上的年寿也不高，未必能做孟子的老师。第三种是司马迁的观点，认为孟子是子思的再传弟子，现代学者大多认为这种说法比较可靠。
3.关于《孟子》版本及真伪的争鸣
《孟子》篇卷，各家着录不尽一致。《史记·孟荀列传》中说《孟子》共有7篇，赵歧将这7篇都分为上下两卷。但应劭的《风俗通·穷通篇》和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却说《孟子》有11篇。赵歧认为，其中多出来的《外书》4篇：《性善辨》《文说》《孝经》《为政》，都是伪书，后来也渐渐亡佚了。
4.关于孟子游历的争鸣
孟子游历是学界广泛关注的问题，其分歧在于“先齐后梁”还是“先梁后齐”。《史记·孟轲荀卿列传》云：“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史记》认为孟子先事齐宣王，这与史实不符，在时间上也难以讲通，故后人对此多有怀疑。到宋代，学界开始争辩。《资治通鉴》认为“先梁后齐”。朱熹则认为“先齐后梁”“先梁后齐”说都有一定道理，但不能完全令人信服。以黄震为代表的一些学者主张“先齐后梁”，支持《史记》的说法。黄震的考证有三个依据：一是齐伐燕有二事，孟子是两次到齐国；二是有两个齐王，一为齐宣王，一为齐湣王，后人将两齐王误混为一齐王；三是发现《孟子》文章中的史实与“先齐后梁”的假设相符。通过以上这三点，黄震坚持孟子“先齐后梁”。后来，狄子奇的《孟子编年》提出孟子一生实际到过齐国两次，由于司马迁的疏漏，只记录了后一次，造成了错误和混乱，后人认为此说可行度较大，因此大部分学者接受“先齐后梁”之说。
（本部分写作参考：刘瑾辉，孙继康.《明代〈孟子〉考据学综论》，《求是学刊》，201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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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12月
推荐理由：该书对《孟子》注解详细并作了简要考证，备受学界推崇。白话文版本可以帮助读者籍自学方式提高阅读古书的能力。
[2]南怀瑾.孟子旁通.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3月
推荐理由：作者采用“经史合参”的方法，以《孟子》的原文为“经”，春秋战国的社会背景、人物活动为“史”，并配合其他种种历史故事和社会现象，对孟子立身处世的人格及其思想影响，作了透彻的讲述。
[3]朱熹.孟子集注.济南：齐鲁书社，1992年4月
推荐理由：宋代儒学大师朱熹将《礼记》中的《大学》《中庸》篇独立出来，与《论语》《孟子》合称《四书》。数百年中被定为科举考试的必备教材，成为对所世有深远影响的儒家经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