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统一中原后，社会局面相对安定，宋代统治者积极进行文化建设，促进儒学的恢复和发展。当时对《大学》的研究出现了新的特点，取得了新的成就。首先是程颐、程颢对《大学》的研究。在《大学》作者问题上，程颢提出了《大学》出自孔子之手的说法，此说法被宋代许多学者沿用。另外，程颢还对《大学》文本进行了改定，其后程颐、林之奇、朱熹、王柏、吴澄等学者都对《大学》作了各自不同程度的改动。
二程其后的朱熹对《大学》极为重视，他把《大学》从《礼记》中抽取出来，离经独立，通过“移文补传”的工作，对原本《大学》进行文本改造和重新诠释解读，使之获得了“四书之首”的地位。朱熹把大学分为经一章，传十章，他认为经一章是孔子的言论，传文十章，前四章统论纲领，后六章细论条目功夫，是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另外，朱熹还对原来《礼记·大学》中的次序做了改动，使得章节之间逻辑紧密，结构有序。朱熹对于《大学》义理的阐释以及文本的改动，虽然后人一直有所争议，但其对后人的影响极其深远。除了《大学章句》，《朱子语类》一书中也有相关篇章记载了朱熹的弟子或他人询问其关于《大学》的相关内容，朱熹回答相当精细，且篇幅较长，可见其对《大学》的研究之深。
元代统治者崇奉宋学，元仁宗颁布的“考试程序”明确规定：《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这就使得位列“四书之首”的《大学》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高。由于《四书章句集注》的影响，学者对《大学》独立成篇的注释和解说也渐渐多了起来。现今所存的文献中，元代关于《大学》的研究着作有：许衡的《大学直解》一卷，景新的《大学集说启蒙》一卷，黎立武的《大学发微》一卷、《大学本旨》一卷。这时的学者大多沿袭朱熹的说法，并无独到之处。
明代仍然沿袭元代的旧制，使得对《大学》的研究有增无减。在现存的文献中，关于《大学》的明代着作有：胡广的《大学章句大全》《或问》，王阳明的《大学古本旁释》，崔铣的《大学全文通释》，魏校的《大学指归》，王文禄的《大学石经古本旁释》《申释》，罗汝芳的《近溪子大学答问集》，曹珖的《读大学》，乔中和的《古大学注》，周从龙的《大学尊古编》。而亡佚的有关《大学》着作，也不在少数。还有很多《大学》的注解是附在“四书”的相关的着作中的，如：明李贽着的《四书评》等。
明代对《大学》的研究最着者当属王阳明，他对朱熹的《大学》学说提出了异议，在版本上肯定古本《大学》，反对改本《大学》。同时，他对《大学》内容有了全新的阐释，即从“心”学出发对《大学》进行阐释，同朱熹的“理”学相对。
清初仍是宋学占上风，沿袭元、明的旧制，有关《大学》的研究着作很多。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毛奇龄的《大学证文》，胡渭的《大学翼真》，李光地的《大学古本说》，宋翔风的《大学古义说》等；还有一些同明朝一样是附在“四书”的有关着作中，如；清张岱着的《四书遇》等。清人对《大学》的研究，或从朱熹，或从王阳明。“心”学与“理”学在《大学》研究上的争论也成为当时学界研究的焦点。
（现代：1919～1949年；当代：1949～至今）对大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着作年代和思想流派。对着书年代的研究，学者主要是关于其“早出”和“晚出”的争论。思想流派的研究主要是探讨其从于孟学还是荀学，以及综合说的提出与讨论。
文本阐释。后来学者根据自己的学派背景和知识积累，对《大学》文本进行各种各样的解析，所论及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对“三纲领”和“八条目”的阐释和关系研究上。近代以前是经学、理学或心学的阐释，而现当代的研究是对古人阐释观点的梳理和进行得失评判。
对《大学》的历史影响和当代价值的研究。《大学》整个思想体系从个人到社会、从内至外、从道德修养到政治治理，对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政治、思想、文化、艺术诸方面产生深刻影响，经过现代阐释必然有一些在当代有价值的东西或能给当代以重要启发意义。
（本部分写作参考：金建州.《〈大学〉研究综述》，文教资料，2008年2月上旬刊；张造群，张倩.《〈大学〉研究的新开展》，文化学刊，2009年7月第四期）
百家争鸣
《大学》在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特别自宋代列入四书以后，其影响更为巨大，但围绕《大学》一直存在着种种争论，主要表现在以下七个方面。
1.关于《大学》着书作者和年代的争鸣
关于《大学》的作者和成书年代，学术史上一直存有争论，主要有“早出”和“晚出”两种观点。持“早出说”者古已有之，他们认为《大学》早出年代应在孟子之前，成书于曾子或其弟子之手，宋代学者多支持此观点。朱熹将《大学》分为经与传，认为经一章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后传十章则是“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这种观点在学术史上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
持“晚出说”者主要是从文本的基本内容、思想传承、逻辑结构、语言特点、文体风格等方面进行立论，认为《大学》不会早于孟子时代成书，至于晚出的具体年代各学者意见不一，但多数学者认为《大学》成书是在秦汉以后，并提出种种根据予以论证。认为《大学》晚出，一个重要根据是认为《大学》与《礼记》中的《学记》有关，是对古代学校制度的反映，而大学制度晚出，所以《大学》也应是晚出。另一个根据是《大学》的思想在相关文献中出现得较晚，因而《大学》一书亦形成较晚。
目前，这两种观点都存在着不足和矛盾，学者仍在不断争论和研究之中。
2.关于《大学》学派归属的争鸣
《大学》的学派归属主要有孟学、荀学、综合说三种观点。宋代学者多认为《大学》属于孟学，他们认为《大学》与曾子联系在一起，与子思的《中庸》、孟子的《孟子》一脉相承，前后相续。近代学者冯友兰则认为《大学》为荀学一派着作，他曾撰《〈大学〉为荀学说》，说《大学》中的许多思想观点都出自于《荀子》，“大学之道”应当用荀学的观点来解释之。我们知道，孔子的思想主要包括了仁和礼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后被孟子和荀子分别加以发展，演化为两个不同的思想体系。但这一过程是逐步完成的，两种思想则往往纠缠、交织在一起，呈现出复杂的面貌，这一特点在《大学》有所表现，所以有学者认为不能简单地划分《大学》学派，他们认为《大学》里面既有孟学的思想又有荀学的思想，甚至还有道家的思想，从而提出综合说。
3.关于《大学》性质的争鸣
《大学》究竟是一本什么性质的书，着重讲了哪些方面的问题，可谓人言人殊，终究起来主要有三种观点。
第一，《大学》是政治哲学。学者余敦康认为，《大学》所着重论述的是封建宗法主义的政治哲学，它的基本思想就是后来宋儒所概括的“三纲领”“八条目”，修身是“三纲领”“八条目”的根本。儒家把政治归结为修身，这是推行德治以维护家族政治制度的前提。
第二，《大学》是治国理论。学者师清芳则认为，无论是现代学者还是古代儒士，忽视了一个问题，即大学的主体是君子，是从上到下的统治者体系或官员队伍，所以《大学》是儒家为这一集团所设计的治国平天下的理论体系，这是《大学》一书的真实性质。《大学》中的思想不仅仅是明明德、初学人德之门的简单问题，实际上是政治原则、政治实践的问题，是通过什么样的方法、途径治理国家的大问题。
第三，《大学》是政治教育大纲。学者邓球柏认为，被传统视为“圣人之学”“帝王之学”的《大学》实质上是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大纲，其中“三纲领”为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总纲领、总目标，“八条目”则为具体措施和主要内容，而“修身”是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中心任务。
4.关于《大学》中“明明德”阐释的争论
“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构成了《大学》的基本思想和“纲领”。对于什么是“明明德”，学术界有过种种不同的看法。
宋明理学家如朱熹、王阳明等都把“明德”理解为“虚灵不昧”的心体，认为“明明德”即是发挥人本有的心性。今人徐复观先生认为《大学》此处的明德，大概只能作“明智的行为”解释，而不是指的是“心”。
当代有些学者则往往把“明明德”与孟子的性善论联系起来，认为“明明德”是对《中庸》“自明诚”一语的发挥，并说“所谓‘明明德’，就是指通过修行，使‘明德’显明于心，并同时使“性”得以呈现于“心”。
5.关于《大学》中“格物”阐释的争论
什么是格物？向来是《大学》中最有争议的问题，据明末学者刘宗周的考证，“格物”到他那时已有72种不同的说法。其中较有影响的，有郑玄、朱熹、王阳明说。
郑玄认为“格，来也。物，犹事也。其知于善深则来善物，其知于恶深则来恶物。言事缘人所好来也。”（《礼记正义》）按这种说法，“格物”是“致知”的结果，而不是相反，显然不符合《大学》的原义。
朱熹认为“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大学章句》）朱熹释“格物”为“穷至事物之理”，有一定道理。不过他又认为格物的最终目的是“推极吾之知识”，即发明内心先天具有的理，显然又是主观发挥了。
王阳明则认为“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也。”“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但意念所在，即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朱熹补《大学》“格物致知”章，实际是突出、强调了《大学》向外求索的一面，而王阳明恢复《大学》古本，释“格物”之“物”为“事”，又以为“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所在便是物”（《传习录上》），则是要把《大学》重新拉向内在的一面。
以往学者或偏重于文字训诂，或偏重于哲学阐发，都有失片面，存在着主观性强的问题。
6.对《大学》中“亲民”阐释的争论
程颐、朱熹主张“亲民”当作“新民”，成为后儒及今人争辩的焦点。反对程、朱者不乏其人，影响最大者为王阳明。他曾与弟子徐爱辨“宜从旧本作‘亲民’”，列在《传习录》首章，认为“说亲民便是兼教养意，说新民便觉偏了”，足见二者的对立。而郭氏竹简中却有“教民有新（亲）也”，“不戚不新（亲），不新（亲）不爱”等语，其中“亲”皆写作“新”，则说明“亲”“新”本可通用，从而说明程朱等人将“亲民”改为“新民”并非毫无根据。这是“亲民”作“新民”的文字根据。
要确定“亲民”是否为“新民”，仅有文字的根据还不够，还须从思想内容上作进一步的判断。朱熹等改“亲民”为“新民”，主要是他们看到下文有“苟日新，日日新”“作新民”等语，而没有“亲民”的内容，所以才将“亲”作“新”，以传文考之为据。从思想连贯性上看，他把“新民”与“明明德”“止于至善”理解为一种并列关系，无疑是合理的。而王阳明则把“明明德”与“亲民”看做是体用的关系：“明明德者，立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体也。亲民者，达其天地万物一体之用也。”
7.对“八条目”之间关系的争论
“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大学》的八条目，这“八条目”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学界存在各种不同意见。学者徐复观认为，八条目中从格物到致知是一种发展的关系，层层递进，其他条目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学者郭沂借鉴徐的分析方法，认为“八条目”各含有两个阶段，两个阶段是平行的关系，且每一条目的第二阶段就是其后一条目的第一阶段，从而构成了一个环环相扣的链条。学者余敦康认为，《大学》的“三纲领”“八条目”并不是并行的关系，其中有着一种本末、终始、先后的关系。
（本部分写作参考：张造群，张倩.《〈大学〉研究的新开展》，文化学刊，2009年7月第四期；梁涛.《大学》新解——兼论《大学》在思想史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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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国轩译注.大学·中庸——中华经典藏书.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9月1号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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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朱熹原着，张国堂译.大学章句序（译文）.百度文库，2003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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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朱熹撰.大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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