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新诗运动的“中国热”
1.概况
文学史上称作“美国诗歌复兴”（American Poetry Renaissance），当时这些诗人们自称“新诗”（New Poetry）。
新诗运动是整个美国现代诗歌史的起点，几乎所有的已成名的诗人在几年之内都从诗坛上消失，也从美国文学史上消失，代之而起的是整整一代新的诗人。
新诗运动所造成的“划代”是如此截然分明，世界文学史上罕见，或许中国的五四新诗运动可以比拟：美国现代诗歌史上的重要人物，甚至次要人物，没有一个人在1912年前成名，大部分人在那之前还没开始写诗。而突然间，在美国诗坛上出现了繁星璀璨的景象。旧传统崩溃，新诗风横扫全国。
新诗运动开创的新传统，虽然屡经变迁，但仍脉络分明地延续至今。甚至有人说：“新诗当初新，今日新，因为我们没有更新的诗。”美国诗歌从新诗运动起直至今日，构成一个延续演变的整体。
新诗运动的起讫时间，众说纷纭。大多数论者同意，1912年底哈丽特·蒙罗在芝加哥创办《诗刊》（Poetry）杂志并请当时旅居伦敦的青年诗人埃兹拉·庞德任海外编辑，应作为新诗运动的起点。因为几乎所有的新诗运动的主要诗人，都是《诗刊》“发现”，在《诗刊》上发表其成名作。
这份小杂志在筹备之初，编者哈丽特·蒙罗就确定其独具胆识的编辑方针：不跟已成名的诗人打交道，只刊新人作品。在编辑工作中，蒙罗虽然自己有偏好（她个人不喜爱“高度”现代派High Modernism），却力图在新诗运动各种派别、各个倾向之间维持平衡，不偏袒哪一派。这些方针，的确使《诗刊》成为新诗运动的代表刊物。
新诗运动既反抗美国的绅士派诗歌，又反抗英国传统，它是一个使美国诗歌现代化的运动，也是使美国诗歌民族化的运动，二者在当时的美国诗人看来是合一的。
为了破除旧传统，为了开创新诗风，美国新诗人吸收了大量国外影响，其中，中国影响居于一个特别重要的地位。
新诗运动究竟受到多少中国影响，这问题上最惊人的意见可能是最杰出的“新诗人”之一玛丽安·莫尔（Marienne Moore）提出的：
“新诗似乎是作为日本诗——更正确地说，中国诗——的一个强化的形式而存在的，虽然单独的（specific），更持久的对中国诗的兴趣来得较晚。”
新诗运动存在的理由就是因为它接受了中国影响，这就是说，新诗运动本身就是一场中国热。某些文学史家可能认为这有点夸张，但这却是新诗运动中坚分子当时的自我意识。
莫尔的声明决非孤证。1915年，《诗刊》主编哈丽特·蒙罗与康拉德·艾肯争论时，为意象派辩护，指出新诗派的最大功绩就是发现了中国诗。
分析到底，意象派可能是追寻中国魔术的开始，而这种追寻会继续下去，我们将会越来越深地挖掘这个长期隐藏的遥远的宝石矿，而不管艾肯先生或其他落后于时代的外省维多利亚派说什么话。
意象派是新诗运动中最引人注目，也是对美国现代诗影响最大的一个派别。照蒙罗看，意象主义只是中国风的另一种称呼而已。这种说法，意象派的创始人庞德想必会同意，庞德自己也再三说过类似的话，例如他告诉别人只要读一下他译的中国诗，“就可以明白什么是意象主义”。“
另一意象派成员约翰·哥尔德·弗莱契则说，他之所以参加意象派就是因为意象派意味着中国诗：“正是因为中国影响，我才成为一个意象派，而且接受了这个名称的一切含义。”
排除可能被个别人的好恶所夸张的成分，大部分文学史家同意，意象派所留下的主要文学遗产之一是他们吸收中国诗风的尝试。
不仅是意象派，我们可以发现，中国诗为新诗运动阶段各种诗派，各种倾向的杂志所普遍接受。
我在美国各大学图书馆仔细翻阅当时诗人留下的私人文件，发现这些诗人之间你争我斗，互相倾轧，一如世界上任何时代的任何诗坛。但是中国古典诗歌在几年之内威望已如此高，笔者很少找到例子，哪怕在私信中这些诗人讥讽对方受到中国诗影响。相反，他们在接受中国诗影响上互相竞争，经常看到指责对方不懂中国诗，自己才是行家之类的话。
例如与蒙罗争辩的康拉德·艾肯，被骂成“外省维多利亚派”（芝加哥自居现代化中心），后来也成为中国诗崇拜者。1917年他曾著文高度评价中国诗的影响，称之为来自“东方的精神入侵”。他本人后期所作抒情长诗《李白来信》（A Letter from Li Po）写得真切、动人，论者认为是他毕生事业的两个高峰之一。
曾经有不少人认为中国诗的影响仅限于意象派，而且至今大部分研究者还是着眼在分析意象派与中国诗的关系。这样做误解颇深。实际情况是，中国诗的影响是一个时代性的热潮，几代诗人卷入这股热潮之多令人惊讶。他们之中很多人，现在一般读者可能已不常读，大部分诗选也不再选收他们的作品，但是他们的数量本身组成了一个集体性的事业，这是任何文学史都不能忽视的。
新诗运动何时终止，众说纷纭。1922年T·S·艾略特在《日晷》（The Dial）杂志上发表其名作《荒原》（The Waste Land）；沃莱斯·斯蒂文斯把他的诗合成第一本诗集《风琴》（Harmonium）；埃兹拉·庞德发表了十二章《诗章》（The Cantos），从伦敦移居巴黎并准备定居意大利；在美国南方田纳西州出现了一个新的诗派“逃亡者”（The Fugitives），而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出版了他第一本成熟的作品集《酸葡萄》（Sour Grapes）。所有这些事实意味着什么，我们下面将陆续讲到。然而，有一点是清楚的，即到了1922年底，新诗运动业已充分成熟，各个派别觉得他们之间相异多于相同，也觉得新诗运动已不再“新”。也正是在这一年，《诗刊》庆祝了自己的十周年诞辰，自夸销路达到五千，它不再是一个朝不保夕的小杂志，但也不再有为一个运动斗争的使命感。
在新诗运动不再“新”时，约瑟夫·华盛顿·霍尔的这段话可能总结了当时诗人的共同想法：“如果目前这个诗派指新诗运动在历史上作为一个‘文学运动’，而不是一个‘实验’延续下去，那么许多功劳应归于（中国）这个最古老的文明大师，她正默默地教我们如何写诗。”
2.庞德（Ezra Pound，1885-1973）
20世纪美国最重要的诗人是庞德，而庞德也是20世纪对中国诗最热情的美国现代诗人。
庞德在新诗运动早期就把接受中国诗的影响提到运动宗旨的高度，此后又终身不懈地推崇中国诗学。1915年，他在《诗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中国诗“是一个宝库，今后一个世纪将从中寻找推动力，正如文艺复兴从希腊人那里找推动力”。他接着又说：“一个文艺复兴，或一个觉醒运动，其第一步是输入印刷，雕塑或写作的范本……很可能本世纪会在中国找到新的希腊。目前我们已找到一整套新的价值。”他闪烁其词暗示的“一整套新的价值”，看来就是他当时正在研读的费诺罗萨关于中国诗论文手稿。
这里我们简单说一下庞德接触中国诗的经过，以及他与费诺罗萨的关系，它牵涉到我们下面将要讨论的许多问题。厄内斯特·费诺罗萨（Ernest Fenollosa，1853-1908）是美国诗人，东方学家。他是西班牙裔美国人，自哈佛毕业后，到东京大学教经济与哲学，自此改攻东方学，主要研究领域是日本美术。著有长诗《东方与西方》，认为中国文化唯心、唯思，而西方文化过于物质主义。全诗结于东西方文化融合的美梦之中。1896年至1900年，他再次到日本游学，向有贺永雄（Ariga Nagao）、森海南（Mori Kainan）等著名学者学习中国古典诗歌和日本诗歌、诗剧，做了大量的笔记。1908年他逝世后，他的寡妻玛丽·费诺罗萨（Mary Fenollosa）出版了他的著作《中日艺术时代》（The Epochs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Art）。但是费诺罗萨翻译，只是中国诗笔记（其中每首诗有原汉文，日文读音，每个字的译义和串解），显然不能原样付梓。于是玛丽·费诺罗萨试图找到一个合适的诗人与他死去的丈夫“合作翻译”。
大约1912年底，她在伦敦遇到27岁的青年诗人庞德，谈得很投机。这个偶然事件，成为美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大事。回美国之后，她就给庞德分批寄来了费诺罗萨的中国诗和日本诗笔记本。庞德从中整理出三本书：1914年译出中国诗集《神州集》（Cathay），1916年译出《日本能剧》（Noh，or Accomplishment），1921年整理出版费诺罗萨的论文《作为诗歌手段的中国文字》（The Chinese Written Character as a Medium for Poetry）。
庞德的一生，他的作品和思想一直在引发争议。但是，《神州集》看来是个例外。当时，这本诗集从无论哪一派的评论者那里得到的都是无保留的赞扬，甚至最恨庞德的英国学院派，也不得不承认这本译诗集的魅力。
福特·马道克斯·福特在此书出版不久后所作的评论常为人引用：“《神州集》中的诗是至高无上的美。它们就是诗的严格的范例。要是意象和技法的新鲜气息能帮助我们的诗，那么就是这些诗带来了我们需要的新鲜气息。”
他又说了一句绝评：（《神州集》）是英语写成的最美的书……如果这些诗是原著而非译诗，那么庞德便是当今最伟大的诗人。
《神州集》恰恰是半翻译半创作，因此庞德或许在一半意义上已经是当时最伟大诗人。
他又说：英国当时著名的批评家克勒登勃洛克（Arthur ClottonBrock）在英国最主要的文评刊物《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上著文称赞《神州集》。他特别指出，此书的语言简练，明晰，准确。
而另一个学院派批评家爱德华·加尼特（Edward Garnet）在《大西洋》杂志上著文评庞德说：“他译的中国诗是他最出色的作品。”
《神州集》之成功甚至被人用来对比庞德其他著作之“失败”。康拉德·艾肯评庞德的一本文集时说：“那些把庞德视为肉中刺的人会说：写出《神州集》的诗人，这次竟然只有三流智力，这真令人惊奇。”庞德的敌人对《神州集》也不敢菲薄。
哈丽德·蒙罗在编辑作为新诗运动总结的诗选《新诗》时，声明一律不选翻译，即使是“影响深远使我们诗坛大为改观”的中国诗的翻译也不收，但是“庞德-费诺罗萨改写的李白诗”却不能不收。
这个评价70年来为无数庞德评论者所重复。对庞德本人很不友善的雷克斯洛思也说，《神州集》是“20世纪美国最佳的一打左右诗作之一”。
大量“庞德学”近著还是维持这种看法：“《神州集》是庞德出版的诗集中最吸引人的一本。”
即使当庞德的毕生力作《诗章》显出其庞大的身形，对庞德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到《诗章》上去时，也有不少论者认为《神州集》至少可以与《诗章》并列，作为庞德诗歌生涯的前后两个高峰。艾略特的评论一向以谨慎著称，而且他对中国诗没有特别的热情，他却说：“一个人按年代顺序研究庞德的诗作掌握了《神州集》和《鲁斯特拉》（Lustra），他就做好了读《诗章》的准备——反之则不行。要是一个读者不喜欢《诗章》，恐怕他就是漏掉了这过程中的几步，最好还是回过头去重走一次。”
当代美国“庞德学”权威休·肯纳也认为：“《人物》（Personae，庞德至1926年为止的诗合集）第183页之前的诗，可以说都包含在《诗章》中。（庞德的）早期诗在完整性上是差一些，只有《神州集》部分是个例外。”
休·肯纳在此后的研究著作中对《神州集》更为重视，因为他确认：“在《神州集》的写作方法中，我们看到《诗章》写作方法的铅笔底稿。”
庞德自己对《神州集》也颇为踌躇满志，有时得意之状溢于言表。1915年，他为在《诗刊》上发表艾略特的处女作《普鲁弗洛克的情歌》（The Love Song of J.Alfred Prufrock）一事上力排众议，狠狠打了一仗。次年初，他在谈到1915年的最佳创作时，认为非《普鲁弗洛克的情歌》莫属，“但是，”他又添了一句，“如果你愿意，也可选《羁客信》（李白《忆旧寄谯郡元参军》一诗之翻译）。”他认为他这首“译诗”不比《普鲁弗洛克的情歌》差。
论者指出，《神州集》是庞德的作品中最受读者欢迎的。 这很重要，因为《诗章》的确只有文学史研究者和英文系学生在读。“有一个人读过庞德自己的诗，就一定有十个人至少浏览过他的汉诗译文。”
庞德的毕生力作，长达120章的《诗章》（The Cantos），其首章作于1917年，毕其一生，他没有再写别的诗，只是给《诗章》添入新篇（除了偶尔做翻译，例如50年代译《诗经》）。这部长诗是庞德心目中的“现代史诗”，试图融合进关于文学、艺术、经济学、哲学，以及人类精神文化的其他一切问题。而关于文化，庞德心目中的最高理想是儒家哲学，以及体现在中国古史和古文字中的中国文化。
庞德自30年代起致力于按他特殊的方式翻译儒家经典《大学》《中庸》和《论语》。这不属“文学影响”讨论的范围，却关系到庞德对儒家的认识，因此下文会略微提及。
庞德50年代翻译《诗经》全文，主要是实践他从费诺罗萨对中国文字的看法中发展出来的“表意文字法”（ideogramic method）。这个问题，极为复杂，在庞德本人的理解和诗歌实践中，也有几层不同的含义，需要仔细分析，对美国现代诗学的影响至深至巨。本书第三章四、五、八三节将有详细讨论。
1925年庞德定居意大利，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为意大利法西斯作反美宣传，战后被美军逮捕，以叛国罪受审，因被认定为精神病而停止审判。1949年第一届波林根诗歌奖授给尚在押的庞德，引起舆论大哗。1958年获释，回意大利。
近30年来，庞德在美国青年诗人中的影响越来越大，这主要是因为他有一种艺术形式上的“激进主义”。他的口号是《大学》中的“日日新”（Make it new）。与成为三四十年代美国诗主流的艾略特——新批评那种“新古典主义”严谨诗风相比，庞德的诗学是开放的。
3.罗厄尔（Amy Lowell，1874-1925）
1915年庞德退出意象派，与另外一些艺术家组成有强烈未来主义色彩的“旋涡派”（Vorticism）。接替庞德成为意象派领袖的埃米·罗厄尔，在当时美国读者心目中，是新诗运动最权威的代言人。她精力充沛，好胜好斗，体形庞大，被称为“女罗斯福”，作为宣传鼓动家很出色。她为新诗运动做出的最大贡献就是使自由诗在美国变得尽人皆知。作为诗人，是否一流有争议，但有些论者认为，“如果罗厄尔今日还有些诗可读，那就是她译的中国诗和仿中国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