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王八司马
新帝即位的第三天，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正月二十八日，顺宗皇帝并没临朝听政。
百官们私下猜测纷起，假如皇上再居丧过哀，事情就更不好办。他们需要顺宗皇帝去除丧服，擦干眼泪，尽快步入正常轨道处理政务。
二月初一，宰相高郢、郑珣瑜和检校司空杜佑具署奏章递上。郑珣瑜看着宫侍们接过奏疏，传进帘帷后的顺宗。不久，宫中传旨说皇上仍不同意。
第二天，三位宰臣再次上表力请。但他们不知道的是，他们内心隐隐的担忧早已就是事实：顺宗皇帝实际上是不能处理国家事务了，他的风疾越来越厉害，已经让他的身体接近于崩溃。
奏章传到禁中最终是传到宦官李忠言的手上。事情已无可回避，李忠言立即召来王叔文和王伾。叔文匆匆览毕，对二人道：“朝臣们都盯着皇上，这么拖也不是办法。那就告诉大臣们，皇上明天在紫辰门朝见群臣！”
二月三日，有资格参加两日一朝“正御朝参”的文武官员在紫辰殿门下按部就班，齐齐向阶上的天子行礼。顺宗戴着的“通天冠”压得极低，足足遮盖了大半个脸。
礼毕，只见杜佑出列，跪行数步，叩首而言：“听说皇上伤心过度，作为臣子没有不担忧的，请陛下让臣子们一睹圣颜！”说罢，再拜而起。
宦官李忠言朝皇上左右的小太监们使了个眼色，便有两位把顺宗的冠冕略略举高了一些。皇上的面孔浑无血色，干涩憔悴，只有茫然的双眼微微透出一点光泽。众人远远望见，心中不免酸楚。
风波总算挨过去了，新帝也应该颁布新政了。此时，王叔文已从容地开始一步步的工作，并由王传意于李忠言，再由忠言传谕翰林学士们草定制诰，发布天下。这一过程没有其他人知道，当然也不能让他人知道。
六天后的九日，叔文完成了第一步：诏令韦执谊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入相。当韦执谊来到禁中履行形式上的谢恩时，王叔文心里清楚，他的政治集团从此走入了前台。
十一日，开始发布新帝即位后的第一个政治措施：贬京兆尹李实为通州长史。
李实本是皇族出身，乃道王李元庆的玄孙，前年始任首都最高长官京兆尹。这个人早年就很刻薄，做山南节度使曹王李皋判官时，曾因克扣粮饷差点被军士杀掉，幸亏他逃得快才得以幸免。自任京兆尹后，为政猛暴，不顾法令，恃宠强愎，陷害贤臣，长安城中人人侧目，无不切齿痛恨。
十二日，有诏授王叔文为起居舍人并翰林学士，叔文开始独揽制诰大权。另外的几位前东宫师傅包括王伾、冯伉、归登亦皆升迁不等。
二月二十四日，皇上再次朝见群臣，并发布了大赦令，再一次引起轰动。原因是大赦之外，又停征诸般杂税；同时，尤其明文禁止“宫市”，罢除乱政扰民的“雕、鹘、鹞、鹰、狗”五坊。这无疑是叔文和当年的太子如今的顺宗计划已久的事，现在终于有能力完成它了，叔文真是痛快至极。诏令一出，长安城中是一片欢腾，人们一想到市坊中从此再也没有强夺豪取的宦官和借供奉鸟雀之名肆行暴横的“五坊小儿”时，也真是打心眼里高兴。
政令是一项接着一项。第二天，有诏罢停盐铁诸使的每月进献；三月初一，出后宫三百人。初三，又追诏前几年遭贬的陆贽、郑余庆、韩皋、尹杭、阳城赴京。十几年了，先帝德宗对忤旨谴逐者，从来都是不复赦免的。这下子轮到朝廷百官们也忍不住为之欢欣鼓舞了。可惜的是，其中最著名的两位陆贽和阳城都未及闻诏就死在了贬所。
初四，长安百姓再一次的在九仙门外山呼万岁：这一天又诏出后宫并教坊官妓六百人。他们的亲戚们在宫门接着，许多人激动地大叫。
几乎是一昼夜之间，朝廷衮衮诸公忽然觉察到朝中多了一位翰林学士王叔文，这看起来多少有点蹊跷，于是都在悄悄打听他的来历。没过几日就清楚了：这个王叔文来自江南越州，本以善棋待诏，后来入值东宫，不知怎么竟十分得太子的宠爱。尽管有人说他是苻秦时名臣王猛之后，但大多数人不相信这话，他们一致认为，王叔文仍不过是小人侥幸得进而已。 至少朝中许多有名望、有资历的高官达臣们是这么看，其中包括宰相郑珣瑜、高郢。但这两位宰相此时已差不多接近于徒有虚位，一是因为贞元以来，宰相之权早被翰林学士削弱，二是因为新相韦执谊往往能直接从翰林院受诏，单独执行，根本不和他二位商量。
从三月开始，事态越来越明显，人们觉得朝廷每出一项政令，似乎都是由王叔文在翰林院决定可否，然后宣达中书，再由韦执谊承行的。朝中士庶也看到王伾、王叔文的宅第前经常是车马不断，而且也总是那几个人：韦执谊、凌准、刘禹锡、柳宗元、韩泰、陆质……。尤其是王伾，本月初亦被任命为翰林学士，他力主破格任用低级官吏，打破了不少论资排辈的成例，弄得不少大臣心中十分不快。
此举无疑会得罪一大批人，朝野上下那些原本抱有极大希望的人显然彻底绝望，在他们看来，叔文和他周围的人已经完全是一个专权跋扈的私党了。这是个非常可怕的结果。
终于有一个人忍不住了。此人名窦群，其父在代宗朝官至左拾遗，兄、弟皆登进士，独有他仍为布衣。无奈之余，只有另觅他法。本朝特重山林奇人，在这种风气下，很多聪明人仕进中或有波折，便隐居修行以退为进，以才学处士之名博取赏识。因为大多数人经常选择长安附近的终南山，故时人戏称之为“终南捷径”。
窦群隐居在毗陵近二十年，其间跟人学习《春秋》之学并著书、献书，德宗贞元时终于被荐为左拾遗，不久又升为侍御史。有一次德宗欲让他充任人蕃使张荐的判官出使吐蕃，但窦群之志其实不在这个实惠有限的外任之职，便对德宗发了一番怪论：“陛下即位二十年，方擢臣为拾遗，臣可谓难进者矣。今陛下用臣为和蕃判官，怎么就如此轻易呢？！”奇怪的是德宗对他这几句显然是有点怨气的话竟没有怪罪，反而把他留在朝中。
有二十年辛酸经历的窦群仍然不过是从七品上的殿中侍御史，眼见着许多品阶比他还要低得多的人被破格提升，心中哪能平衡。再加上早先同在御史台的柳宗元、刘禹锡都十分看不起他，更是愈发有气。这天，他专门去谒见王叔文。
窦群毫不遮掩，说道：“去年李实伐恩恃贵，倾动一时，那时王公您在哪里？不过是逡巡路旁的江南一小吏而已！今番您已处在与当时李实相同的形势上了，王公怎么能不想一想：今天的路旁是否会有像当年您一样的人？！”
很多朝廷重臣也开始怒形于色，当御史中丞武元衡听窦群说，不少与柳宗元、刘禹锡有旧的人就凭两人的一句话如何如何调升时，冷冷地说：“二王、刘柳是什么人？小人得志遂就以为天下无人了？可笑！”元衡作为御史台的长官，早就对刘、柳二人的冒进不满。
然而到目前为止，王叔文却坚信自己的这盘棋十分的顺当，感觉上每一步都恰到好处，整个阵形舒张有力，正以磅礴的气势向战场开进。他的优势感太重了。
其实王叔文只要再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他们只局限在小圈子内而没有团结更多的人，从而在两方面给自己树立的强大的敌人。他们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弱者，绝对不能锋芒太过。这可是生死攸关的错误，短短的一个月后，王叔文就不得不吞下这个自己酿就的苦果。
正月底顺宗即位，二月至三月上旬王叔文集团开始主持政务。颁布一系列新政；到了三月十七日这天，又有一道诏书公布。这道诏诰无疑是叔文全面出击的标志。这天的诏书其实只有两个主要内容：一是委任杜佑出任“度支并盐铁使”，二是任命王叔文为副。杜佑是理财名臣，再度出任财政重职自无须置言，关键是后一项副使的任命。
王叔文对此预谋已久。德宗以来的政治问题归根结蒂只有两大块：财政和地方割据。先帝德宗虽然努力试图解决这两大症结，但终究没有成功。叔文冷眼旁观了十八年，他的超群智慧告诉他，财赋的好坏是解决其他问题的前提，是振兴帝国政治的关键所在。从新帝登基到王叔文出任度支盐铁副使，满打满算不过五十一天，王叔文操之过急了。诏书一发布，举朝哗然。本来天子的朝会就已经形同虚设，因为没有人能亲自与皇上奏对，天子总是在厚厚的帘帷后面端坐不动，由宦官递进奏章，传达旨意。人们所能看到的只是王叔文每日往来于翰林院、中书门下、御史台等官署，与他的那些私党们在屏风后交头接耳的情景。
朝野内外猜测纷起，有人甚至说出皇上已经病重而不能理事之类的话。在这种情况下，王叔文又出任度支副使，对不少人来说确实是十分严重。宰相郑珣瑜不像高郢那么胆小，也不像另一位年已七十五岁的老宰相贾耽那样只是屡乞骸骨以示不合作态度。他已经是形忧于色，说话也已很不顾忌。
御史中丞武元衡更是对刘禹锡、柳宗元公开表示不满。杜佑倒是很看重刘禹锡，也多少有点同情王叔文之辈，但却不希望他们做出什么过激的举动，然而势难两全，只有沉默。
翰林学士郑絪、卫次公等再次表现出他们对伦理纲常的强烈信念，纷纷要求早早册立太子。王叔文在翰林院一听到他们提起这事，就愤然拂袖离去。在他心里，此举是反对派的惟一法宝，并非是真正为国家社稷着想。王叔文也同样有一个执著的信念，那就是柳宗元在《六逆论》中提出的“立贤不立嫡”的大胆之论。今天的顺宗就是一位贤君，只是因为疾病而不能获志，所以，王叔文要做这位贤君所不能完成的大业，容不得他人破坏。
但是，王叔文的意气与人心中根深蒂固的天道圣统观念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的。三月以来，原本多旱的京城连日阴雨，长安城中传言说：这是群小用事之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