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捉对斗法】
两派围绕当时朝政中的许多问题在朝堂之上互相攻讦，尤其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更是你说东边日出我偏扯西边雨，存在严重的政治分歧，搞得皇帝很头痛。
如在平藩镇势力的战争中，牛僧孺一党主张息事宁人，不同意挑起战端；李德裕一党则主张坚决讨伐，削平藩镇势力。在边防安全问题上，李德裕一党主张用武力平靖边患；李宗闵则主张怀柔让步，以求边防安定。后来发生的“维州事件”足以说明这一点。在改革朝政上，李德裕一党重视革除旧弊，弘扬新法，采取了不少实际措施；而牛僧孺一党则主张稳妥为上，维持现状。
随着两派歧见加深，阵线分明，每当一方执掌朝政时，就想方设法贬逐另一方。今天李党逐牛党，明朝牛党逐李党。好似小孩压跷跷板，一会你上来，一会他下去。
李宗闵被贬剑州后，心中岂能自甘，便千方百计用金银珍宝打通权阉王守澄的关节，又入朝当上吏部侍郎。后听说由于裴度举荐，李德裕即将入朝任兵部侍郎，不日即要为相，这对自己无疑很是不利，忙去找王守澄求助，举荐自己为相。
王守澄要怎么样说李德裕的坏话才能让文宗信服呢？对李宗闵会说些什么呢？
王守澄果然不负所托，攻讦李德裕虽才华横溢却嫉贤妒能，营私结党，是朋党之争的罪魁祸首，不能重用。极力举荐李宗闵为相，说他熟读经史，处事有方，自任吏部侍郎以来，清正廉明，奉公守法，能体恤百姓，效忠朝廷，是难得的清官；且为人老实持重，如在平藩一事上，李宗闵十分慎重，赞同文宗以恩德感化，平息争战。这样一可使百姓远离战争，安居乐业；也可使国库不再因平藩之战而耗费钱粮。这些话倒合了文宗的思路，觉得李宗闵还是长于李德裕。
文宗理了理思绪，同时慑于王守澄的淫威，无可奈何地决定任李宗闵为相。
李宗闵达到目的后，首先想到的就是如何将当下对自己威胁最大的李德裕排挤出去。此时李听恰好回朝任太子太师，义成军缺了一个主官，李宗闵便以义成重镇需一文武全才的儒将掌理军政大事为由向文宗推荐李德裕。此时的文宗心里也十分清楚，二李在朝，自己也会不得安宁，只能将在兵部侍郎位上尚未坐热的李德裕派出去任义成军节度使了。当然，有李德裕出任，他也十分放心。
排挤走李德裕，李宗闵开始培植亲信，将武昌军节度使牛僧孺推荐为兵部尚书。此时，恰巧也有一个职位空缺出来，同平章事王播病亡，牛僧孺就在李宗闵力荐、王守澄帮腔之下，未费吹灰之力的继任了王播的相位。李德裕未坐稳被逐走，牛僧儒一样未坐稳却又一次高升，牛李党争的嚣张，已经是不避人耳目了。
李宗闵、牛僧孺在拉帮结伙培植亲信的同时，不断地借故生非排除李党官员，即使对贬到义成的李德裕也仍在寻找时机再贬到更边远的地方去。
这时兵部得到西南边地发来的告急文书，说西川节度使郭钊身染重病，难理军务，请求朝廷派员替代。牛僧孺、李宗闵闻报大喜，立即面奏文宗，请求派李德裕前去西川接替郭钊镇守边关，防御南诏。文宗深知李德裕之才，西川乃西南屏障，也需这样的人才去守边，便欣然应允。并召德裕进京，面授旨意，设宴饯行。
李德裕当然知道这是牛党在打击自己，但也只能奉旨前往。到成都后，他先拜访郭钊，探病问候。接着整治军纪，训练士兵，修葺城墙，囤积粮饷，使边防壁垒森严，固若金汤。南诏闻之胆寒，一时不敢轻举妄动。郭钊把这些详尽奏报朝廷，文宗十分欣慰，称赞裴度慧眼识人。
在西川任上，李德裕曾暗中联络一个吐蕃将领，收复了边陲重镇维州（今四川理县）。这本来是大功一件，却被宰相牛僧孺说成："收复一个维州，算不了什么，要是跟吐蕃搞坏关系，才不划算呢！"就因为他这么"随意"的一句话，文宗命李德裕把维州"还"给吐蕃。这和晚清时候的中法战争差不多，得胜的中国人还不得不向法国赔款，作为主帅的李德裕当然愤恨交加。后来，又有人替李德裕打抱不平，说牛僧儒借着这件事在排挤李德裕，才使文宗开始疏远牛党。
但因为有宦官的从中作梗，把持朝政，加上文宗本人又没有主见，所以李德裕和牛僧孺还是在轮流地当宰相：李党当政了，就要排挤牛党；牛党在位，李党也没有好日子过。于是，这两派势力就像"走马灯"似的转悠着，到最后，连文宗这位"万岁爷"也搞不清谁是谁非了，说了一句无限感慨的话："去河北贼易，去此朋党实难！"
开成五年（公元840年），文宗驾崩。第二年武宗继位，建元会昌。牛党失势，李德裕自淮南节度使入朝为相，开始了李党独掌朝政的时期。
李德裕深得武宗信任，可以说是言听计从。李德裕从政以来从未有过这种风虎云龙的际会时刻。是时回鹘在北方受挫，整个部落向南迁徙，过着艰难的徙荡生活。武宗采纳李德裕对该部落的怀柔之策，一方面给他们发粮赈济，拯救艰危；另方面又明察暗访，防范有加。在处理唐朝与周边少数民族关系方面，这是一种正确的决策，当时受到好评。对于那些寇边抢掠扰乱内地社会安定的部族，则采取极强硬的手段，予以坚决地回击。会昌三年（公元843年），回鹘另一部族首领乌介克汗，率众大肆抢掠云边之北（今山西北部及内蒙古境内）地区，李德裕立即命河东（今山西太原西南）节度使刘沔与幽州（今北京地区）节度使张仲武联合讨伐。刘沔部将石雄夜袭乌介克汗大本营，重创敌军，乌介夜遁，唐军取得重大胜利。
武宗笃信道教，于会昌五年诏令废佛。李德裕从避免减损州县户口出发，积极支持武宗的废佛决定。当时毁庙驱僧，勒令返俗，从事农耕，对农业生产的恢复，国家赋税的增长确有助益。
李德裕这次入朝为相，虽然一派掌权，政由己出，毫无掣肘之虞，并且在平叛、破回鹘、废佛等方面做出巨大成绩，赞誉之声盛传朝野。但他在行使职权的时候，独断专行，排斥异己的作风，不仅为牛党所恨，也为宦官所不容。会昌六年（公元846年）武宗死，宣宗即位，他的厄运立即降临。宣宗一向讨厌李德裕飞扬跋扈的作风，即位之后即贬他为东都（洛阳）留守，并将李党从朝廷各级岗位上纷纷逐出，又将牛党令狐、崔铉等人召入为相，牛党首领牛僧儒也返朝为官，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不久，李德裕由东都留守，贬为潮州（今属广东）司马，再贬为崖州（今海南岛琼山东南）司户。
在党争中曾经风光无限的李德裕终于走下神坛，带着满心的落魄踏上了人生的末路。在崖州地界有一古寺，断了香火已经多年，人迹罕至，甚至寺名是什么也无从记载。那时一个冷寂的下午，李德裕闲游来到寺中。李德裕见禅院屋里的墙上挂着十多个葫芦。李德裕向僧人问道：“这葫芦里装的是药吗?弟子的脚有病伤，愿得药以救治。”僧人知道他是前朝宰相李德裕，就叹了一口气道：“这葫芦不是装药的，装的全是官场失意人的骨灰。这些骨灰都是在您掌权时被贬到此的官员的，贫僧非常可怜他们，在他们死后，把尸体火化，骨灰保存在此，将来他们的子孙或许会来这里找他们。”说者也许无心，听者应是有意。官场进退纷扰多年，到头来不过是一捧骨灰寄天涯。大中三年（849年）十二月十日，李德裕在愁病交加中死去，终年六十四岁。
正如《剑桥中国隋唐史》所言，“宣宗之治是一个清算和评估过去的时代”。经过会昌六年四月和大中二年正月两次大的清算，李党总算被肃清；随着李党的消失，失去参照的牛党也成了过眼云烟。
直到懿宗即位，才开始重新起用李党人士。长达40余年的牛李党争，至此才告结束。但是大唐王朝已经在这场党争中元气大伤，正在一步步地走向灭亡。其实，牛党和李党在政坛上斗得你死我活，也主要是围绕“宰相”这个位子在争夺。谁当上宰相，执掌朝纲，这一派就得势，另一派就要失势！
经历了剧烈的内耗的文职官僚就此失去了他们的独立地位——他们或委身藩镇幕府，或者屈从于那些没有什么文化，更谈不上政治抱负的宦官，而他们背后的官僚政治体制也就日甚一日地没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