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马克思去波恩读大学。踏进波恩大学的校门，马克思就像一匹在茫茫沙漠里长途跋涉的骏马突然找到了一泓清泉，感到万分喜悦。他看到学校里公布的供学生选修课程的课程表后，跃跃欲试什么都想学。他甚至打算选修九门课程。他的身心几乎全部沉浸到书海之中，甚至忘了给双亲写信，离家三个月只给家里写了两封短信。老人在给他的信中不时抱怨他不理解父母对初出远门的游子的思念之情。
当时，德国的民主运动在统治阶级的镇压下正转入低潮，进步团体被取缔，进步人士不是被关在狱中，就是流亡国外。波恩大学也是这样，进步学潮惨遭镇压，经常有学生被安上“煽动者”的罪名而被开除，甚至遭到逮捕和监禁。原先仅有的一点“大学自由”早已烟消云散，凡是带有政治色彩的进步社团都被取缔。警察在书摊上搜查“禁书”，暗探在咖啡馆里偷听学生的谈话。晚上戒严钟声响过后，所有灯火都得熄灭，波恩城陷入一片黑暗之中。
相当多的青年找不到出路，陷入苦闷彷徨之中。在大学里，酗酒、赌博、斗殴之风盛行。马克思却并没有随波逐流，他在刻苦攻读的余暇，结识了一批有志青年，加入了花环文学社。这些不满现状、要求改革的青年，常常步行去芳草如茵、溪水淙淙的郊外，围坐在大槲树下，或者吟诵诗篇，或者讨论一些历史和哲学问题。马克思还常与朋友们骑马击剑，在一个名叫“白马”的小酒馆中举杯畅饮。
马克思还参加了波恩大学特里尔同乡会的活动。一年春天，特里尔同乡会与波路西亚同乡会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波路西亚同乡会由普鲁士封建贵族子弟组成。这些纨绔子弟挥金如土，不学无术，在校内外飞扬跋扈，为非作歹，任意欺侮平民子弟。马克思一向嫉恶如仇，不畏强暴，他虽然不赞同决斗这种封建旧俗，但是当波路西亚同乡会的一个成员对他发出侮辱性的挑衅时，马克思勇敢地同他进行了决斗，还险些受了伤。他的行为引起了学校当局的注意，大学惩戒法庭以“在夜间醉酒喧闹”为名判处他关禁闭一天。禁闭结束时，特里尔同乡会的成员们像欢迎凯旋的英雄一样，前呼后拥地把马克思接了回来。
第一年的大学生活很快过去了。这里令人窒息的政治空气，一些教师内容陈腐的讲课，不少同学放纵浪荡的生活，使马克思越来越感到失望。他希望换一个学习环境。正像他在自己的诗中写的那样：“我一向不能悠闲地无所事事，我要永不停歇，奋勇向前。”
1836年，马克思终于在霏霏秋雨中来到了柏林，开始了他追求真理，用人类全部知识武装自己的新的生涯。
巴斯德
法国化学家、微生物学家
（1822—1895）
那是一个漫长而悲惨的时代。各种疾病——炭疽、霍乱、结核、狂犬病、白喉、外伤……永无休止地袭击人类和家畜，致使人、畜大批大批地死亡。仅仅是一个多世纪前——1850年，美国男子的平均寿命还只有38岁。
19世纪80年代后期的一天，在法国巴黎医学研究院，一位著名医生在滔滔不绝地大讲产褥热的病因。突然，他堂皇的演说被台下一个激昂的声音打断：“住口!产褥热的病因完全不是你说的那样!是你们医生，将致人死命的微生物从得了病的妇女身上带给健康的妇女。”
随着这个声音，从后排站起一个人来。
“可能您是对的。但是，恐怕您永远也找不到那种微生物……”那个医生仍振振有词
“不，先生。”那人竟跛着左腿，径直走到黑板前，对发怒的雄辩家和在场的其他人士大声说道，“我已经找到了!它是这样的……”说着，他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画了起来。
会议被迫中断。
这个长着一脸络腮胡的跛足老人，就是创立“细菌病原说”的巴斯德。他开创了生物化学，发明了至今还在普遍应用的“巴氏灭菌法”，挽救了法、英等国的养蚕业、啤酒业，创造并首先应用疫苗接种法来预防狂犬病、炭疽、霍乱……
他毕生都在追踪着微生物，他向人们证实，这些看不见的小东西，既是人类不可缺少的最好的帮手，又是杀人不见血的最凶恶的敌人。
1822年12月27日，改变了人类悲惨命运的微生物学大师路易?巴斯德诞生于法国东部山区一个简陋的住宅中。父亲约瑟夫是个鞣皮匠，当过拿破仑军队的军士长，质朴、沉默，把军人的荣誉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母亲姓罗基，家族世代以和睦友好著称，以至于“像罗基家那样相亲相爱”这句话甚至成了地方性的格言。母亲的性格与父亲相反，活泼，富于想像，满腔热忱。
20岁以前的巴斯德并没有显出天才的苗头。他不过是个细心谨慎的孩子，好学不倦，成绩却平平，没有引起一般人的重视。小时候，他在土路上疯跑，在河湾里钓鱼，很佩服大孩子们撒网的本领。但他却不跟他们去捉鸟，因为看见一只受伤的云雀他会感到很难受。实在没什么可玩的时候，他就在院子里摆弄树皮、废铁片。上小学之后，巴斯德的个性逐渐显露出来。当时流行互相教学，其方法是将学生分成几组，由一个孩子教其他孩子识字，每组的“小先生”由老师指定。巴斯德当时是班里最小的学生，可是却一入学就渴望得到这个头衔。他还爱上了绘画，经常坐在门前，画流过他家门前的河流。他更爱画的还是肖像画。他给母亲画的肖像，不加修饰，粗陋简朴，没有一幅是美丽悦目的，但却一看就知道是他母亲。
父亲的朋友们都说巴斯德是个艺术家的材料，可是沉默寡言的父亲却思虑重重：儿子已经这么大了，除了绘画以外，对其他学科并没有特别的爱好，将来怎么办呢?
9岁那年，发生了一件令巴斯德毕生难忘的事。铁匠铺门前围了一群人，个个面容恐惧而激动。通红的烙铁熨在了人的皮肉上，随着吓人的咝咝声升起了一缕白色的烟雾和焦煳的臭味。原来是农夫尼古拉被一只疯狼咬伤，正在接受治疗。
巴斯德惊慌地冲出人群跑开了。他浑身颤抖着问爸爸：“狼和狗为什么会疯?人被疯狗咬伤了为什么会死?”
这位见过成千上万的人死于枪林弹雨的军士长却不明白人为何会死于疾病：“大概是魔鬼附体。上帝要你死，你就不得不死，毫无办法。”这种回答在当时并不显得愚昧。因为那时最聪明的科学家和诊费最贵的医生面对诸如此类的问题——疾病的起因，也全都一无所知。
那件事的结果是，尼古拉和另外7个被疯狼咬伤的人全都死于狂犬病。他们的惨叫和那惊心动魄的情景像刀刻斧砍一般刺痛了巴斯德的心。
半个世纪以后，19名被疯狗咬成重伤的俄国农民被送到了巴斯德的实验室。他们伤势很重，并且延误了治疗时间，人们都认为他们必死无疑。他们自己似乎也对生死漠不关心了。他们只会一句法语——“巴斯德”，而当这个人出现在他们的病床前的时候，他们就会睁开眼睛，眼中流露出只有见了上帝才会发出的宁静的充满信赖的光芒。
结果，19人中除了3人以外，其余16人全被治愈了。这16名幸存者死而复生的经历在俄国引起轰动。沙皇派自己的弟弟送来圣安娜钻石十字勋章，并赠送10万法郎，以供修建微生物猎人之家——巴斯德研究所。之后，全世界几乎每一个国家都为这个研究所送来捐款，数量达几百万法郎之多。
是巴斯德和他的同事们，发现了狂犬病病因，提取了预防狂犬病的菌苗。为了验证这种菌苗的临床效果，巴斯德曾决定在自己身上接种它，只是由于一个偶然的原因才没有按原计划实施——一个被疯狗咬伤14处似乎已必死无疑的9岁男孩代替了巴斯德本人，并第一个向世界证实了巴斯德的成功——人类战胜狂犬病的成功。
巴斯德对用疫苗进行防疫的研究是从防治鸡霍乱病和牛羊炭疽病开始的。它的基本原理是：给人、畜注射上微量的温和的某种疫苗，使他们稍微染上一点这种疾病，而痊愈之后，他们就再也不会被这种细菌毒害而染上大病了。巴斯德的这种方法一直受到科学界的强烈反对。1881年，科学史上记载了轰动世界的巴斯德的一次实验。当时，反对派提供给巴斯德48只羊，让他当众进行预防炭疽病的实验。一批24只接种疫苗，另一批不接种疫苗，然后两组一齐注射大剂量的炭疽病菌。实验结果揭晓的这一天到了。议员、科学家、兽医、记者……成千上万的人前来观看。整个世界都目睹了这样一个事实：接种疫苗的24只绵羊，欢蹦乱跳地奔跑于未接种疫苗的24只死羊的尸体之间!
一个曾激烈反对巴斯德的兽医当场奔向巴斯德，大叫道：“先生!用你的疫苗给我接种吧!我愿让你注射最毒的毒菌!”
巴斯德在少年时代就受到爱国主义思想的熏陶。他父亲的密友中有一位哲学家，他是巴斯德家的常客，经常讲述本地阿尔布瓦人的英雄故事。这些爱国者的事迹让巴斯德产生了以法兰西为荣的思想倾向。
这种思想倾向使巴斯德日后为法国的主要工业——葡萄酒业、啤酒业、生丝业做出了前无古人的巨大贡献。
19世纪50年代，法国葡萄酒业突然出现了严重危机：酒大批变质变酸。当时，32岁的巴斯德是第戎大学理科主任。面对这种情况，他忧心忡忡，便开始了对葡萄酒变质问题的研究——尽管他对酿酒业一无所知。经过大量艰苦细致的实验观察，他终于得出了震惊世界的结论：是一种特殊的微生物使酒变酸、使有机物腐败，而这种微生物是从外界侵入到酒中的。他不但解释了出现问题的原因，而且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在酒刚酿好之后立即以文火加热至沸点以下，那些不该存留在酒里的微生物就会被杀死，然后密封，酒就不会变质了。这就是沿用至今的家喻户晓的“巴氏灭菌法”，现在的牛奶低温杀菌也是根据这一原理进行的。
19世纪60年代，法国南部养蚕的农民面临着灭顶之灾——蚕大量生病，威胁着年产值达1亿法郎的整个生丝产业。巴斯德用整整5年的时间反复实验，四处奔走，发现了蚕生病的病因，教给农民防治的方法，挽救了法国的生丝产业。不幸的是，过度的劳累使他突发脑溢血，虽然治愈了，却落下个半身不遂。但是，他却仍然不肯躺在床上或去海滨疗养，偏要一瘸一拐地登上开往南方的列车，并愤然宣称：“当这么多可怜的老百姓忍饥挨饿的时候，不善始善终地根治蚕病，简直是犯罪!”
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巴斯德立即要求入伍服兵役，但被谢绝了。一位负责征兵的军官对他说：“巴斯德先生，您已经48岁了，又半身不遂，您在军队之外可以更好地为法国服务。”这年年底，巴黎被围，巴斯德被迫放下一切研究工作，成了一个“职业爱国者”。他说：“我的所有作品，都要在扉页上印上：‘憎恨普鲁士。报仇!报仇!’”他立志要做一次复仇的研究——让法国啤酒胜过德国啤酒，成为啤酒业的霸主。结果他果真帮了法国啤酒业的大忙。
在巴斯德70岁那年，加拿大政府以巴斯德的名字为本国一个地区命名。阿尔及利亚总督则以巴斯德的名字为当地的一个村庄命名。巴斯德在给总督的信中说：“想到我的名字能与世界上那个角落紧密相连，我深受感动。该村的小孩问起村子的命名由来时，我要求学校的校长只告诉他说，那是一位法国人的名字，他热爱法国。他为祖国效劳时，为人类的幸福做出了贡献。”每个人在回首往事的时候，大概都会发现在自己的人生旅途上曾遇到过几个里程碑式的人物。巴斯德在青少年时期至少幸遇了这样几位好导师：罗马内、杜马、巴拉、毕奥……
罗马内是阿尔布瓦中学校长。他最先发现了少年巴斯德的才华，只是这才华当时还没有显示出来。他发现这孩子做事非常细致审慎、勤奋认真，有时被人认为迟钝，却有着丰富的想像力。这位教育家经常和巴斯德一起散步，向他展示投考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美好前景。
16岁那年，巴斯德来到巴黎，在巴尔贝学校学习，准备投考高等师范学校。可是，他却忘不了鞣皮作坊的气味，思乡成病，不得不回到家乡阿尔布瓦中学。不久，他又到离家40公里的贝藏松中学读书。18岁时，他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并被校长聘为助教。这样一来，他便身兼二职，既是数学特别班上的学生，又是朴实严厉的辅导教师。这一时期，他特别喜欢读书，经常和父母大谈书籍对他的影响。他认为，早年阅读对人的一生会产生一种决定性的影响。20岁时，巴斯德再次来到巴黎巴尔贝学校，一边备考，一边给低年级学生补课以挣钱支付自己的部分学费。在这里，他遇到了著名化学家杜马。他频繁地出入杜马的课堂。他常常喃喃自语：“化学!多么神奇的科学!杜马!多么伟大的杜马!”他给父亲写信述说自己的激动：“你们想像不出有多少人去听他的课!我们必须提前半小时去听他的课!就像上戏院一样……”不久，那些气味难闻的瓶子和装有五颜六色液体的试管就成了巴斯德的珍爱之物——他决心成为一名化学家。
21岁那年，巴斯德以第四名的成绩考入高等师范学校。
这时，另一个伟大的化学家进入了巴斯德的生活。讲师巴拉曾是药铺的学徒，他在铺着药方的柜台上发现元素溴时才24岁。如今他又发现了巴斯德。巴拉在与杜马同为主考教师批阅试卷时认定“巴斯德必将成为卓越的教授”。
巴拉在巴斯德毕业后将他接纳进自己的实验室。几个月后，当教育部要把巴斯德分配到一所中学教物理时，他又四处奔走，阻止了这一决定。他说：“把这样一个有为的年轻人关到离巴黎500公里以外的地方简直是胡闹!他只想得到一个实验室管理员的头衔，只想从早到晚工作以取得博士学位，别无他求!”巴斯德的一生几乎时时都受到这位老前辈的帮助。在研究微生物的来源时，是巴拉及时设计并提醒巴斯德采用曲颈瓶。这种特殊的容器成功地分离了空气和尘埃。
然而，帮助巴斯德一举成名为世人瞩目的，却是法国化学界元老、74岁的毕奥。一次，巴拉在研究院图书馆里高谈阔论，盛赞巴斯德的成就，毕奥对这个名字陌生的人居然证明著名化学家米彻尔里奇的结论是错误的将信将疑，就说：“我要检验一下那个青年的成果。”
巴斯德永生难忘毕奥老人在法兰西学院对他的那次接见。一老一少共同做实验，当结论出来时，老人拉着青年的胳膊说了下面这句常为后人传诵的话：“我亲爱的孩子，我一生非常热爱科学，这一发现使我非常感动。”
26岁的巴斯德从此声名大振，先后担任多所大学教授，并被授予法兰西骑士勋章。若干年后，在巴斯德当选为科学院院士的第二天早晨，一位妇女双手捧着鲜花向毕奥的墓地走去。那是巴斯德夫人，她代表巴斯德向长眠于此的毕奥献花。
将近70岁的时候，巴斯德本人强拖病体去外地参加杜马纪念雕像揭幕典礼。他在雕像的基座下发表讲演，称自己的导师是“民族的守护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