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来，弗莱格一出狱就成了新闻人物。他也趁机闪烁其词地向记者们透了点有关“隆美尔珍宝”的情况，但对藏宝地点却只字不提，只是暗示他这次参加探宝是被强迫的，所以“不可能有诚意”。
在狱中，弗莱格结识了一个叫安德烈·莫蒂埃的职业潜水员，这人家住巴斯提亚附近的一个叫波列托的村庄。1949年，弗莱格到波列托去劝莫蒂埃参加探宝。但莫蒂埃一口就拒绝了，因为这时科西嘉黑手党已宣布这批财宝为己所有，所以，莫蒂埃不想送命。接着，去海边散步的弗莱格突然失踪了，报纸纷纷猜测他已被黑手党绑架并杀害。法国警方也忙乎了一阵，最后不了了之。弗莱格的失踪，无形中为“隆美尔珍宝”的存在做了个绝妙的广告。
1952年6月23日，法国人安里·埃利雇了六名潜水专家，乘“年轻女明星”号快艇来到巴斯提亚。他打算把可能藏宝的海底都“篦”一遍。但第二天，一艘返港的游轮，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将停在岸边的“年轻女明星”号撞坏。安里·埃利以为这不过是次偶然事故，就另外租了艘快艇出海。哪知还没开出多远；发动机却突然瘫痪。埃利这才明白，这一切绝非偶然，他自知斗不过黑手党，只好收兵。
接踵而来的探宝人，是美国的一个女百万富翁。1952年8月，她雇用的一名原海军军官，驾船来到巴斯提亚。这位船长一到，立即用高薪在当地人中招收工人和潜水员。“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不到三天，人马招齐。谁知准备工作都还没完，这些人就纷纷托词不干了。原来，他们每人在同一天都收到一张纸条，上面“奉劝”他们赶紧毁约，否则将遭严惩。于是，这帮探宝人又识时务地快快离去。
1954年，一艘叫“彗星”号的探宝船在海上被一艘渔轮撞沉，一名水手丧命；法国报界立即报道了这次“偶然事故”，标题是：《谁是下一个?还有敢向黑手党挑战的勇士吗?》这以后，“隆美尔珍宝”似乎逐渐被人淡忘。但1961年8月15日，几家法国晚报同时登出安德烈·莫蒂埃被暗杀的消息。报上说，这位弗莱格的“患难之交”有次酒后失言，说要把弗莱格告诉他的藏宝点声张出去，结果，当他半夜一点离开酒吧间后，就被人用冲锋枪打死在城外一片灌木林里。而且一年后，杀害莫蒂埃的嫌疑犯，也被人以同样手段除掉了。
这些悲剧，又使人们想起了“隆美尔珍宝”。1961年，仅在巴黎和马赛，警察就抓获了许多贩卖所谓“隆美尔珍宝”埋藏点示意图的骗子。寻找“隆美尔珍宝”热潮的再次兴起，引起了一个叫乔恩·戈德利的人的兴趣。他的参与，使“弗莱格案件”出现了新的转折。
乔恩·戈德利是个爱尔兰记者兼旅行家。他仔细研究了有关弗莱格的全部材料，于1961年在《美国周报》上宣称：弗莱格所说的一切，纯属虚构!德国一家杂志立即转载了这篇文章，而戈德利本人，则突然收到一份来自西德的邀请信：弗莱格先生想同他见面。于是，“死”去13年的弗莱格，又突然活了。
戈德利应邀飞往德国。弗莱格承认自己过去所谈的全是谎话，接着便向戈德利透露了“真情”：
1943年，弗莱格在意大利某海军基地当上等水兵。9月17日，盖世太保突然往他们的快艇上运了六只铁箱，然后，又留下以德里尔为首的三名军官。他们艇奉命驶往科西嘉去加入一支护送物资回德国的舰队。起航前，德里尔对箱子里的东西做最后一次清点，在一旁帮助开箱的弗莱格大吃一惊：箱中装的竟全是金银财宝。9月18日，快艇驶达巴斯提亚港，正遇上联军对该港的猛烈空袭。在如此危急的情况下，德里尔便下令将珍宝沉人海底。弗莱格记得沉宝地点离岸不远，正对着一座被炸毁的清真寺。
对于自己这些年的失踪，弗莱格解释说，1949年，他在波列托村被黑手党绑架。匪徒在逼他画了张藏宝点示意图后，就将他放了，还给了他一点酬金；但他们警告说，如果今后他本人或通过别人再来探宝，定杀不饶。他吓坏了，所以一直躲到德国一个小镇上，隐姓埋名13年。
对弗莱格的这些话，戈德利认为更不可信。于是，他决心查清这个弗莱格先生的真实面目。仅仅半年，戈德利的调查就有了重大突破。原来，这位弗莱格先生，不仅履历，连姓名都是假的。他的真名叫瓦尔特。真姓则是由字母K开头的一个词。在1948年以前，K从未涉足科西嘉，甚至连法国也没去过。1945年K因为是党卫军成员，被美军关进了达豪集中营。在众多重要纳粹战犯中，他的罪行简直无足轻重，所以行动较自由。事有凑巧，同营中有个叫施密兹的纳粹骨干，他的长相、身高、肤色等，都几乎同K一模一样。施密兹在对K做了一番观察和交谈后，便决定收买和利用K。一天傍晚，施密兹在营房的一个角落里悄悄告诉K，他曾是隆美尔手下一支特殊分队的指挥官，专门负责把各部队抢来的珍贵物品运往德国。1945年，他见帝国败局已定，便将许多来不及运走的珍宝分三处藏了起来——澳大利亚、意大利、科西嘉附近海底。施密兹提出，只要K同意将自己的身份证和衣服给他，他就把三个藏宝点的示意图给K。K答应了，于是便得到了三张草图。但施密兹当天半夜却被军事警察带走，从此便失踪了。K知道，要发财，只要得到一处珍宝就足够了，但首先必须得有自由。于是。他去求见集中营美军代表布雷坦巴赫大尉，说自己偶然知道两个纳粹的藏宝点，并画了在澳大利亚和意大利两个点的示意图。
两支美军特遣队立即向图上所给的地点奔去，结果满载而归：在澳大利亚，探出了许多艺术珍品；在意大利，找到了大量珠宝首饰和货币。于是，K被获释，而且当局还按他的要求，给了他一张写着皮切尔·弗莱格的身份证和一笔奖金。靠着这笔钱，弗莱格在过了两年舒心日子后，于1947年前往汉堡，参加了一个自费潜水训练班，开始为科西嘉之行做准备。
戈德利在掌握了这些材料后，便确信施密兹讲的第三个藏宝点肯定存在。1962年，他把这一切告诉了好友、海底考古学家埃德温，林克，并出示了部分文件和地图。于是，两人开始做探宝准备。为了不走漏风声，所有雇佣人员都必须作出对该工作保密十年的承诺。林克很快就将“潜海者”号快艇改装成了一个设备齐全的浮游实验室。整个行动的基础，就是弗莱格在集中营时得到的示意图。
1963年4月19日，“潜海者”号快艇不声不响地驶达巴斯提亚港。尽管戈德利和林克用心良苦，“潜海者”一出海，还是被一艘渔轮盯上了。这渔轮像幽灵一般，不即不离，搞得探宝者们个个紧张万分，严重影响了工作效率。而且没过多久，戈德利就收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先生，我想就‘隆美尔珍宝’一事警告您几句：在这件事上，死的人已经不少了，劝您不要把自己的名字也加上去。这珍宝是我们的!”信的署名无法辨认。
“潜海者”灰溜溜地走了。又是一次以失败告终的探宝行动。1975年，法国记者罗伯尔·沙鲁，曾就新纳粹组织是否卷入了“隆美尔珍宝”之争的问题，走访了新纳粹运动的一个首领。这个头目先把弗莱格臭骂了一顿，说他是个江湖骗子，讲的全是谎话，其目的是想从天真人手中骗钱。他还威胁说要惩罚弗莱格，因为他侮辱了四个党卫队军官。最后，这个首领还是承认：“如果真有珍宝存在，我们早就找到了。我们才应该是第一批获宝者……我们组织内的几百个潜水员，曾在科西嘉从北向南、一米一米地搜遍了整个东海岸。那里没有任何珍宝!”
这一访问记见报后，弗莱格吓坏了，赶紧在德国的一家报纸上登了份声明：“的确，我撒了谎，而且一辈子都在撒谎，但珍宝确实存在，不过不是藏在科西嘉，而是藏在意大利的一座寺庙里。”
折腾了几十年的“弗莱格案件”就这样结束了，而且，大；概是彻底结束了：可“隆美尔珍宝”之争却还没结束，而且，在那些被法西斯军队抢走的珍宝被全部发现之前，这场争夺是不会结束的：“隆美尔珍宝”最终成了千古之谜，但终究有一天，一位勇敢而智慧的英雄，会为人类找回这笔失落的财富。
黑水城中的考古迷茫
1907年3月17日，当英国人斯坦因急不可待地从新疆古道赶往敦煌，从而成为亲眼目睹王道士发现的敦煌秘宝的第一个欧洲人时，俄国人科兹洛夫受沙俄皇家地理学会委派已结束对中国西藏、新疆等地的3次考察，正准备开始他的第4次远征：他得到了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太子阿列克塞“两次”光荣的召见：临行时，他接受了沙皇赐给的3万卢布以及步枪、左轮手枪和子弹。他们对他的这次远足慰勉有加，使多年后科兹列夫回忆起当时情景还十分激动与神往……
俄国学者并不否认当年列强从事此类探险“是在欧美和日本对中国施加政治、经济压力的背景下进行的，探险所得当地地形测量及情况报告，亦可能被用于军事目的，清朝政府对此无疑是作出了一定让步：”只是他们认为，在事过将近百年的今天，对保存和研究中国文化来说，探险所获知是“最宝贵的贡献”。
现在看来，在当时众多的外国探险家中，俄国人的鼻子最灵敏。有资料表明，在敦煌，当斯坦因用牛车把经卷抢回伦敦之前，俄国人奥勃鲁切夫早已捷足先登，他用6包日用品骗换了两大包敦煌千佛洞的手抄本，比斯坦因整整早了两年；而对黑水城，最早知道的又是一个名叫波塔宁的俄国人，他甚至在王道士发现藏经洞之前，就从当地蒙古人的著作中知道了黑水城遗址，知道在那儿“拨开沙土，可以找到银质的东西。”据科兹洛夫回忆，他并非第一个觊觎黑水城的外国人，在他之前已有人多次跋涉前往，只是都未如愿以偿。因为当地蒙古族人不仅没有告诉他们这座故城的所在，而且把他们引向了与黑水域完全相反的方向。
1908年3月，科兹洛夫一行抵达蒙古巴登札萨克王爷驻锡地，即将进入荒漠。这一次，科兹洛夫吸取了前人的教训，努力与当地老百姓，特别是与代表清政府管辖这一地区的王爷搞好关系，对巴登札萨克王爷和土尔扈特达希贝勒等盛情宴请，代为请封，并赠送了左轮手枪、步枪、留声机等礼品，终于攻破了曾经守护了多年的防线，得到了王爷所遣的向导指引，第一次到了朝思暮想的黑水城。
他们在黑水城逗留了13天(1908年4月1日—4月13日)，“挖呀，刨呀，打碎呀，折断呀，都干了。”然而，“探查和发掘基本上未按考古学要求进行”，“对发掘品未作严格记录”。最后，他们将所获的佛像、法器、书籍、簿册、钱币、首饰等装了10个俄担箱，共重约160公斤，通过蒙古邮驿，经库伦(今乌兰巴托)运往彼得堡。
客观地讲，科兹洛夫的首次盗掘所获并不算丰富，对他个人来说，更重要的是找到了黑水城遗址，虽然当时他不可能意识到这一点，也许他是失望而去的。首次盗掘物运低彼得堡后，俄国地理学会很快就作出了鉴定反馈，因为其中有以西夏文这种早已消失、无人能识的死文字刊行或抄写的书籍和簿册，引起了敏锐的俄国汉学家鄂登堡、伊凡阁等人的惊讶和重视。1908年12月，科兹洛夫收到了沙俄皇家地理学会要求他放弃前往四川的计划，立即重返黑水城，“不惜人力、物力和时间从事进一步发掘”的命令。
1909年5月底，科兹洛夫一行再抵黑水城，在与考察队保持着“愉快的关系”的土尔扈特贝勒的帮助下，雇用当地民工。由俄人指挥，在城内城外各处重新踏勘发掘。
起初并没有惊人的发现，科兹洛夫本人则不仅“未正规参加发掘”，“甚至连很有意义的发现物也不曾登记在城市平面图上”。如果体会他5月27日日记中的话“时间是五点钟，已感到天地炎热，不禁想到在凄凉、死寂的黑水城我们将如何工作”可以感到他对这次重返发掘并非一开始就充满信心。
然而，奇迹出现了。6月12日，他们打开了西城外一座高约10米，底层面积约12平方米的“著名佛塔”，呈现在眼前的竟是层层叠叠的多达2万4千卷古代藏书和大批簿册、经卷、佛画、塑像等等，无怪乎后来俄国人声称简直找到了一个中世纪的图书馆、博物馆!他们在因此次发掘后名闻遐迩的佛塔内整整工作了9天(1909年6月12日—6月20日)，取出文献和艺术品运往营地，粗粗分类打包后，以四十峰骆驼装载数千卷举世罕见的文献与五百多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踏上了西去的归途：极具讽刺意义的是持“友好态度”的土尔扈特贝勒带着自己的儿子及全体属官，骑着高头大马来为他们送行!
今天我们已经知道，这2万多卷中国中古时期的珍藏，是继殷墟甲骨、敦煌文书之后，又一次国学资料的重大发现。如果说15万片甲骨卜辞的发现，把中国有文字记载的信史提前到了3000多年前殷商时代，敦煌数万卷遗书重现了从西晋到宋初传抄时代卷轴装书籍多姿多彩的风貌，那么黑水城出土文献则在时间上延续了敦煌文献，展示了辽、宋、夏、金、元，特别是西夏时期的文化资源。它们中绝大部分是西夏文文献，内容包括语言文字、历史、法律、社会文学、古籍译文以及佛教经典等；其余则为汉文文献，有直接从宋、金传人西夏的书籍，有西夏刻印抄写的书籍，还有不少宋、西夏、元时期关于官府、军队、百姓的档案、文书；此外还有一些藏文、回鹘文、波斯文等其他民族的文字资料。黑水城出土文献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和版本价值，然而从它们再现于世的第一天，便沦为外国探险家的囊中之物。
1909年秋天，科兹洛夫盗掠的黑水城珍宝运抵彼得堡。如今，全部文献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相关艺术品财藏于国家埃尔米塔什博物馆(冬宫)。
楼兰，位于新疆罗布泊附近，曾经是西域丝路明珠和著名绿洲，佛教文化鼎盛之邦。后来，由于环境和时势变迁，它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并最终淹没于自然和岁月的风尘之中。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方探险家们的到来，它静谧的时空被打乱，神秘的面纱被撩开，但同时也揭开了它被污辱的历史。
中国史籍中最早关于楼兰王国的具体记载，见于《史记·大宛列传》。根据记载，我们知道楼兰是一个西域小国，建国于盐泽边上，有城郭，然而“兵弱易击”。这里的“盐泽”，指的是罗布泊。到汉代史学家班固撰写《汉书》时，楼兰王国有1570户人家，共14100口人，国都名“抒泥”。《汉书》进一步介绍了楼兰的生态环境：“地沙卤少田，寄田仰谷旁国。国出玉，多葭苇(芦苇)、柽柳(红柳)、胡桐(胡杨)、白草(芨芨)。民随畜牧，逐水草。有驴马，多骆驼。能作兵，与蜡羌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