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一份宣言深深地震撼了尼采。当时正是贝多芬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但德国人由于沉浸于战争当中，忘记了举行纪念活动。对此，瓦格纳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它十分强大，以至于唤起了德国民众对另外一种荣耀的回忆，瓦格纳在宣言中疾呼：“德国人，你们是勇敢的，但请你们在和平中也保持这种勇敢……现在是1870年，没有什么比纪念伟大的贝多芬更配得上你们作为勇敢者的骄傲。让我们纪念我们这个民族伟大的先驱和开拓者吧，我们必须要用足够配得上他成就的仪式来纪念他。此仪式不能逊于庆祝勇敢的国民之胜利的仪式，因为像贝多芬这种伟人，给世界带来了无穷的欢乐，这样的贡献要比征服者们的贡献更为崇高。”
“德国人，你们生性勇敢，但请你们在和平中继续保持勇敢吧！”——尼采被这句话深深地打动了。对老师的思念再次涌上了心头，因此他拖着还未完全康复的身子，离开了瑙姆堡。
他又见到了瓦格纳，但是这次见面却并没有使尼采称心如意。此时的瓦格纳似乎失去了身处逆境时的精神高度。他的快乐里面加入了一种庸俗的东西。德国人的胜利使得他改变了自己从前对普鲁士人的看法，现在他正以巨大的胃口心安理得、津津有味地“咀嚼法国人”。但是他还是坚持了自己最后的原则，他还是拒绝前往柏林去接受高官厚禄的提议，他不愿意接受普鲁士帝国桂冠诗人的身份，对他的这种做法，他的信徒们满怀敬意。
在巴塞尔，尼采又找到了一个知己——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这个知己倾听着他在抒发牢骚，并与他惺惺相惜。布克哈特在人文学科和文化方面成就卓著，但他却性情忧郁，憎恨一切野蛮行为、战争以及由此造成的破坏。布克哈特居住的巴塞尔是欧洲最后一个保持其独立和古老风俗的城市，对此，布克哈特深感骄傲，布克哈特不喜欢那些拥有三四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因为照他最喜欢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对城市的构想，“这样安排的话，市民的人数就不会越过一万，这样，他们就能一起在广场上聚会。”
布克哈特研究了雅典、威尼斯、弗洛伦斯和西恩纳。他推崇古代和拉丁语族的风纪，而德国的强权政治让他感到害怕，因此他对德国风纪保持着一种适度的尊敬。布克哈特和尼采成为了同事，他们经常在课间会面，一起交谈。天气好的时候，他们会在那个用红沙石砌成的大教堂和莱茵河之间的平台上散步，各式各样的游客总是俯靠在那个平台之上。莱茵河在平台之下潺潺流过，看起来年轻而又充满生命力。风格简洁的巴塞尔大学就坐落在莱茵河与博物馆之间，离两者都很近。
这两个学者总是在思想上进行交锋。由阿蒂卡和塔斯卡尼这两个小城邦遗留给我们的那种脆弱的经常破裂的文化和美的传统如何才能继续？法国在文化保护方面做得很好，它知道怎样去保持各种审美方式和审美教育。但是普鲁士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是否具有同样的素质呢？尼采依然怀揣着希望，他说：“也许，这场战争将改变我们古老的德国，我想经历过战争之后，它会更有气魄，并拥有更加高雅的趣味。”雅各布·布克哈特聆听着，“不，你总把现在的人们看做古希腊人，对希腊人而言，战争确实具有教育的作用，但是现代战争和以前不同吗，它是肤浅的，它们不会影响、纠正资产阶级及其放任自流的生活作风。现在战争极少发生，它们的影响会逐渐减弱并被人们遗忘。因此它们并不会起到训练大众思想的作用”。对此，尼采是如何作答的呢？尼采也不太自信，从他在给欧文·罗德的信中流露出了这种情绪：“我非常着急，只要一想到不远的将来，我就觉得我们要回到中世纪……你要当心，当普鲁士从不相容的文化中解放出来时。奴才和教士们会像雨后林中的蘑菇一样从土壤里钻出来，他们将把整个德国都带往深渊。”
布克哈特长期隐遁于自己的记忆和书本当中，他身上有种忧郁的气质，而他在研究中则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这种忧郁。他在巴塞尔大学做了一次题为《历史性的伟大》讲座，以示对同代人热情的谨慎抗议。“军事胜利和这样那样的民族扩张不是真正的伟大，历史上有多少国家强大过，但最终他们都被人们遗忘了，这是他们活该。真正的伟大是历史性的伟大，伟人的作品中继续了它。使用‘伟大’这种含义模糊的词语，是因为它实在是高深莫测，让我们无法真正探测。一些默默无闻的天才为我们留下了《巴黎圣母院》，歌德写出了《浮士德》，牛顿发现了太阳系定律。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伟大，也只有达到这样的高度才能被称作伟大。”弗里德里希·尼采在听完这个精彩的演讲后，给予了布克哈特热烈的掌声。他这样写道：“布克哈特正在变成一个叔本华主义者。”虽然尼采准确地看到了布克哈特的见识，但这几句有见地的话还不足以将他的激情抒发出来。他不可能轻易放弃自己的希望，他渴望用实际的行动把自己的祖国从道德灾难中解放出来，在他看来，这个灾难足以威胁他的祖国。但是他要怎样行动？在他面前的是一群不易唤醒、麻木、懒散的大众，他们受民主主义的毒害而发育畸形，排斥那些有崇高抱负的人。想要在这群人中坚持危险的理想以及对英雄主义和崇高事物的爱，需要怎样的手段呢？在长期思索之后，尼采形成了一个方案，他没有向任何人吐露这个方案，因为这个方案是如此的大胆超前，因此他不打算告诉任何人。此时，瓦格纳正在筹建拜洛特剧院，他希望这个剧院能够完全成为自己自由的舞台，在这里他可以用自己的形式如实表现自己的史诗般的艺术创造。而尼采这一次和瓦格纳又是心有灵犀，他的大胆设想与瓦格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他想要建立的是一个神学院。它可以提供给年轻的哲学家们一个聚会、生活的空间，他的朋友们，罗德、格斯道夫、杜森、欧维贝克、罗门特在这里可以获得自由。他们可以不用应对各种责任，也不会被行政监督束缚。这里还有大师对这些年轻人进行指导，对当前的问题进行沉思。这样，他这天才一般的设想，他这把艺术和思想二者集于一身的精神乐园，就可以在德国的心脏地带，将德国的精神持续传承下去，这样的学院超越了普罗大众的认知，远离了政府的限制。7月，他在写给欧文·罗德的信中这样写道：“修道院是传承精神所必需的。”如今，战争中所经历的六个月让他这个念头再次出现，“此次战争和胜利给我带来新的东西，我想做一个现代隐士，过一种与这个民族完全不同的生活。”
★沉思中的尼采
尼采完全沉醉在自己的梦想之中，以至于他无法看到其实这个梦想遥不可及。他想象着与波斯特罗亚尔田园修道院的隐居者相似的隐居者的重新联合。虽然他知道这与当下的时代风俗和趣味格格不入，可他却认为这是必需的，他相信凭借自己的力量能够创建或是促成它的建成。
他心中的本能冲动在激励着他，给予他前进的方向。从前他呆过的普尔塔学校就像是修道院，无论是它的起源、历史、建筑和独特的围墙都给予人们这种印象，而它的那些持久、庄严、井井有条的规章制度更加彰显了它的修道院色彩。因此，尼采的生命力很早就烙下了宗教的印记。这种印记一直伴随着尼采的成长，同时埋藏在尼采心中的还有乡愁情怀。以前读大学的时候，尼采总是通过结交朋友来排斥其他的交际。他从自己研究的古希腊的古老智慧中获得了滋养。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是他的偶像，在他看来，毕达哥拉斯是创造者，而柏拉图则是诗人，毕达哥拉斯创造出由武装哲人和沉思骑士组成的完全彻底的至高无上的贵族执政，这是人类能够设想出来的最美好的社会，而柏拉图则歌颂了这个社会。正是在这之中，尼采的思想和抱负带着基督教人性和异教徒人性出现了。
他想写一封信给认识或是不认识的朋友，不过现在他却宁愿保守着这个秘密，因为时机还尚未成熟。他给格斯道夫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激情洋溢，却又神秘费解，他说：“两年之后，你就会看到一种古代的新观念出现，而它的出现则意味着科学道德教育的更新。”12月中旬的时候，尼采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了，此时，罗德正好给尼采写了一封信，尼采看出了罗德发自内心地赞成这一行动。
12月22日，他离开了卢塞恩，没有再收到罗德的回信，瓦格纳夫人送给尼采一本《巴马修道院》，而尼采则送给瓦格纳一副《骑士、狗与死亡》的木刻，后来，他曾为此写了《悲剧的诞生》的评论，他认为，“丢勒的骑士就是我们的叔本华，他了无希望却在寻求真理”。在等待罗德回信的过程中，尼采感到非常焦虑，尼采和瓦格纳都非常乐意谈论拜洛特以及瓦格纳的巨大计划，但是，罗德的赞许信却迟迟未到，直到尼采离开特里伯森时，也没有任何人谈到相关的话题。直到尼采到达巴塞尔，他才收到了罗德的回信，罗德说：建立修道院存在着很多无法解决的困难，并且他自身也并不具备能令他可以配得上尼采召唤他去的隐居地的创造力，他所期待着的是与尼采完全不同的生活。罗德拒绝追随尼采，并暗示尼采的计划不会得到任何支持。尼采放弃了写倡议书，也没有向瓦格纳提起过这件事。
尼采开始比以前更加努力地进行工作。他详细地阐述了那些革命性的真理，他对古希腊公元前7到6世纪前的城邦重新进行了思考，他总是被一种神秘的力量带到那里，古希腊人总是把一种近乎残酷的美丽付诸于实践，尼采热爱这种力量，他能够感受到古希腊人那种潜于内心的力量和本能。
尼采说：“如果天才与艺术是希腊文化的终极目标，那么希腊所有的社会形式都必须要做出通达此终极目标的机制和台阶，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他认为手段之一便是奴隶制，并且他坚持这一点。尽管它是残酷的，但却满足了尼采浪漫主义的趣味。
他写道：“因此，让我们来坦率地承认这个堂而皇之的真理：奴隶制对文化是必要的，对生存的绝对价值而言，是毫无疑问的真理。”
但是这种奴隶制的起源是什么呢？又如何让奴隶的服从得到保证呢？尼采认为，没有一种权利在本质上不是由暴力赋予的。这样一来，尼采又开始思考他最初的对象，他在战争中又发现了那个答案，在痛苦和悲剧中人们创造了美，也唯有在痛苦和悲剧中，美感才能保存下来。尼采在很多章节中都赞美和祈求战争：
要不是国家精神，被这种投机精神所贬低，我们必然会有一而再，再而三的战争——除此之外别无它途。国家的建立并非是为了保护与极恶的战争相对的利己主义。恰恰相反，这是要让人们热爱国家、忠于君主，借以激起象征着更高的道德冲动，在其所收获的全部赞誉中，这一点已经不言自明。所以，我在此高唱赞歌，不会被认为是不正常的。
不断提高人类的战争：这是个孤独者的呐喊。尼采应该放下笔，看一看他周围的世界，当他看到帝国的腐败，就不会继续保持自己的幻觉。尼采认为，最古老的严肃是由战争开启的，同时，这也是艺术的时代。他的思维变得越清晰，同时也就会更为忧郁。
罗马使尼采心烦意乱，他把罗马视作古代的污点，这个好战庸俗的城市让他充满了忧郁的预感，他写道：“罗马是典型的野蛮之国，在这儿，意志不能达到崇高的目的，其组织越强大有力，其道德就越让人难以忍受，谁会喜欢这种庞然大物呢？”尼采对古希腊的梦幻念念不忘，他认为古希腊的文化精神一旦被唤醒，就会转化为一场反对当今文化的战斗。
尼采的梦想总是遭受来自生活的打击，这让他感到非常痛苦，欧维贝克是个与众不同的人，他精力充沛，才思敏捷，是尼采忠实的倾听者但却并不追随他，作为一个生在德国、学在法国的人，他分担着尼采的忧虑和梦想，但却还不能与尼采相提并论。布克哈特才智超群，个性鲜明，但他对尼采满怀激情的渴望却从不抱希望，瓦格纳的激情与希望是无可挑剔的，但他刚刚针对被征服的巴黎人发表了一出滑稽剧，让尼采读后大加指责，这些朋友，尼采没有一个是信任的。巴塞尔大学空出了一个哲学教授的位置，尼采告诉罗德，让他去申请这一职位，这样他们就可以再次见面，但罗德却没有被录用，尼采开始变得越来越忧郁。
尼采一直都没有从战争的磨难中恢复过来，睡眠也不再听从他的召唤了。二月，他神经方面的控制力开始彻底崩溃，而且这种失调呈现出了急性症状，剧烈的神经痛、失眠、眼病、胃病、黄疸整整折磨了他五个月，尼采把伊丽莎白叫了回来，接着便启程去了卢加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