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孤立国和现实中征税对农业的影响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其相同之处在于征收新税，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不同之处在于，在孤立国中，一旦征收新税，就会使资本年年减少，不用很久就不再是资本，于是田庄的主人不得不放弃土地耕作而任其荒芜；而在实际中，如果出现了新税，劣质土地的耕作并不是很快停下去，而是会继续下去。但是此时会加重农民的负担，农民首先要缴纳新税，其次要承受耕作劣质土地而带来的损失。在这样的长期过程中，田庄所有者就会出现亏损，这样国民资本的亏损比征收新税前更大了。杜能对各种税收杜能也进行了分析，如手工业税、工厂税、消费税、人头税、地租税等，指出征收手工业税和工厂主税会使商品价格先上涨后下降，会使一部分手工业者和工厂主退出该领域；征收消费税可以对富人的奢侈享受进行限制，而不会阻碍扩大土地耕作和资本的有利利用；对于工人来说，征收人头税是不公平的，不利于整个社会的发展；征收地租税对于农作范围、人口数量、投资和产品数量不会产生不利影响。
3.孤立国的利率和工资
杜能深入分析了孤立国中工资和利率等问题。他首先介绍了斯密理论中关于工资、利率、地租和价格等的论述，随后提出了自己的工资理论。他认为工资是“劳动的价值”。他混淆了劳动和劳动力的概念，认为工人出卖给资本家的是劳动，而非劳动力。因此，只要工资等于“劳动的价值”，就不存在剥削。他指出，每个行业中的低工资都是有凭有据的，提高工资是不太可能的。
关于利率的决定，杜能认为，与所有商品的价格相同，利率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一个国家越富有，国内的利率就越低；反之，一个国家越贫困，国内的利率就越高。因此，“利率随着财富的增长而不断下降，随着财富的减少而不断上升，财富没有变动则利率也不会变动。”
关于利率和资本之间的关系问题，杜能认为，资本是“在自然力的辅助下通过人类劳动所完成的产品，使用这种产品可以提高人类的劳动效率，可以与土地相分离”；利率是“供方为了能在一定时期内使用资本，以归还同值资本为条件所支付的报酬”。
关于利率的形式，杜能指出“利率等于使用等量的劳动（如两年的劳动）的资本所得到的租金与等量劳动所得的报酬（工资）之比”。资本增长对利率的影响表现为：当资本不断增长时，利率降低的速度要比租金大很多，这是因为工资同时在上升，租金除以工资等于利率。土地肥力和气候对利率也会产生影响，利率随土地肥力的下降而下降，随土地肥力的上升而上升。
HistoricalMethodforNationalEconomicsLectureOutlines
《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
〔德〕威廉·罗雪尔（WilhelmGeorgFriedrichRoscher）
华文导读
《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被称为“历史学派宣言”，是德国历史学派的主要代表文献。英国著名经济史学家阿希莱（W.T.Ashley）在1894年将该书的序言及序论部分译成英文时，在英译本序中称它为“1843年罗雪尔的纲领”。由于罗雪尔第一个把萨维尼在法学研究中的历史方法运用到政治经济学中来，为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奠定了基础，所以罗雪尔就成了德国旧历史学派的创始人。
这本《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的结构极为简单，文句和段落之间没有行文上的逻辑联系，不成文章。根据罗雪尔的解释，它是讲课用的提纲，就好像还没有赋于肌肉的人体骨骼一样。他强调他的目的只在于建立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体系。他要求读者不要忽略他那贯串于全书，成为该书基础的独特的“严密方法”，即所谓“历史的方法”。
趣味延展
威廉·罗雪尔（WilhelmGeorgFriedrichRoscher，也翻译为威廉·罗塞尔，1817—1894）是德国旧历史学派的创始人。他出生于汉诺威的一个高级法官家庭，在哥廷根大学和柏林大学专攻历史学和政治学。他的学位论文就是《伟大诡辩家们的历史学说》（1838年）。
1840年，他任哥廷根大学历史学及国家科学的讲师，其最初的讲义是《修昔底德的历史方法》。罗雪尔崇拜修昔底德，后来他称自己是经济学领域的修昔底德。1842年，他将这本“讲稿”出版，书名就叫做《修昔底德的生平、著作和时代》。从1841年开始，他担任政治经济学的讲座，同时兼讲政治理论史。《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1843年）就是他在这时期的讲稿。在该书出版那年，他升任副教授，第二年即升为教授。
1848年，他应莱比锡大学之聘担任政治经济学讲座，在这里任教共达46年之久。他以惊人的努力在这里陆续发表了他在《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一书中预定要写的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庞大的多卷本著作。其中最主要的是《国民经济学体系》五卷本。第一卷为《国民经济学原理》（1854年），第二卷为《农业及类似原始产业的经济论》，第三卷为《商业及工业的经济论》，第四卷为《财政学体系》，第五卷为《济贫、救护及济贫政策》。
作为经济思想史的学者，他还著有《十六、十七世纪英国国民经济学说史》（1851—1852年）和《德国经济学说史》（1874年）。此外还有《殖民、殖民政策、移民》（1848年）。他的《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探讨》一书是他从1843年开始撰写的《奢侈论》等十五篇论文的汇编本。1892年，他发表了《政治论——君主政治、贵族政治、民主政治的历史自然论》。
在1889年他71岁那年，他把他的讲座让给了他的学生布伦塔诺。罗雪尔死后，他的儿子卡尔·罗雪尔（CarlRoscher）将他平时在家中所做的关于宗教的训话及从他著作中摘录出来的一些论述，汇编成一本书，即《一个经济学家的精神世界》（1895年）。
理论精读
1.生产、收入、分配和消费
生产有两类：一类是发现潜在的使用价值；另一类是将既有原料加以变形使之具有高度的使用价值。生产要素有三种，即自然资源、劳动和资本。以往的经济学家常常过度地看重某一种生产要素，事实上，这三种要素都是必要的。在低级文化阶段，自然的要素占支配地位；到了中等阶段，人类劳动变得重要；到了高级文化阶段，则资本的要素居优势。
国民收入分为总国民收入和纯国民收入。总国民收入是一定时期新获得的全部产品的总额，由下列各项构成：新获得的原料；对原料加工的增殖；从国外输入的商品；由劳务所取得的一切收入。纯国民收入是总收入扣除成本以后的余额。成本由下列各项构成：用于生产上的一切材料，但用于工业的改变形态的材料不包含在内；固定资本消耗；为偿付进口而出口的商品；劳资双方的必需生活费。
国民收入由地租、工资及资本利息三部分构成。地租是从土地收益中扣除工资和利息之后的余项。工资是劳动者自身生存及其家庭生存的必需费用。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变动是工资涨落的重要原因，工人素质、工龄长短、劳动成果、劳动强度等是产生工资差别的其他原因。企业主的一切纯收入应视为他投入生产的他自己所有的土地、资本的产物，应作为工资看待。
消费有生产性的消费和非生产性的消费。没有消费就不可能有生产。
2.国民经济理论
（1）原始生产。在原始生产中，虽然渔业较之狩猎更为简单，但由于渔业民族具有定居性质而且靠近海滨，所以他们更易于早一点进化到较高的文化阶段。游牧民族生活简单，具有强烈的宗教信仰，生活方式平均，没有阶级差别，易出现人口过剩，从而迫使他们向外扩张，如基罗斯、成吉思汗等。由于所有的民族都经过游牧时期，这就成了在规定世界史的依据中的一条主要线索。在游牧民族的经济特征中，可以说含有解释东方各国历史的钥匙。
在土地的所有关系上，古代的日耳曼人采取的是自由分割私有地的方式；中世纪后半期，大部分土地成为封建领主所有；到中世纪末期出现了分割制度与长子继承权；中世纪以后农民自己拥有土地。
大农场的经营方法主要有：依附农民的农业经营，领主依靠依附农民的贡纳生活；经营庄园农场，利用依附农民的徭役进行耕作；分益农业经营，领主与农民各得收获的一半；领主直接经营；分佃租与再佃租。
在农奴制度下，劳动者以人身作抵押或转让。中世纪时的农民负担是徭役和实物交纳，一切农民的负担源于私有权和国家权力的产生，前者以佃租或其他形式为特征，后者以租税为特征。实行交纳最重要的形式是什一税。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徭役制度逐渐废止，什一税被免除，实物交纳向货币交纳过渡。
农业信用制度的形成与土地投资增加，以及土地分割和转让的增加互为因果。
大量谷物进口只有到了国民经济的高级阶段才有可能。持续出口谷物只在低级经济阶段才有可能。
（2）工业生产。都市的形成和发展是国家发展的缩影。手工业行会制度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普遍协作精神；二是中世纪的商业政策。行会的发展形成了所谓都市里的行会统治，行会组织制度有学徒、工匠、匠师等。行会制度类似于古代社会的等级制度。
将货币与财富等同是错误的。贵金属与其他商品一样，可以通过贸易在任何时候获得。把一国的利益完全放在贸易差额上是非常错误的，事实上，永远连续顺差是完全不可能的，而且超过一国贸易需要的一定量货币，其价值就要下落。
近代的都市制度与工业：由于国家权力的日益扩张，都市势力日趋衰落，都市的衰落往往又和行会的腐化密切相关。工厂与手工业竞争能占上风是因为它有大量资本、劳动分工、销路熟悉、规模经济效益等。
3.商业
一切商业是从掠夺开始发展起来的，以后只是为了安全，经商者才必须在一定的时间、地点集合在一起。
中世纪处在低级经济发展阶段，行商占支配地位。行商的特点是各个商人要储藏各式各样的商品。
殖民地比之宗主国更容易早衰；殖民地在本质上必须经历与宗主国一样的发展过程；一旦殖民地的力量达到一定程度，它就与宗主国分离。
各个生产部门的一时收益存在过度的好坏之差而产生生产危机。不仅一般对好景气的过高估计会导致生产危机，而且纸币发行过多也会导致生产危机。
4.国家财政
共同的权利思想是国家所固有的纽带。根据如何看待个人与全体的关系，其思想可分为两类，即私权的观念和社会或国家的观念。私权的观念主张人民只在直接对自己有利的范围内才承担义务，国家的观念则认为国家不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出于个人目的的结合，而它本身就是目的，也就是把它作为更高的总体利益来看待。从财政方面来看，私权的国家主要依靠私权的财源（领地）及国家事业而存在，社会的整体的国家则依靠租税而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