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可分为自然的、政治的、宗教的、与学术的：这里边在前的三种，我以为是现在已有了的，唯第四种我觉得这是缺乏的。因为还没有人依着时代的顺序来叙述学问的一般情形，同有许多人叙述自然的工作，和政治与宗教的情形那样。少了这种学术史，我觉得如同玻里菲默的雕像少了他那双眼睛，失去了最能表现人的精神与特性的部分的人是个有缺欠的人。但是我知道在有几种学问里，如法律学、数学、修辞学与哲学，是有着各个学派的著者与书籍的小史；同那关于技术与习惯的发明的简陋记载。但是一种包罗各种知识的古代状况与起源和他们的分派，他们的发明，他们的传授方法，他们的研究与应用的计划与规制，他们的兴盛，他们的争辩、衰坠、不振，为人所遗忘，与地域的移转，连同致此的原因与理由，和一切其他关于学问之事，从最早的时候到现在，这样一种学问的全史，我可以很肯定地说，现在还没有。这种著作的用处与目的，我觉得并不是专为迎合那些爱好学问之人的好奇心。却是大部分为了一个更要紧与重大的目的，就是因为这种历史可使有学问的人更有智慧的来运用他们的学问。因为能使人成为一个有智慧的神学家，不是圣奥古斯丁于圣安白罗斯的著作，而是观摩透熟了的宗教史；关于学问也是这样。
自然的历史有三种：关于自然的正常状态的；关于自然的异常状态的；关于自然的改变的状态的，这就是生物的历史，即怪异的历史与技术的历史。这里面的第一种，无疑的现在已经有了，而且是很好的。但是关于后面两种的论著，却是这样的软弱与不实用，所以我要把他们作为缺乏论。
经过改造自然的历史或机械的历史中，我知道关于农业与手工技术的材料曾经有人收集过；但是往往把人所习知的普通实验弃而不载。因为人们认为涉于机械的事项的研究与思考，是足以降低学问身份的一件事，除非是可使人认为秘密、希罕与特别精微的事情的那一类工作。这种虚矫与骄傲的自尊心理是很不正确的为柏拉图所嘲笑；“在他的一种对语集里，”他引入了希辟亚，一个自夸的辩士，来同苏格拉底，一个真诚不虚的真理的探索者，互相辩论。他们辩论的题目是关于美。苏格拉底照着他常用的那种泛涉的归纳法，先举一个美女来做例子，然后再举一匹美的马，然后再举一个很美的罐子。到了这时候，希辟亚就很不高兴说，“要不是为了礼貌，他很觉得不屑与举出这种下等之例来的人辩论了”苏格拉底回答他，就用着“你有理由……；这是与你很相称，你这样一个衣着修整的人……；”这一类的词语来一路的讥诮他。但是实情是给我们最可靠的知识的，并不是那些最高尚的例。这种情形，是可以很好的在人常诅咒的那个哲学家的故事里表现出来的；当他仰观星象的时候，跌了到水里去。如果他望下看，可以在水中看出星来，但是望上看，却不能在星里看出水来。常有这样的事，在小事情里看出大的，比在大事情里看出小的问题更为容易。所以亚里士多德所见到的是很不错的：“无论何物的性质，最容易在他最小的部分里看出来。”因为这个缘故，他要研究国家的性质，他就先去研究家族，每个村舍里都有父母、夫妇与子女，和主仆的简单关系。就是这个世界的性质，与同他的管理方法，也一定要先在低级的共同性与细小的部分里去寻觅的。所以那一种自然的秘密，就是于磁石接触过的铁的旋向北方，也是在铁针，不是在铁棍上看出来。
政治的历史有三种，很可以同三种的图画或影像相比的。图画或影像中，有些是没有完成的，有些是完全的，还有些是有缺点的。历史也有三种：记事录，全史，与古事记。记事录是未完成的历史，或是历史的初稿或粗稿；古事记是受过毁损的历史，或是幸免于时间的沉没的历史的残存。
记事录有两类：一类可称为略记，一类可称为记录。略记是只记着连续的事迹，不及动机或企图、计谋、谈话、借端、动作等。这是略记的本来面目。记录是法令的编集，如参事院的议定，司法的程序，政府的公告，演说词与这一类的东西，没有叙事线索上的完全的连续。
古事记，或历史的残存，同前人说过的那样，是“像破船的板片。”这是勤劳的人，从古代纪念物、名氏、文字、俗语，传说、私人的记载与证迹故事的片断，非故事书中的章节，与同这类的东西里面以严密谨慎的勤勉与观察，从时间的洪水中拯救出来与恢复的一点东西。
这几种不完全的历史，我并不以为有缺陷，因为他们是“不完全的材料做成的，”所以缺陷无非是他们的属性。至于那败坏了历史的节本，是应该禁用的；因为所有正直的人都以为他们磨损与腐蚀了许多好的史书，把他们做成了低下与无用的渣滓。
历史提出的目的或所表现的事物有三种；表现一个时代，或表现一个人，或表现一件事。第一种，我们叫做编年史；第二种，传记；第三种，叙述。这三种里面虽然第一种是最详备与完美的一种历史，并且是最为人所重视最有光荣，但是却不及第二种的有益与适用也不及第三种的正确与纯粹。因为一个时代的历史只表现事业的伟大和人与公众的关系上的态度与行为，把人与事的次要的进行与动作都略而不论。这种历史只铺陈了事业的宏大而没有说出真实内里的原因。传记如果写得好的话，提出一个人来表现，在那人身上大小公私的事情都混合着，必然的含着一种更为确实、逼真与生动的表现。还有行动的叙述，如贝洛奔尼色战争、小居鲁士的远征，凯替宁的阴谋，也一定要比一个时代的历史更纯粹与更严格的忠实，因为他们可以选择一个为著者学识所及的题目；而撰述一个时代历史之人，尤其是那个时代绵长的话，是一定不能避免许多的空缺，那种空缺，他只能用自己的聪明与猜度去补充。
至于近代史里面，虽略有几种很有价值，然而大半均在中等以下。把外国的历史留给外国去讲，因为我不要做一个干涉他国事件的人。
论到传记，我对于现代的轻视时代的优点，以致传记的撰著如此寥寥，的确觉得可怪。虽然现在没有这么多的君主或专断的将帅，而且小邦大都已连成了王国，但是总还有许多可记的人物，不应该只得到那么一点的分散的记述与空泛的颂辞。在这里近代诗人的假设是很适当的，而且很可以增加那古代的寓言的趣味。他设想每一个人的生命的线或网的尽头，有一个小的纪念章，那上头有着那人的名氏。时间之神是在掌握那剪刀；一等到这线剪断，就接着那纪念章，把他送到利西“遗忘”河去。那河的岸边有许多的鸟在上下飞翔；他们常来接去这些纪念章，把他们衔上一回，然后让他们落到水里。那里只有不多几个的天鹅；他们如果得着了一个名氏，就把他送到一个神庙里，在那里，这个名氏就变为神圣了。虽然有许多人在他们的欲望上比在身体上还要凡俗，却以为喜欢出名与留名无非是一种虚骄，“那些不喜大名的人。”这种见解是可以这样的解释的，“人在没有停止做可以称赞的事情以前，是并不轻视赞誉的；但这仍不能变易所罗门的意见，“公正的人遗留下来的声名是得到称赞的，但是恶人的名氏要朽烂：”那里面有一个繁荣着，还有一个或毁坏于遗忘中，或变成了一种恶臭。所以在用于所纪念的人名之后的那种向来为人所喜与用着的字样上，“留着幸运、虔敬与美好的纪念的，”我们的确看出那西塞禄借用着德摩斯尼的话来说的，“美名是死者的正当所有；”这种所有，我在现代不能不注意到他是很荒唐了。这里是一种缺陷。
关于一种事件的叙述，我们也希望有较大的勤勉；一种良好史书的著作是不可多得的，在这种书籍的希少上可以看得出来；但是如果每件可以纪念的事情，当他经过的时候都很认真的记载着，那么遇到有适当的著作家兴起的时候，就更容易希望有一种各时代的全史的编成。因为这些叙述的汇集，好似苗圃，等到适宜的时候，就可以把他们分种成一个美丽与壮观的花园。
还有一种塔西托所用的历史分类是不可忘记的，就是编年史与日记，尤其是他加上了来说明这两种区别的那些话。他把国家的事务归于第一类，把较不重要的事情归于第二类。他对一个壮丽的建筑只不过略略的提到；接着说，“这是适于罗马民族的尊严的，就是说，把历史留着来记伟大的事业，而把这种细务留给都市的日常记录。”所以我们有同政治上的微识学一样的一种思想上的微识学。就像没有别的事比混乱了品级更有损于国家的尊严，把关于凯旋，礼仪，或新奇的事与国家的事相混，也很可以降低一种史书的权威。但是日记的用处却不限于记录一个时代的历史，他也用来记录个人的历史，尤其是事迹的历史；因为古代的君主，常记载逐日的事。我们知道在阿哈瑞勒不能得到睡眠的时候，在他面前朗读的编年史里是包有国家之事的，但那却都是在他稍前一点的时代里发生的事情。可是亚力山大的家庭日记里却记载着一切的小事，并且及关于着他个人与宫廷的事情；不过日记也常用于记载可以纪念的大事，如军队的出征、航行、与这一类的事，把每天经过的事情都记着。
我也知道有几个持重与有智慧的人所曾用的一种记录方法，包含他们以为值得保留在纪念中事迹的散碎历史，连同政治哲学上的论议与意见：并不夹杂在历史中，却是分开着，在他们的意思里认为更重要的部分。这种带着论事的历史，我以为置于政治书中比在史书中更为相宜。因为历史的正当任务是表现事实的本身和与他们有关的谋议，把对于他们的意见与结论留给每个人见解的自由与能力。但混合物是不规则的东西，没有人能够给他们一个界说。
还有一种包含着多种题材的历史，就是备记宇宙现象的历史：那里面包括自然的历史，关于地上的各区域政治的历史，关于人民的住所、政治与风俗；数学，关于各区域与在那里可以看见的星座。这部分的学问，在近来于各种学问中最有进步。因为我们可以很正确的讲，世界这个大建筑，直到我们与我们祖父的时候，是从来没有凿开过通光的窗户的。如果要去旅行，那是要绕地球半周。但是同天体一般的环行地球，是直到近来才有人尝试与做到。所以现在这个时代如要采用格言，不但可以很适当的比古代的“不能再进”那句话更进一步说“再进，”与比古代的“我们不能学雷电”那句话，“连他的批评，”“虚骄的愚夫，模拟那天上的电光云云，”更进一步说“我们可以学雷电，”并且还可以说“我们可以学天，”看到这许多同天星一般旋绕着地球可纪念的航行。这种航海与发现上的进步，可以使我们希望一切科学都跟着了进步与增大；因为他们好像是由上帝指定了为同时发生之物，就是说，在一个时代中会合。先知当以理说到近代的时候是这样的预言着的：“有许多人要跑来跑去，知识要增多，”仿佛这个世界的发现与他的通航，同知识的增加是指定着他在同一时期的，同我们看见他大部分已经做到的那样：近时的学问，比从前两个学问发达或复兴的时期并不差些，一个是属于希腊人，一个属于罗马人的。
此外还有别种学问的附属于历史的。人的一切外面行为无非就是语言与行事。历史是很适当的把行事接收着保存在记忆中了；如果那还带着语言，那么一定因为这些语言是行事的先声与端绪。但是另外还有专适于语言的保存与接收的别种书籍与著作。这类书籍也有三种；就是演说词，书札，与简短的话论。演说有祈请、劝导、赞扬、毁谤、辩解、非难、与仪式上的演说这一类。书札是依着种种不同的事体，如报告、劝告、指示、提议、申请、推荐、诤诫、道歉、致恭维、表愉快、发议论、与一切其他事务的处理。
凡是有智慧人所作的书札，据我的意见，是所有语言中最好的了；因为他们比演说要自然，比谈话要审慎。而且处理或参与一件事里的人所写关于此事的书札，是历史最好的教授资料，并且对于勤读的人，那些书札的自身也就是最好的史书。凯撒所编辑的那部格言，遗失了是很可惜的，因为他所著的历史与遗留下来的几封信，和他自己所制成的格言，都胜过一切他人所著，那么我想他所集成他人的格言也一定要比别人所集的好。至于别人所集的格言，不是我不喜欢这类东西，就是他们的选择不恰当。但是对于这三种著作，我并无所坚执，因为我没有可以对他们提出缺陷。
以上这些是关于历史的，这种学问中应着人心的一个房室、住所或职掌的部分，就是说，记忆。
诗咏是学问中这样的一部分，他在字韵律上，大半的时候是受拘束，但在别的方面，却非常自由，而是真的属于意象的。诗咏因为不受物质规律的束缚，可以随意把自然所分离的东西连起来，与把他所连着的分开来，做成了事物不合“自然”规律的联结与分离；“画家与诗人“是被容许有相当假设的”。诗咏是有着文字与材料方面的两种意义：在第一种意义上，他无非是文章的一种，属于语言艺术，而与我们现在所说的无关。在第二种意义上，他是学问的主要部分之一，实在就是意想的历史，可以用无韵的文章同样的来记述。
这种意想历史的用处是在事物的真相不能使人心得到满足的地方，给他一些满足的影子，因为这个实物的世界是比较劣于灵魂的世界；因此，意想的历史上有比在事物的本性上所能找到的更宽阔的广大，更正确的良好，与更完备的变化，可与人的精神相契。因为在真实的历史上事迹的伟大往往不如人心之所望，所以诗咏就想象出更大更英雄的事迹来。因为真实的历史所述的行为的结果，常与善与恶所应得的不合，所以诗咏就想象他们在报应上更为公道，并与显示的神意更加相合。因为真实的历史表现较为正常与少变化的事迹，所以诗咏就赋予他们以格外的稀奇，和更出人意外与更繁多的变动。所以诗咏似乎是有裨益于宽大，道德与愉快。因此人认为它为具有一些的神格，因为他把意想的事迹与人物来应人心的希冀，使他振起与挺直，而理解却把人心屈折了来迁就事物的真相。我们知道，他这样的潜入了，与合着人的天性与所喜，再加以他与音乐的调和与关联，在未开化的时代与地方，别样学术遭着摈弃，他却可以进身与得到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