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拉维约还说：“当我们尚在撒马尔罕之时，中国皇帝派来之使臣亦在此城。”此即公元1395年明成祖派给事中傅安、郭骥出使帖木儿帝国，责问拖欠7年之贡赋。因帖木儿敌视明朝，在接待外国使臣宴会上，克拉维约的座次排在傅安、郭骥之上，而且自此以后帖木儿不再称臣奉贡于明朝。
克拉维约一行返回路线是，从撒马尔罕出发，顺泽拉夫尚河行至布哈拉，渡阿姆河后顺原路而行，于公元1405年2月抵达大不里士。此时帖木儿死讯传至，克拉维约一行被监禁6个月。获释后经特拉布宗、君士坦丁堡，直抵西班牙。
三、陈诚沿丝路西段西去
克拉维约由欧洲行抵河中撒马尔罕，只走了丝路西段的半程。而另半程即由丝路东段西行翻越帕米尔高原到河中撒马尔罕的路段，乃是由中国明代旅行家所亲践。这样，欧洲人自西向东，中国人自东向西，帖木儿帝国时代的丝绸之路交通就更加完整了。
明朝时，嘉峪关以西中国的西域地区尚有几个割据政权，如哈密(公元1514年被吐鲁番吞并)、吐鲁番、哈实哈儿(喀什噶尔)、别失八里等。上述割据政权都与明朝保持着朝贡贸易关系，所以当时西赴帖木儿帝国的交通还算便利。
明代赴帖木儿帝国最早当为公元1388年(洪武二十一年)。头年，明大将蓝玉破元朝残余势力于捕鱼儿海(今贝尔湖)，俘获在此经商的撒马尔罕商人数百，太祖遣官送回，明使抵撒马尔罕而还。在此前后帖木儿曾于公元1387年(洪武二十年)、1392年(洪武二十五年)、1394年(洪武二十七年)数次遣使于明，献马、驼及其他方物，明回赐甚厚。双方一直存在着朝贡贸易关系。《明史》卷三三二《西域传》。公元1395年，明太祖派给事中傅安、郭骥等作为明朝政府的使团前往撒马尔罕，傅安一行被扣留12年，到帖木儿死后2年，即公元1407年始还。此间曾与西班牙使臣不期而遇于撒马尔罕。明成祖继位后，傅安、李达、李暹、陈诚、鲁安等又多次出使撒马尔罕与哈烈(赫拉特)。其中陈诚率驼队三赴中亚，行踪最广。公元1415年(永乐十三年)陈诚归国后，著有《西域行程记》和《西域番国志》，前书为奉使行程及道里；后书记所经各国风土人情。陈诚所经丝路西段主要地区有：八答黑商(巴达赫尚)、沙鹿海牙、马哈麻、赛蓝(奇姆肯特)、达失干(塔什干)、撒马尔罕、渴石(萨赫里萨布兹)、卜花儿(布哈拉)、迭里米(铁尔梅兹)、俺都淮(安德胡耶)、巴里黑(巴尔赫)、哈烈(赫拉特)等。这样，陈诚西行路线就与克拉维约东来路线在撒马尔罕相衔接。正如明陈九畴《关中奏议》卷十二云：“若彩缎不去，则彼无华衣；铁锅不去，则彼无美食；大黄不去，则人玄受暑热之灾；麝香不去，则床榻盘虺蛇之害。”说明明朝大批遣使的目的依然是为了厚往薄来的“朝贡贸易”。
陈城自东而西所走的这条路线，另有同时期的一个哈烈使团自西向东历行，所经地区与陈诚行踪大致相同。这个使团是帖木儿的继承人沙哈鲁所遣。使团共有500余人。公元1419年11月24日离开哈烈，一年又20天后(公元1420年12月14日)抵达汗八里(北京)，于公元1421年5月18日离开北京，公元1422年8月29日返回哈烈。沙的·火者是使团团长。盖耶速丁·纳哈昔作为沙哈鲁三王子的代表参加出访，他的主人曾吩咐他把每件值得记录的事详细记下来，因此他记下了这次出使的行程日志。这份日记，后来由史学家哈菲兹阿不都予以文字修饰，收进其著作《历史精华》中。何高济译：《沙哈鲁遣使中国记》英译者前言，中华书局，1981年。以下是该使团所经主要地区：从哈烈出发，经巴里黑、撒马尔罕、达失干、赛兰、阿失帕拉(怛罗斯与碎叶之间的阿史不来城)，进入蒙兀儿斯坦(即别失八里境)，经比鲁格图，渡过崆吉尔河，进入天山裕勒都斯谷地，再经吐鲁番、火州(哈剌和卓)、苏菲阿塔、柯模里城 (哈密)，穿过大沙漠到距肃州十日程的地方(指玉门)，再穿过沙漠，抵合剌瓦勒(指嘉峪关)，经肃州、甘州，到哈剌沐涟(黄河)及对面大城市(兰州)，东经真定府城，终抵北京。作者对受到明朝地方官员的热情款待及沿途风土人情、宗教圣迹等，都作了详细的描述。
四、帖木儿帝国解体后丝路西段的衰落
帖木儿死后，其后裔立即开始了争夺苏丹权位的斗争，后来第四个儿子沙哈鲁夺得王位，帖木儿帝国又维持了约40年。
沙哈鲁起先为驻赫拉特的呼罗珊总督，成为苏丹后，统一了除西波斯之外的全国领土，开始医治战争创伤。他在首都赫拉特兴建了许多豪华宫殿，使其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丝路西段的一大商业都会。不仅首都，整个帝国都在进行着类似的恢复性重建。对外方面，沙哈鲁放弃了其父敌视明朝的政策，数次向外遣使通好。著名者有上述的公元1419年遣往北京的庞大使团，还有公元1442年的遣印度使团等，皆为恢复工作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其长子兀鲁伯负责经营撒马尔罕，时间长达38年之久，亦开辟了河中历史新的“黄金时代”。兀鲁伯不仅是一位政治家，而且以天文学家闻名于世，他编撰的天文历表，公元1680年曾在牛津大学以拉丁文出版发行，这是东方人对世界文化的伟大贡献之一。他广交文人，延揽学者，奖掖学术，使河中地区继萨曼王朝之后又成为穆斯林世界文化闪光的地区。兀鲁伯还向东扩张至蒙兀儿斯坦，占据丝路东段重镇喀什噶尔长达20余年。
公元1446年沙哈鲁死后，帖木儿帝国即大乱。在帝国西部的波斯地区，大部领土已落入土库曼人所建“白羊”和“黑羊”王朝手中。在帝国东部，继沙哈鲁之后的兀鲁伯（公元1447—1449年）和卜撒因(公元1452—1464年)统治时期，诸王割据，争伐不已。至公元15世纪末，中亚及周围的政治形势是：⑴统治呼罗珊的是苏丹·忽辛，他早与河中分地而治，统治着阿姆河南自巴尔赫西迄阿斯特拉巴德的地区，包括巴尔赫、坎大哈等重要城市在内；⑵河中撒马尔罕的统治者是卜撒因的儿子苏丹·阿合马；⑶统治费尔干纳的是卜撒因的第四个儿子奥马尔·赛赫(他就是后来在印度奠定莫卧儿帝国基石的巴布尔之父)；⑷在东北草原地区游牧的是蒙兀儿诸部，其首领是羽努斯汗，他先后将三个公主嫁于帖木儿后裔，世为外戚(他也是巴布尔的外祖父，故巴布尔在印度立国后便以“蒙古”王朝命名)；羽努斯汗之子马茂德继位后，放弃游牧旧习，居于塔什干城；⑸在锡尔河以北今哈萨克草原有乌兹别克人、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等。帖木儿诸王子为争夺河中及撒马尔罕之优势，不断打内战。与此同时，他们自身的生存却受到北方乌兹别克人的威胁。
乌兹别克可溯源至蒙古钦察汗国。早在蒙古帝国西征之时，拔都之弟昔班尼即被册封于乌拉尔山向东绵亘于额尔齐斯河上游的广大地区，称蓝帐汗国。在咸海、巴尔喀什湖以北的草原上世居者为突厥人，蒙古人到来后只是统治者和军人。后来便以公元14世纪上半期金帐汗国著名大汗的名字月即别（亦称“乌兹别克”）命名，乌兹别克除蒙古人外大部分为不属帖木儿帝国讲突厥语的突厥人。公元14世纪末乌兹别克人开始南下到萨雷苏河至阿拉套山一带；公元15世纪初兼并了白帐汗部众，并已分布于现代的哈萨克草原。其东为据准噶尔盆地的西蒙古卫拉特(瓦剌)部；其东南为占据楚河流域、塔什干的蒙兀儿斯坦的察合台后汗；正南即锡尔河、阿姆河流域，为帖木儿帝国的领土；西南则是散布于乌拉尔河与伏尔加河之间的那海部落。这个时候，除了瓦剌人外，蒙古西征时代就遗留下来并已突厥化的中亚后人几乎全部是穆斯林，乌兹别克人也不例外。
公元15世纪20年代至公元16世纪中，乌兹别克人在昔班尼后裔阿布尔海尔领导下，曾建立过一个自西伯利亚至锡尔河畔的乌兹别克游牧帝国。公元1456—1457年瓦剌蒙古的西侵给予这个帝国以毁灭性打击。当初从乌兹别克帝国分裂出来的一部分白帐汗部众，向东迁徙至察合台汗国寻求保护，他们被称为“哈萨克”(意为漂泊、避难、自由之民)。当瓦剌蒙古人东返后，哈萨克人则大批地从蒙兀儿斯坦返回哈萨克草原。公元1500年乌兹别克的马合穆德·昔班尼汗乘帖木儿诸王内讧加剧、势力削弱之机，率军南越锡尔河，攻占撒马尔罕、布哈拉诸城；并征服了花剌子模及巴尔赫；公元1507年又灭呼罗珊的帖木儿小王朝，占赫拉特、坎大哈；公元16世纪他们控制了帖木儿后裔的所有领土，在原帖木儿帝国的废墟上建立了中亚历史上最后一个游牧民族的帝国——昔班尼朝的乌兹别克汗国(公元16世纪末至公元17世纪初，乌兹别克汗国又分裂为希瓦、布哈拉、浩罕等汗国，其中的布哈拉汗国继续统治着撒马尔罕、布哈拉及其河中地区)。哈萨克人则占据了锡尔河以北乌兹别克人南下后留下的真空地带。
与此同时，西伊朗地区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先是“白羊”王朝吞并“黑羊”王朝，公元1502年南阿塞拜疆的萨非家族灭“白羊”王朝，建立了伊朗人的萨非王朝(公元1502—1722年)。公元1510年萨非王朝的统治者沙赫·伊思美尔率军东攻呼罗珊，在木鹿一带袭击乌兹别克人，打死马合穆德·昔班尼汗，占领赫拉特、巴尔赫等城市。此后伊朗人与乌兹别克人便长期构兵，从公元16世纪初断断续续打到公元18世纪，由是丝路西段陷于衰落。
巴托尔德说：“如果横贯中亚的商道仍然保持重要性的话，这是在15世纪上半期，帖木儿和兀鲁伯时代是这样。”［苏联］巴托尔德著：《中亚突厥史十二讲》，中国社科出版社，1984年，第244页。从公元15世纪中叶以后，中亚突厥民族的流血内战一直延至中亚被沙俄征服；战争不仅发生在各个不同汗国之间，而且也发生在每个汗国内不同成员和派别之间。但分析丝路西段衰落的原因，不仅要看中亚，而且要看全世界市场的变化。本书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正当中亚处于一片混乱而西亚近东地区被奥斯曼土耳其占领之际，西欧人开辟新航路的运动，发现了两条到印度和中国的航线：一条是由欧洲西南端出发，顺非洲西海岸南航，绕过好望角，穿航印度洋，抵达印度西海岸(不久，又穿航马六甲海峡，进入太平洋，到达中国和日本)；一条是由欧洲向西航行，横穿大西洋，发现美洲“新大陆”(不久，又绕过美洲，进入太平洋，从另一个方向航抵东南亚)。新航路的开辟，使丝路西段的经济意义下降。这种下降表现在丝路的两端，丝路西端的地中海区域曾是古代世界的中心，新航路开辟的后果之一，就是世界贸易中心由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上，当“大西洋时代”到来之时，也就是陆路交通西部终点的衰落之日，地中海区域经济意义下降。同时，以东地中海为终点的海上丝路也衰落了。丝路西段的另一端就是中亚，它曾经是中国、印度、伊朗及欧洲的古代商业与文明的交汇地区，新航路开辟后中亚商路的重要性也下降了，中亚就成为一块闭塞的地区。
2．战争的破坏作用。西端是奥斯曼土耳其人与欧洲人的战争，此后又是土耳其与伊朗萨非王朝延续近百年的“伊土战争”。在伊朗东部和中亚地区，是伊朗与乌兹别克人的战争。公元16—17世纪，呼罗珊地区及丝路西段经过的一些重要城市皆成为战场，从阿姆河南到里海东南，巴尔赫、赫拉特、木鹿、阿什哈巴德、比斯塔姆、托尔巴特贾姆、马什哈德、萨卜泽瓦尔、阿斯特拉巴德等大小城市都是争夺的对象。仅公元16世纪30年代以前，赫拉特城就五易其手。在战场上萨非伊朗还使用了近代武器大炮来对付乌兹别克的骑兵。所以，有的学者说：过去欧洲人认为由于成吉思汗与帖木儿征服战争毁灭了呼罗珊的繁荣；实际上公元16—17世纪萨非王朝与乌兹别克人之间的战争所带来的破坏，较之前者要严重得多。［法］加文·汉布里著：《中亚史纲要》，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224页。
3．丝路贸易衰落与中亚经济衰退形成恶性循环的怪圈。中亚商路重要性的下降，必然导致中亚经济的衰退。这是因为商旅不前使征收过境税这一直接经济收入的来源断绝；而统治者财富的损失以及为商旅服务的手工业、食宿业的凋敝，要使中亚人像祖先那样去保护商路畅通与安全已不可能。盗匪出没、沙进人退，古代丝路繁荣景象的消失，反过来又加剧了中亚经济的恶化与闭塞。公元16世纪以后连名噪一时的布哈拉竟亦鲜为人知；公元17—18世纪中亚几乎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西方的商队不得不绕行印度、阿富汗东北，由帕米尔南麓进入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