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则趣谈讲的是一所国际公寓突发火灾，里面住有犹太人，法国人，美国人和中国人。犹太人情急之下首先搬出的是他的保险箱，法国人先拖出的是他的情人，美国人则先抱出他的妻子，而中国人则先背出的是他的老母。这一趣谈反映了一个事实:不同的民族都有着自己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特殊的文化心理素质，思维方式，价值尺度，道德规范和情感取向。
我们知道自有人类历史以来，各民族的思维都经历了一个由具体到概括、由具象到抽象的发展过程。意大利哲学家维柯曾将人类发展史概括为三个阶段，即神的时代、英雄的时代和人的时代，他认为在这三个时代中，人类的思维方式是不同的；人最初只有感受自然环境而不能知觉，接着用一种被搅动的不安的心灵去知觉，最后才用清晰的理智去思索。在上古社会，由于人类的抽象思维还不发达，所以词汇中很少有抽象的表示概念的字，绝大部分表述是以物拟人，最早出现的都是具体形象的富于隐喻意味的字，表达方式也不是说而是唱和舞。如古代先民们不会说“我愤怒”，而是唱“我的热血在燃烧”，不是说“地干旱”而是唱“地渴了”。朱光潜先生也说过：“原始民族作为人类的儿童，还不会抽象思维，所以人类最初的文化，包括宗教、神话（即诗）、语言乃至各种社会制度都是通过形象思维，真实具体、贴近生活，但又通常不是通过抽象思维来形成的。”宗教十分懂得以具体形象、细节传承教化于人，这的确是一种极有意思而且令人深思的现象。
亚里士多德说：“比喻是天才的标志。”钱钟书先生说：“比喻是文学语言的根本。”美妙、生动的比喻从来都是人类思想智慧的闪光。
但是早期人类对世界还没有一个整体和深入的认识，没有形成一个抽象、明晰的概念系统，他们对世界的认识是具体的和形象的，他们经常用形象的描写表述那种概念化的东西。因此，各民族早期文学中都存在着大量的比喻。中、西方文学在这一点上应该说有着非常相似之处。
中国早期文学，如《诗经》中比喻泛化的倾向是很突出的。就其主要艺术特色赋、比、兴来说，“比”和“兴”均是“言他物以明志”（一般认为“兴”本质上也是一种比喻），而且《诗经》中的许多篇目，均是整篇用喻体来言事，让读者借此去体会其更深层的意义。如前一章提到的《硕鼠》就是通篇用大老鼠来比喻封建时期剥削者不劳而获、令人生厌的本质。另如《关雎》里“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描写人物时而左，时而右的行为动作，以采摘荇菜来比喻君子执著努力地追求淑女。《齐风·猗嗟》里“美目清兮”“清扬婉兮”用“清”和“清扬”来比喻人物的美丽。因为清清的水波，很自然会让人联想到明亮照人、清澈流动的眼眸。
当然，也有本、喻体和喻词均出现的。如《诗经·伯兮》：“自伯之东，首如飞蓬”，便是证明。南宋陈骙在他的《文则》中说过：“易之有象，以尽其意，诗之有比，以达其情。文之作也，可无喻乎？”充分说明了比喻的作用及应用范围之广的道理。事实证明，一个精彩的比喻，确能增添诗文无限的神韵和光彩。
当然，比喻手法的运用一定要具有独创性，因为文学艺术的生命就在于创新。老舍先生曾说：“头一个说头发光滑得连苍蝇都落不住的是有独创能力的，第二个借用此语，便不新鲜了，及至大家全晓得了此语，我们还把它当新鲜活来用，就会招人摇头了。”因此，比喻最讲究精到、出奇，古今中外的不同作品莫不如此。
我们看到西方早期的文学名著《荷马史诗》中，充满了大量新鲜奇绝的比喻。大概是由于古代西方的艺术手法常比较简陋，所以使用比喻来加强和渲染气氛，使人物形象更加鲜明立体。人们注意到，比喻是荷马史诗里最突出的一种艺术表现手法。如“岛的四周是水”、“面粉使人长出力量”、“中午时候太阳在你头顶上”等。
以荷马为代表的西方古代诗人们似乎对周遭的任何事物都感兴趣，看到什么都要想办法描写出来，他们不仅自己用眼睛去观察，同时还用形象的语言让读者也感受到他所经历过的东西，他们受到外在事物的激励，再力求把获得的印象传达给读者。正像法国作家史达尔夫人曾指出的那样：“荷马和其他希腊诗人之所以值得注意，是由于他们诗篇的壮丽、形象且富于变化，而不是由于他们思想当中有什么深刻的见解。”
在创作中，作家们的思维有时也难免会遭遇障碍，可是鲜活的比喻从不会使人感到单调，因为通过这些比喻，人们不断受到新鲜感觉地激励鼓舞。生动的语言永远不会令人厌倦，因为他们与生硬抽象的概念有着迥然不同的风格。
古希腊经典《伊利亚特》中，为表现“赫克托耳之死”时作者这样来运用比喻：“那些特洛伊人像一群受惊的鹿似的被追逐进城之后，就都靠在那些庞大的雉堞上把他们身上的汗擦干。他还是钉牢在那个地方，让可怕的阿契里斯走近去。比如山里头的一条蛇，吃了毒草吃疯了，让一个人走上他所盘踞的洞窟去。”“……可是那珀琉斯的儿子凭他的脚力快，一个闪电似的就追上去了，轻得像民族当中最最快的山鹰打个回旋去追一只胆小的鸽子，一路尖叫着紧紧跟随，偶尔还突然来个猛扑，那阿契里斯也就这样前去紧紧追赶。那赫克托耳呢，也正像一只鸽子反在他为敌人的前头。”等等。总之，《荷马史诗》作为早期人类文学活动的一个例证，突出表现了它比喻的泛化的特点。作者对“喻体”的关注，使我们可以找到与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如《诗经》中所用比喻的契合点。这些比喻格的描写是细腻而精致的。对“喻体”的描写可谓不厌其烦。如荷马《伊利亚特》十六卷的一段描写：
他们立刻涌出，有如路旁的蜂群，被那些糊涂的小孩子所触怒，从巢里飞出，为许多人造成伤害；如果有行路的人不提防惊动它们，它们就一齐勇敢地飞过去了，保卫它们的幼虫；那些墨弥顿人正是以这样的心情从船上奔下。
这里作者如此详尽地描写“蜜蜂”，实际上处处都是在表现墨弥顿人的特点。这与现代作家们的写法大不相同，也许出于时效性的考虑，现代人叙事作比，也许三言两语就表述完了，决不会如此繁复，细致地去展示喻体。
我们再来看荷马《伊利亚特》十七卷：
正如有人在幽僻的地方栽了橄榄树的幼苗，那里有足够的清泉涌出，树美好而健壮，风使它摇动，开着白色的花朵，忽然一阵暴风骤雨把它连根拔出，使它倒在地上；正是这样，阿特留的儿子曼涅劳斯杀死了潘屠斯的儿子，善用长矛的尤佛波斯，还剥去他的甲胄。
这段文字充分表现了西方古代文人在运用比喻时的自由、宽泛，在以“树喻人”时，不单比喻了人的成长环境，美好的品质，甚至还比喻了人的死亡。这种以“喻体”的整体来喻人的全部的做法，今天看来真有点不可思议，但其真实存在，显示了其文学审美意义上的特殊价值。与西方比喻手法运用中的宽泛周全相比，中国的比喻显得精致质朴，作者常常点到为止，留下比较大的空间任由读者去发挥想象，做出判断。如武侠小说大家古龙在他的《七种武器》中这样来比喻“酒的功能”：
酒是种壳子，就像是蜗牛背上的壳子，可以让你逃避进去。那么就算有别人要一脚踩下去，你也看不见了。
在古龙的《彩环曲》中更是只用两个词就将酒的功能表述清楚了：“酒是调诗钩，酒是扫愁帚。”言简意赅却不失精准，令人叹服。我们注意到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小二黑结婚》所描绘的三仙姑的形象也可谓生动、贴切：
只可惜官粉涂不平（三仙姑）脸上的皱纹，看起来好像驴粪蛋上下了霜。
这里作者用一个奇特的比喻就将三仙姑的丑态勾勒得活灵活现，令人忍俊不禁。究其原因就在于作者抓住了本体和喻体之间的神似，因为没有人见过布满皱纹的驴粪蛋，作者是用驴粪蛋的污臭和令人厌恶，来比喻三仙姑人品的卑下，这种表现方式非常具有中国文学作品刻画人物形象的写意风格特点。一个比喻竟能将人物的所有特点和丑态呈现出来，主要是它求得了语言与被描写事物之间的神似并留下了较大的想象空间，被读者在心中补上的缘故。
当然，由于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的不同，中西方文学在比喻上也的确表现出一定的差异。
一、由于语言的因素，西方的比喻相对复杂，繁复一些，而中国的比喻则更简洁、明快、一语中的
英语中多用固定的语句格式来表示本，喻体之间的联系。如：
just like/as if/ as as /less than/more than等均用于表达比喻的意味，我们来看下列英文句式：
（1）A student can no more abtain knowledge with out studying than a farmer can get harvest without plowing.（学生不学习获不到知识，犹如农民不耕作就不能得到收获一样。）
（2）What blood vessel is to a man is body，that railway is to transportation（铁路对于运输就好比人体内血管一样重要。）
不同的句型显示了语意的丰富和复杂。另外，西方文学中，不厌其烦地刻画喻体，也常使比喻变得相对复杂起来。我们来看例子，巴尔扎克的小说《长寿药水》中有一段这样的描写：
这个人他的最高的嘲讽就是让别人相信他嘲笑的法律和准则，而他天天晚上却枕着“或许能行”的担心入睡！这个公爵，曾是风雅言谈的楷模，欢宴中总是这样的精神旺盛，宫廷里总是这样的仪表堂堂，风流倜傥，女人们都为他内心绞得像农民拧柳条绳似的。……他的牙齿一个个脱落，恰如晚会结束时，最为洁白、装束最美的贵妇相继离去，留下空落落的、没有家具的大厅。
这段非常细腻、独特地描写了人物的心理、外貌及性格特点，虽然本体和喻体部分的意义跨度极大，但读来却让人感到及其恰当妥帖，充分表现出作家丰富而超凡的想象力。再来看果戈理的《死魂灵》中的描写：
那小小的眼睛还没有呆滞，在浓眉底下转来转去，恰如两匹小鼠子，把它的尖嘴钻出暗洞来，立起耳朵，动着胡须，看看是否藏着猫儿或者顽皮的孩子，猜疑地嗅着空气。
此段文字通过细致地刻画、描写鼠的动作、神态、活灵活现来让人想象人的眼睛的灵动，具有非常突出的西方文化审美品位。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许多文学名著也有对人物肖像细节进行比喻的，但往往就是那几处点睛之笔，比如沈从文的《湘西散记·一个爱惜鼻子的朋友》中形容酒糟鼻子就像“热饭锅里捞出一根红香肠”。看似简单，却新巧别致，既出人意料又似乎在情理之中。表现了作家非比寻常的语言创新能力。
古今中外但凡精妙的比喻似乎从来都与作家超乎寻常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相关联，俄国著名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曾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