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林在弗里敦是能享受就尽量享受，但很快陷入了经济困境。伦敦来的电报毫不客气地指出，离开驻地的官员每天所能得到的津贴是3畿尼——足以支付旅馆费用，电报还要他确认他会调整好开支的。格林对此的反应是打开办公室的保险箱，取出40英镑纸币，放入自己的口袋，然后回电声称已调整好开支。
他同住在拉各斯的顶头上司合不来，其实，一开始他们就互没好感。他的老板是个对非洲情况根本不了解的病态者，他发觉格林会耍花招，而且脾气暴躁不易对付;而格林以洗练的文字写出的不无讽刺意味的报告搅得他寝食不安，弗里敦送来的文件袋他常常有意拖延几天才打开，为的是尽可能迟点读到格林影射的文字。他视格林为粗鄙的业余密探，难以约束的人；他甚至试图断绝格林的资金来源。不过，格林能向他的朋友警察局长借款，所，以，这一办法没有奏效。当格林计划去利比里亚边境的凯拉汉旅游时，他与老板的冲突更为明显了。他很快接到一份电报，要他别离开弗里敦，因为葡萄牙的一艘班船马上就要到了，所有来自安哥拉的葡萄牙船只都必须接受检查，以防混入非法邮件和走私工业金刚石。但格林认为这纯属警察局的工作，于是拒绝执行。他甚至向伦敦提交了辞职书，但伦敦没有同意，菲尔比帮他摆脱了来自拉各斯方面的麻烦。
突如其来的解脱，使格林重新精神抖擞地开始了因忙于应付矛盾而一度放弃了的写作。其实，船上很少发现有金月，j石，邮件也从未发现有什么问题。惟一引起注意的事件是据说一条早已离港的班船上有一名间谍嫌疑犯，殖民部大臣命令海军前往拦截，然而没有人被逮捕。令人诧异的是从一名受到怀疑的乘客身上搜出一本通讯录，上面有格林的法国朋友翻译家德尼·克莱罗万的名字，而这个法国朋友后来被德国人发现是英国特工人员，最后死于集中营。
不光彩的审讯方式
在弗里敦写作困难重重，而将书稿寄回国也是个问题。格林意识到，如果他将仅有的手稿作为邮件托运回国，万一遭到潜水艇的袭击，那他就有可能遗失整部作品。所以，每天晚饭后，他用一根手指费劲地打字，复制书稿。
《忧虑重重的内阁》仅仅因为题目吸引人而被美国一家影片公司悄悄地买去了版权，尽管格林对小说的结局并不满意。他希望自己能用不太离奇的手法处理一连串的间谍事件。不过，他认为特别行动部的普伦蒂斯先生这一人物的塑造是成功的。这一角色是依据在军情六处工作时结识的某个人所创作的。
确实，格林在后期创作中大量使用他在弗里敦时所观察到的材料。他保存着一本小笔记本，里面记录着他在那儿工作期间所发生的一些事件。他觉得这些材料没准会闪现一些将来可以用作小说主题的思想火花。其中一部分已计划用在以弗里敦为背景的小说《事情的实质》里。
许多发生在他执行任务期间的事情不是令他恼怒就是令他作呕，特别是那个年轻的斯堪的纳维亚海员的案件，那人被怀疑是法国间谍。格林的任务是讯问他，但他得到指令，用一种特别不光彩的方法胁迫嫌疑犯就范。这位年轻人有个情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假如他供认不讳，就能回到她身边，要是他拒不承认，格林就不得不告诉他，他将作为残余战俘而遭拘留。格林大为恼火，因为他知道这也是警察局的分内事，结果却踢给了军情六处。他不认为自己是被雇来干这种卑鄙的胁迫勾当的。于是他毫无结果地提前结束了讯问。
为了从同伴那儿得到些慰藉，格林常常用密码电文与在洛伦索马贵斯的马尔科姆·莫格里奇互通信息。他们以前并不亲密，在英国的时候他们还互存戒心。然而在这里，他们俩都忍受着某种孤独。相同的境遇成了一种巨大的安慰，甚至成了一种黏合剂。他在拉各斯度过的三个月和在弗里敦工作的一年里，为了安全起见，格林没有写日记。他为未能留下记载他那段奇特经历的材料而深感遗憾，只是依稀记得并无恶意的军情五处人员逼疯警察局长和自己与两千英里以外的上司争辩这样一些插曲。他并未意识到，一部小说将产生于那些岁月。五年后当他开始写作《事情的实质》的时候，由于缺乏详细的记载材料。他的情绪大为低落。
在那本书里，斯科比少校——日益衰败的西非殖民地的一名警官因默默无闻而得不到晋升。为了送幻想破灭的妻子路易丝回伦敦度假，他向叙利亚商人约瑟夫借钱。斯科比是一位天主教徒，富有自我牺牲精神。为了使他妻子幸福，他什么都愿意干。可后来他追求异性，爱上了一位年轻姑娘。于是，他的良心和他对上帝的真诚的爱使他陷入了危机，最后惹出了祸。格林大量利用了他在弗里敦的经历。
假情报
当格林1944年回到伦敦时，他发现自己已不适合在军情六处工作了。他回归的是菲尔比的部门，这个部门负责伊比利亚半岛的反间谍活动。格林是专门负责葡萄牙的。菲尔比在《我的无声战争》中评述道：“高兴的是格林被分配到我的部门，我让他负责葡萄牙……他在寄来的信件中发表的尖刻的评论使我每天在精神上得到些恢复。”
在葡萄牙，德国反间谍机关的某些官员一直向国内寄送完全编造的报告，报告中提及的情报来源于假想的特工人员。他们之，府已处于如此摇摇欲坠的危险境地，人人都想乘机捞一把。当时格林想到过，如果他不满足于自己微薄的工资，在西非玩这相同的把戏那简直是易如反掌。比如他可以利用一份有关法属几内亚的维希机场的报告。写这份报告的特工是个文盲，数学盲，根本不识罗盘上的罗经点。他声称某一混凝土制的车库里藏着一辆坦克，然而格林早就收到另一名特工写来的报告，得知那个车库里存放着的全是破旧的长统靴！凭经验，格林知道平淡无奇的报告更可信，所以，他认定先收到的那份报告是准确的。尽管格林断定那个文盲是不称职的，但他的上司们却认为他的报告“非常有价值”。格林对”特别行动队”送来的报告也不敢轻信，因为他们的情报来源显然是相同的。靠胡编乱写报告骗钱的主题12年后在格林最优秀的小说之一《我们的人在哈瓦那》里终于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由于当时格林认为菲尔比在玩权力游戏，所以，他放弃了晋升机会，并在1945年离开了秘密情报机构。他抱着能被派往战后法国的愿望，来到外交部政治情报局工作。该情报局虽然答应了他的要求，但并未履行诺言。于是他去贝德福德街的”艾尔—斯波蒂斯伍德”出版社工作。格林觉得他留给军情六处的惟一礼物是他独立编纂的一册只有20本复制品的《名人录》。其中包括在亚速群岛活动的德国间谍名单和两篇简论该群岛行政管理和农业情况的文章。他还收进了一篇基姆·菲尔比写的旨在为英国侵略军提供帮助的文章，是论无线电通讯的。
如何使“威尔逊”离开阳台
在“艾尔—斯波蒂斯伍德”出版社，格林与道格拉斯·杰罗尔德共用一间房间。杰罗尔德和格林一样也是皈依天主教的教徒，但他成了极右分子，支持佛朗哥将军而格林当时更倾向左翼，提倡天主教与马克思主义对话。他们俩构成了极易；中突的统一体。
1946年当格林开始写作《事情的实质》时，他很快发现在塞拉利昂编写和破译没完没了的密码电文阻碍了他创作能力的发挥。他还发觉写作这本书在感情上接受不了，因为他私人生活远非轻松自在。他在1980年出版的《出路》中写道：“我一直以为战争通过闪电战、被潜水艇击沉的船只：在非洲则借助黑尿病毒、带来死亡，以此作为种种解决方式：然而我在这里活着，将不幸带给我所爱的人们，干着臭名昭著的勾当。”格林的堂兄爱德华透露，是他妻子维维安使格林皈依天主教的。他娶她的时候她还很年轻，后来他们早已分居。
格林在写作《事情的实质》的最初阶段就遇到的技术难题是他不知道如何使威尔逊这个角色离开阳台。他正在西非殖民地的一家旅馆的阳台上注视着主人公斯科比警官。很显然，两部完全不同的小说都可以始于阳台，格林必须作出抉择。最后他决定与其写一部娱乐性的作品，还不如写一部严肃小说。但小说完稿后格林对它并不满意，觉得情节太多，宗教道德思想强调得太过分。然而，尽管他有许多遗憾，但事实上读者对这本书还是十分欢迎的。他否认他的好朋友塞拉利昂的警察局长是斯科比的原型人物，他也否认威尔逊是根据他所认识的任何一个在西非海岸活动的军情六处情报人员塑造的。惟一取材于他特工生涯的真实细节是葡萄牙班船和以此为非法运输工具的金刚石以及信件。
维也纳“谍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