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制张狂部下，清除害群之马
管理背景之十六：自视甚高
国人见事爱避让，喜欢忍气吞声，但这不等于说中国没有一批狂妄自大的人。
相反，越是在一个等级森严、人性沾染上奴气的社会中，越容易出现狂妄自大者。
物极必反，越是对自己的人性压抑得厉害的人就越有可能在适当的时机把它爆发出来，去寻找一种宣泄。
极度的自卑和自尊是两个对称的极点，而有些人最喜欢在这两个极点之间震荡，而难以停在中间点上。
其实这一现象也不难理解。奴才也不喜欢被人家视为奴才，他自己也打心眼里厌弃奴性，但形势逼迫得他不能不如此，所以他不得不时刻强迫自己的内心，违心地对别人表现得奴颜婢膝，但这种日子对于他自己的刺激也很大。
心理也像弹簧一样，你把它压得越紧，他的反弹力就越大，你一旦将压力消除了，那他就会弹得远远超出正常状态。有些人在忍气吞声时是由于受了压力的结果，其实内心中在积蓄怒气，将像一座休眠火山一样，一旦他的怒火积蓄到了很大的程度，就有可能以激烈的方式爆发出来。
就像中国过去的小媳妇似的，在家从父，整日在父亲的阴影下生活，出嫁要从夫，非但丈夫要管，婆婆管得更厉害，对她百般刁难，刻薄恶毒，鸡蛋里面挑骨头，让她难以忍受，但她又敢怒而不敢言，生怕犯了“七出之条”，到时候给逐出了家门“休”掉了。
于是她就只能暗地把怒火压在心里，让愤恨的火焰在心底暗燃。“三十年媳妇熬成婆”，好不容易盼到婆婆死了，儿子也娶媳妇了，于是自己也坐到了婆婆这个来之不易的宝座上。
按说对于小媳妇吃的苦也有过亲身体验，知道那滋味不是人受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应该好好对待媳妇才是。可她偏不，多年来的压力已经扭曲了她的心灵，现在她要尝尝苦尽甘来的滋味了，她也要体会对媳妇颐指气使的乐趣。从媳妇委屈的神情里，晶莹的泪光中，她得到了一种快慰，感到了满足。
一方面是心灵被扭曲，一旦有机会爬上去就要成为作威作福的人，一方面又是在压力之下逆来顺受，不敢出手反抗的人，这一来就更加助长了这些人的张狂。
中国古代社会形式上是大一统的，但事实上地方各自为政，大大小小的山头不计其数，每处都有自己的土霸王。往小里说，村有村霸，路有路霸，街有街霸，他们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称王称霸，欺贫压弱，无恶不作。往大里讲，县里有一个县太爷，是“父母官”，进进出出前呼后拥，呼风唤雨，欺下瞒上。省里有一路诸侯，据地称王，对中央政权的法令各取所需，将一个省当成自己的势力范围，为所欲为。
洞悉管理情境
极度的自卑和盲目的自尊是一个体系的两个端点，而许多人的心态就在这两点之间震荡，却很少在平常心这个中点停留。奴性重的人一旦有了机会会比任何人都张狂！
相应管理对策：运用权力，剔除刺头
狂妄自大，目中无人的部下是管理的难点，也是领导必须予以攻克的难关。
“刺头”就是组织中的癌细胞，如果不予以剔除会影响到整个组织的正常运作。
一个部下，不管他的天性如何，既然作为下属，就必须遵守组织的纪律，就必须听从领导的命令，作为领导绝不能任其飞扬跋扈，为所欲为。
因此，在任何下属面前，领导也不可失去权威，否则他的领导力就会消失，整个组织就会人心涣散。
在企业内部，领导应坚决地开除那些“刺头”下属，让他明白你现在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将他（她）解雇，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好的领导就能做到这一点：既能引导员工认识到自己确实缺乏工作成就，工作质量的确很差，真的不适合现在的工作，还能给他们留些面子，有可能的话，还可帮他们推荐、介绍一个更适合他们的工作。
锦囊妙计
主弱臣欺，管理中不能没有权威。有些人有狂妄自大的心理，领导对这些人藐视权威、挑战领导的做法绝不能纵容，一定要运用权力，剔除刺头！
经典管理实例
刘备三顾茅庐请来诸葛亮之后，关羽和张飞颇不服气。他们认为自己战功卓著，又与刘备是结拜兄弟，所以根本不把诸葛亮放在眼里，也不想受他的调度。
当夏侯悖率十万曹兵杀奔新野而来时，诸葛亮受命第一次摆阵御敌。他命令关羽引一千兵马往豫山埋伏；张飞引一千兵马在安林背后的山谷中埋伏；关平、刘封引五百人马去博望坡后待机放火；赵云和刘备也有任务。
但关羽却不肯接命，他问：“我等都出城迎敌去了，不知道军师您却作何事！”
诸葛亮回答：“我只坐守县城。”张飞一听，哈哈大笑：“我们都去厮杀，你一人却在家中闲坐，好自在！”于是也不肯接令。
诸葛亮一见压不住台了，就勃然变色，厉声说：“我替主公布兵，有剑印在此，违令者斩！”关羽、张飞见动了真格的，才带兵而去。因此可见领导必须具有权威，绝不能听任部下张狂自大，无视命令。在不愿接受任务的下属面前，切不可表现出任何怯弱、犹豫和退让。不管下属心里有什么打算，在行动上必须服从领导，坚决领取任务。
如果还有胆敢顶撞的部下，就要对他们军法从事，执行纪律，如果其他的部下一见领导是个软柿子，就会人人产生懈怠，那这个领导就会成了一个傀儡，只能任权臣摆布了。
高招解析
奖罚分明，功过分明。领导要有威严，有威信具有掌控全局的能力名人谈中国人性格：孙隆基谈香港人的性格
[孙隆基：1945年生于重庆，在香港长大，在台湾受大学教育，获台湾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后赴美深造，于明尼苏达大学专攻俄国史，获硕士学位，转赴斯坦福大学专攻东亚史，期间并在上海复旦大学进修一年，获博士学位。曾在美国、加拿大等多所大学任教。]
长期的殖民统治，使香港人养成了各人自扫门前雪的心态，很现实，没有一种超越的精神。总的来说中国文化也呈现出没有超越性的特征，但中国文化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以理解成横向的超越，超越个人、小家的局限。而香港文化历来没有士大夫传统，只有小传统，与中国大传统脱节，连这种横向的超越都是很缺乏的。大陆与台湾差不多，不像香港人那样“规矩”。据我所知道的，大陆的留学生出来后，他们会很大胆地与洋人同居。大陆有木子美现象，有上海宝贝，这对于香港人来说是无法想象的，香港人写不出来这样的东西，也不敢写。香港人是规矩过了头，很“乖”。“乖”就代表着守法，守法当然好。但很多东西就变成禁区了，我认为在一些不会危害到别人的领域，就应该注重你个人的情绪，有这样一个调查，说香港大学里的医科学生虽然知道身体构造，了解如何避孕，但有性经验的很少。而在台湾，现在未成年少女怀孕的比率是全东亚最高的。我要说的是，香港人为了“安身”，在精神上牺牲太多了。他们在某些方面是发达的，但在个人情感方面是不发达的。
——出自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