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星期五的晚上，爱笛·阿玛刚刚从亚历桑那州回到家。 那天晚上很冷，月亮高高悬挂在夜空中，爱笛很想早点钻进温暖的被窝里去。当爱笛走在走廊上，准备回到自己的宿舍时，爱笛大学的教授邦妮向她走过来。教授把爱笛带到她房间，然后告诉爱笛一个晴天霹雳的消息：妈妈出车祸了，目前正在附近一家医院的加护病房里接受治疗，情况危急。
爱笛走进医院里，奶奶把爱笛拉到一旁，告诉爱笛不论在什么情况下，绝对不可以在妈妈面前哭。
有个护士把门打开，爱笛看到了好多台机器。爱笛的胃一直翻滚着，强烈的药水味让爱笛很想吐。妈妈的病房就在护士室的旁边。爱笛看到妈妈侧躺着，她小小的身体背对着爱笛，她绑满绷带的两腿中间，夹着一个柔软的枕头。她很痛苦，因为她连翻个身都办不到。爱笛慢慢走到她旁边，用镇静的声音对她说：“嗨！妈妈！”其实，爱笛一直压抑自己，强迫自己千万不可以哭出来。
妈妈的身体很虚弱，令爱笛震惊无比。她的脸整个肿起来，两个黑眼圈尤其严重，喉咙、胳臂都插着管子。
爱笛轻轻地握着妈妈又冷又肿的手，试着保持冷静。她一直看着爱笛，白眼球一直翻着，手则一直拍着床。她想告诉爱笛她身体有多痛。爱笛把脸转开，不想让她看到爱笛的眼泪从脸上滚下来。到最后，爱笛必须离开病房一会儿，因为爱笛再也压抑不了自己悲伤的情绪。爱笛受了很大的打击，因为妈妈随时都可能离开她。
爱笛一整天都陪着妈妈。医生把呼吸器拔起来一会儿，妈妈才有机会小声地说几个字，可是爱笛不知道要怎么回答妈妈。爱笛很想大叫出来，但是爱笛知道她绝对不可以那么做。爱笛只能回到家里，哭着睡着了。
从那天晚上开始，爱笛的生活就完全不同了。妈妈出事之前，爱笛只需要当个纯粹的小孩子就行了，惟一需要面对的，只是青春期的多愁善感而已。爱笛对所谓“危机”的诠释已经永远改变了。妈妈从死神那里挣扎着活了下来，然后要重新学走路。 爱笛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也有了巨大地转变：妈妈需要我。在学校里每天要经历的磨炼和苦难，从前好像很重要，可是现在不再是如此了。妈妈和爱笛一起面对死亡，生命对她们而言，都有了新的意义。
经过加护病房护士的细心照料，一个星期后，妈妈的病情有所好转，可以把呼吸器拿下来，并且换到普通病房养病。妈妈终于脱离险境了，但是她的腿骨完全碎了，不知道将来还能不能走路。不过，爱笛一直感激上帝能让妈妈活下来。接下来的两个星期，只要爱笛有时间，爱笛都会去医院看妈妈。最后，妈妈的“医院套房”移到了家。爱笛松了一口气，也很高兴，医生终于答应让妈妈回家了。
妈妈能再回家，大家都觉得这是幸运。但是，爱笛也必须肩负起爱笛完全不熟悉的工作。虽然有个护士会按期来家里看妈妈，可是大部分的时间都由爱笛来照顾妈妈。爱笛喂妈妈吃东西，帮她洗澡。当她可以自己上厕所的时候，爱笛也扶着她，陪她走到厕所去。当时的爱笛竟然对妈妈扮演起“妈妈”的角色，连爱笛自己都很惊讶。整个照料的过程不太轻松，但是在妈妈需要爱笛的时候，能陪在她身边，爱笛心里觉得很舒服。不过，最难的事情，莫过于要在妈妈面前表现自己活泼快乐的一面。妈妈忍受着伤口的疼痛，什么事都得依靠别人，所以心情常常变得很沮丧。为了要让妈妈的精神好一点，爱笛必须保持笑容。 可是事实上，在爱笛的心里，爱笛一直在压抑着自己的眼泪。
妈妈对爱笛的依赖，改变了她们的关系。从前，她们的母女关系很沉重。可是自从妈妈出了车祸之后，她们彼此变得互相依赖。为了把妈妈从死神的手里夺回来，爱笛要帮她找回重新独立生活的勇气和能力。妈妈也得学着接受爱笛的帮助，同时也要接受爱笛已经不再是个小孩子的事实。她们变成最好、最亲密的朋友。她们彼此倾诉心事，也很喜欢和对方在一起。
妈妈出车祸已经是两年前的事了。到现在为止，妈妈身体的痛苦仍未完全消失，爱笛看在眼里，虽然心里很难过，但是这些年来，爱笛也成长了许多。为扮演妈妈的角色，爱笛学到很多经验，特别是为人父母的感受：父母担心子女、保护子女，最重要的是，为子女无条件地付出，给子女不求回报的爱。这是世界上最甜美的爱。
春天的投资
如果美德可以选择，请先把宽容挑选出来吧！
——富兰克林
帕翠茜·沙利文竭力说服自己早点起床。自从他们的小儿子带着他的新娘离开他们以后，一天的大部分时间只有帕翠茜一人在家。帕翠茜的丈夫也在城里上班，因此白天帕翠茜只有睡懒觉。
帕翠茜最终还是使自己从床上“站”了起来。想起该检查一下马桩子，看看马匹是否拴牢。帕翠茜来到了农场关着的旧农舍，发现有一块窗玻璃碎了，前门微微开着，帕翠茜儿子放在那儿的自行车不翼而飞了！
帕翠茜向警官报了失窃案。第二周警官打电话通知帕翠茜小偷已经抓到，并询问帕翠茜是否打算起诉他们，帕翠茜说当然是的。
在警署的大厅里，有两个弱小的男孩坐在那里，头发蓬乱，大大的眼睛里满是恐惧，不由让人想起受了惊吓的小松鼠。他们被带进了办公室。
“请等一下。”帕翠茜说，“是否有另外的解决办法？” “可否让这两个孩子为我工作一个春天？”帕翠茜问道，“他们能赚到足够的钱赔偿那辆自行车，我也能得到一些帮助，而他们又能明白劳动的艰辛。”法官透过眼镜瞥了帕翠茜一眼，“当然可以，但我希望你能明白将会遇到什么麻烦。少年犯的监管员每个星期将来检查一次。”
星期六早晨7点整，帕翠茜被敲门声吵醒。那两个孩子站在门廊前，在清晨刺骨的寒风中哆嗦着，帕翠茜邀请他们进屋，并为他们准备了早点。
帕翠茜在做祷告时，他俩转动眼珠，互相挤眉弄眼。交谈中，帕翠茜得知他们分别只有10岁和11岁，在同一个学校同一个班上学。10岁的那个男孩父母去年离婚，已先后转了三次学。另一个男孩的母亲因丈夫死亡，得了精神压抑已有好几个月了。
他们在花园里一直干到中午。因为帕翠茜很累，他们就在小食店买了汉堡包当午饭。帕翠茜让他们下个星期一早晨9点来。
可第二天早晨7点，帕翠茜又被吵醒了，仍是那两个叫齐本和戴尔的男孩。“我们有件礼物要送给你。”在齐本说话的时候戴尔递过一条蛇。
帕翠茜咬牙把蛇递回去：“非常感谢！小伙子们，劳驾把蛇放到花园里去，也许它可以消灭一些昆虫。”两个男孩不由得面面相觑。
星期一很快就到了。帕翠茜向男孩们解释菜苗和野草的区别。他们总会询问许多问题，他们在一起谈论生态平衡、野外生活和摇滚乐队等问题。等他们狼吞虎咽地吃完午餐，帕翠茜就给他们讲多年前曾逗乐过自己的孩子们的故事。
两个男孩在农场搭棚、松地、种植芍药、蝴蝶花，帮着浇水、除草，采摘他们的劳动果实。他们一起度过了整个夏天，一起去徒步旅行，一起去野餐。初秋时，他们种植了郁金香、水仙花和藏红花。齐本和戴尔问帕翠茜为何要买这么多快枯死的“旧灯泡”，帕翠茜则回答说它们会开出美丽的花朵，它们是帕翠茜对“春天的投资”。
每星期帕翠茜总会向少年犯监管报告平安无事。
终于，孩子们还清了他们的欠债，并且有足够的钱买自己的自行车。学校开学了，但周末和假日他们仍然常来帮忙，自豪地向帕翠茜显示取得进步的成绩单。
第二年春天，帕翠茜病愈出院回家。齐本和戴尔骑车从镇上来看帕翠茜，与往常一样，七点整。他们送给帕翠茜一大束他们种植的郁金香花。从厨房拿出他们一起做的草莓酱，饼干和牛奶，帕翠茜拿起一块饼干就往嘴里塞，两个男孩齐声说：“哦，别忙！用餐前让我们先做褥告！”
帕翠茜顺从地听着他们的责怪。帕翠茜春天的投资终于盛开了。
方向感
任何问题都有解决的办法，无法可想的事是没有的。
——爱迪生
他们之间第一次动了肝火。那时他们正在苏格兰高原作蜜月旅行。他们一同驱车赶往一个小镇，尽管小镇的位置在地图上标得很清楚，但他们仍觉得像大海捞针一样难觅难寻。
从下午找到黄昏，夜幕降临时，在他们眼前闪过的竟还是几小时前经过的那些村落和景致。妻子忍不住唠叨起来，看仍然说服不了皮特·奎恩，索性不再执拗，愤愤地坐在一边一言不发。
“过了那个山头，再过10钟就到我要找的岔路口了。”皮特对她说，“我们真的快到了。”又过了20分钟，他们开到了一处偏僻的山间岔口，妻子终于忍不住对皮特发起火来：“你怎么搞的？不能停下向人问方向吗？为什么迷了路还要逞强？”
又转悠了许久，他们才来到一所阴冷透风的旅店酒吧（由于迟到了5个小时，他们预定的临海湾的房间被取消了）。他们找到了地方坐下，一边慢慢喝着杯中的威士忌，一边分析刚才不愿停车问路的原因。
皮特觉得这是他生长在布朗士区的缘故。那里不同民族的移民都像巴尔干人那样刻板地画地为牢。你只要开口问路，立刻就会被人们当成外乡人并且因此而遭人白眼。妻子反问道：“我也是在布朗士区长大的，为什么我却从未有过这种恐惧感呢？”
妻子问得很有道理。
“你父母怎样，他们也不愿打听方向吗？”妻子接着问道。
皮特清楚地记得，一次他和父母一道去布鲁克林参加教区的节日，母亲开车，父亲坐在一旁指挥。“过了曼哈桥就到了。”父亲说。
车子过了桥，沿着两边公寓鳞次栉比的街道前行，车外时时闪过寂静的院落，被遗弃的旧厂房和作坊。偶尔有几只浑身沾满了烟垢的狗冲着车狂吠几声，然后蹿向一边。最后，车子终于来到了一个朝向纽约港的被风雨侵蚀得日渐腐朽的码头。远方，斯台顿岛依稀可见。
母亲一面调转车头，一面责怪父亲：“见鬼！我看我们该找个加油站问问方向！”父亲听罢指着前方说，“一直往前，然后往左一转就到了。”父亲的口气竟像钢铁一样硬。
车窗外漆黑一片，后座上的两个姐姐睡得正香。这时，母亲再也憋不住了，她把车往路边一拐，停了下来，对着父亲喊道：“喂，为什么我们不能搞清方向再走？难道迷路还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吗？”父亲也火了：“用得着吗？我根本没有迷路！”父亲的声音震得车窗玻璃哗哗直响，把正熟睡的姐姐们吵醒了。
在苏格兰度过蜜月回到纽约之后，皮特总在琢磨这桩童年往事在他心里留下的印记。打这之后，皮特开始故意多问路，甚至明明认得路也去打听。为了减轻心理压力，皮特问路时总装出英国人或爱尔兰人的腔调，但这也没有使他心安。
后来，皮特把他的苦衷说给朋友听。皮特发现有这种恐惧的并非他一人，它并非因皮特幼年的经历才存在的。这种恐惧感是跨文化、跨年龄的。不论犹太人或非犹太人，黑人或白人，年轻人或老年人，几乎每个和皮特谈话的男人都颇有同感。不管生长在何处，他们都忌讳求人问路，他们都有相似的体会。无论是夫妻间的口角还是恋人间的争执，导火线总是因为男人们都坚信自己的方向感，很少有例外的。
皮特逐渐认清了：尽管世界上因性别而产生的差异会逐步减少以致消除；尽管小伙子们不再会为哭鼻子而害臊，大姑娘们不再会为说脏话而羞赧；即使男人们在家操持家务，女人们外出参加全国篮球协会的比赛；男人对方向感的固执和自信也是丝毫不会改变的。
这种感觉来自男人的遗传基因，其根源远可追溯到几千年前，甚至百万年前，追溯到“爪哇人”、“北京人”和“尼安德特人”的时代。我们祖先中那些经长途跋涉跨过冰川原野和茫茫草原的猎人和游牧部落中的父兄们，他们闻风辨向，在树上或地上安放标记，或仰视星相，或耳贴地面，借以确定正确的前进方向，不至于使全族陷入沼泽或成了凶残野兽的美味佳肴。
皮特和妻子结婚已有4年，同在外面做事，一起分担采购、做饭、收捡屋子和付账等家务琐事。在第一个孩子出生之前，还一起去听孕妇保健的讲座。但是，每当外出旅行的时候，他们绝不求人问路，这已成了他们夫妻间的默契。皮特闻风辨向，仰观日月或是默默地盯着手中的地图，靠这些方式来辨别方向。
他们没有迷路，绝对不会迷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