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海第一炮
1894年，倒计时结束。
日本源源不断地派陆军前往朝鲜，海军亦全力备战。几乎全世界都注意到了这场即将发生的战争，外国的观察者甚至早早地派军舰出现在了海上，由此可以观摩到亚洲历史上第一次铁甲舰大战。
在大同江外海面，日本海军集中了12艘军舰，包括其全部精华，即“吉野”、“高千穗”、“秋津洲”、“浪速”、“松岛”、“千代田”、“严岛”、“桥立”等8艘5000马力以上的主力舰和巡洋舰。
1894年9月15日上午，北洋舰队的主力，计军舰10艘，附属舰8艘，在丁汝昌率领下到达大连湾，等候运兵船装载陆军及辎重。
16日凌晨1时，铭军的10个营共4000人分乘5艘运兵船，由北洋舰队护送，向鸭绿江口的大东沟进发。16日中午，舰队抵达大东沟，到次日早晨，军队全都登陆。17日上午8时，旗舰“定远”上挂出龙旗开始返航，同时进行上午常操。舰上的美籍海员马吉芬写道：“自午前9时起，各舰犹施行战斗操练一小时，炮手并复习射击不辍。舰员中，水兵等尤为活泼，渴欲与敌决一快战，以雪广乙、高升之耻。士气旺盛，莫可名状。”10时半，操练结束，各舰准备午饭。
当北洋舰队演习常操的时候，日本联合舰队的12艘军舰，也正在向大东沟方向搜索敌舰，并在航行中进行操练。
1894年9月17日中午，日本联合舰队发现北洋海军后，立刻变换队形为作战阵形。这张照片就是变换阵形时的情景，照片中左起分别是旗舰“松岛”、“千代田”、“桥立”。
11时半，“吉野”先发现两缕黑烟，继而遥见三四缕，于是判断为北洋舰队，发出信号“东北方向发现三艘以上敌舰”。联合舰队司令伊东佑亨见到信号，立即传令改为鱼贯纵阵。于是，第一游击队居前，本队六舰继后，“西京丸”和“赤城”移至本队左侧，作为非战斗行列。双方舰队距离越来越近，在日本军舰上用望远镜已经能清楚地看到，中国军舰上“两臂裸露而呈浅黑色的壮士，一伙一伙地伫立在大炮旁，正准备着这场你死我活的决战”。伊东佑亨见北洋舰队阵势严整，怕士兵临战畏惧，特别下令准许“随意吸烟，以安定心神”。
北洋舰队稍前时也已发现西南方向海面上有几簇黑烟，丁汝昌登上甲板望，判定为日本舰队。于是立即命令各舰舟火、实弹，准备战斗。霎时，战斗喇叭长鸣，响彻全舰队；各舰的烟囱都吐出浓烟，轮机兵将机室隔绝，进行强压通风，储蓄饱满火力和汽力，以备战斗行动。
马吉芬写道：“中日启衅之后，我舰队员无不锐意备战。有鉴于丰岛一役‘济远’、‘广乙’之覆辙，各舰皆将舢舨解除，仅留六桨小艇一只。意在表示军舰之命运即乘员之命运，舰存与存，舰亡与亡……此外，若十二寸炮之薄炮盾，若与战斗无益之木器、索具、玻璃等项，悉行除去无余。各舰皆涂以深灰色，沿舱面要部周围积置沙袋，高可三四英尺……通气管及通风筒咸置之舱内，窗户与防水门概为锁闭。凡有乘员俱就战斗部署，战斗喇叭余响未尽，而战斗准备业已整然。”
此时，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右翼总兵刘步蟾、德国籍总教习汉纳根都登上旗舰“定远”号的舰桥，一面密切注视日舰动向，一面商讨对策。
到了12时20分，迎面驶来的日舰逐渐接近，已经能清晰地分辨出12艘军舰。丁汝昌见来势凶猛，觉得不可掉以轻心，为了发挥各舰舰首主炮的威力，他下令把阵形改为掎角雁行小队阵。此阵的要点是：每一小队中前舰为队长，其僚舰位于右后45度线上，相距400码，各小队间距1200码。同时，丁汝昌还向各舰管带发出以下指令：各小队姊妹舰协同行动，互相援助；始终以舰首向敌，发挥重炮威力；全队尽可能集中，随同旗舰行动。“因日舰船炮皆快，我军必须整队攻击，万不可离，免被敌人所算。”具体分队情况是：旗舰“定远”和“镇远”两艘巨舰居中，为第一队；“致远”、“靖远”为第二队在左；“经远”、“来远”为第三队居右；“济远”、“广甲”为第四队在左，“超勇”、“扬威”为第五队在右。由于两翼的第四、第五小队舰速较慢，所以变阵后的舰队形成一个扁Ｖ字形，向日舰的一字阵拦腰冲去。
日本海军根据舰速快、舷侧速射炮多的特点，一直视单纵阵为制胜法宝。此时日舰见到北洋舰队的阵形，决定避开“定远”和“镇远”两艘巨舰，以快速的第一游击队先攻击敌人最薄弱的右翼。于是，行驶在一字阵前部的第一游击队由8节航速加速至10节，并向右转舵，渐渐地与本队拉开了距离。这样，一字阵就断为前后两截。
北洋舰队仍保持8节的航速，并将扁Ｖ字形展开，以便各舰首炮都能轰击敌舰。
中午12时50分，双方舰队接近至5300米时，北洋舰队旗舰“定远”首先开炮。据“高千穗”舰记载：“‘定远’的炮座吐出一团白烟，轰然一声巨响，其30公分半的巨弹冲开烟雾，飞过日舰头顶，落在驶在最前面的‘吉野’舰侧100米处，海水顿时腾高数丈。”“定远”的第一炮，也是全队发动进攻的信号，“是为黄海海战第一炮声，盖此炮声唤起三军士气也。”
英国顾问泰乐尔看见阵势跟司令所下的命令不符，对这种在海军中闻所未闻、几近叛变的阵前抗命，大为震骇。他急忙奔上舰桥，企图挽救，但时间已不许可，日舰已经逼近，刘步蟾下令开炮。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当“定远”号的大炮发射第一炮时，那个年久未修，早就锈烂了的舰桥，被震断裂，丁汝昌和泰乐尔被双双抛到半空而后跌到甲板上。丁汝昌腰部重伤，泰乐尔失去知觉。日舰的猛烈炮火，把“定远”号的桅樯摧毁，以致悬挂不出指挥的旗帜，各舰遂成了一群各自为政的盲鸭。
史学家唐德刚对泰乐尔颇有看法，据他调查：
泰乐尔1865年生于英国农村，在他的祖国里他小学也未毕业。后来到一艘商船当技工，才申请到英国海军制服都要自购的“备役”接受一年训练。据他自述，曾取得英海军备役中尉（Sub-Lieutenant R. N. R.）的资格。1888年他到上海掘金，想在中国海关谋一室内工作（Indoor Staff），但是海关人事室却把他分配到海关巡逻艇上去当个小职员或水手。这儿他一干5年，1895年经人介绍进入中国海军旗舰“定远”号当差。不久便碰上了黄海之战。
泰乐尔在“定远”号上当的什么差事呢？他在回忆录里说他是“定远”号的副船长（Co-Commander）——他这牛皮可吹得太大了。那位天津水师毕业、德国留学归来的黎元洪，在“定远”上只当个“炮弁”，他至少会放炮嘛。泰乐尔除掉碧眼黄须之外，他会放什么？
无独有偶，那位在“镇远”舰上服务的美籍洋员马吉芬（Philo McGiffen），原任美军少尉，来华教操，后来也自吹自擂说他曾是“镇远”的船长（Commander）呢。其实他二人都只是两个水兵级的“营混子”而已。
不特此也。黄海战后，那位有提督衔的德籍顾问汉纳根（Constantinvon Hannecken）辞职了。李鸿章又找了一个英籍拖船驾驶麦格禄（John McClure）来补其缺。麦格禄原来也是个一无所长的酒鬼，出任有提督衔的总顾问，就自认为是中国海军的副司令了。泰乐尔对此缺也垂涎已久，因此对麦某也嫉忌不已，弄得这两位英国浪人终生不和。
剑桥中国史如此评论中日之战时的观察家：在不敏锐的观察家看来，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夕已拥有一支不容轻视的陆海军。对李鸿章的淮军和其他中国部队的赞赏不乏其例，北洋海军也赢得了不少好评。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战争可能爆发时，大多数西方人士认为中国有优势。它的陆军数量庞大，海军在数量和威力上都超出日本。德国参谋本部认为日本不可能取胜。
在路透社的一篇访问记中，琅威理预言日本必败。琅威理认为中国的海军受过良好的训练，舰只合格，炮火至少是猛烈的，而且海岸要塞很强大。他说，威海卫是不可攻破的。虽然琅威理也强调过，一切得取决于中国部队的领导如何，但他相信，“归根到底，毫无疑问的是日本必然最后被彻底粉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