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出生时，这个名为“清朝”的国家正在进行着史无前例的“改革开放”，开放是被逼的，改革也是被逼的。他们长大时，整个世界都将化为战场，他们在自己的青年与中年时代将遭遇地球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两次人类混战。
他们被旧的价值观所培养，却为新的世界所吸引。他们是叛逆的一代，也是忠诚的一代；他们是苦难的一代，却也是自由的一代；他们是无所适从的一代，却也是领导潮流的一代。在无比凶恶、十分逼仄的年代里，他们对自己的出路充满绝望，对国家的混乱感到愤怒和悲哀，因之他们既成为个人主义者，也成为国家主义者。
有的人闪若流星，有的人颠沛流离，有的人命若琴弦，有的人左右逢源，他们遭遇了一个大时代，或者说他们创造了一个大时代。19世纪的80后和90后，在和自己的命运、国家的命运的对决中，迸发出青春的力量和光芒，至今仍让后来者仰之弥高。
叛逆者之路
——19世纪80后与90后的成长史
甲午年是一个失败的年代。
30年的中兴之路，因这次失败黯然失色，一代人的命运亦因之而变化。这是一个仓促的年代，成名要趁早，成功却要趁晚。
孙文，这个年轻的西医本该开始他悬壶济世的职业生涯，但他却扔掉了医生这个大有前途的职业。这一年，他跑到上海写了一封信给李鸿章，里面通篇都是讲述治国之道，此外他还想搞到一张护照，去西方各国留学，开开眼界。
正被甲午之战搞得头晕脑胀的李鸿章，自然没时间搭理这个无名之辈。信被搁置不说，连护照也被“拒签”了。
这种冷遇和打击对孙中山来说并不可怕，此人一生中遭遇了无数次碰壁、背叛、暗箭，四处颠沛流离，但他最大的优点是无所畏惧，跌倒了再爬起来，打不过就跑，失败了从头再来，甚至可以推翻重来，他永不枯竭的热情和理想具有魔幻般的感染力。
他离开天津，继续他的游侠生活。不过，第一次的失败总是刻骨铭心，他悟出了一个道理：理想要实现，必须自己干。
历史一再证明，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
他直接跑去香港搞了一个协会，不需要挂靠，也不需要注册，自己起了个名字叫“兴中会”，顾名思义，振兴中国的会。
入会办法流传至今，就是交钱当理事。不过，更有甚者，他的兴中会不仅需要交钱，还得交人，拿出自己的命来干事业，其事业核心只有一条——推翻政府。第一次的尝试显得鲁莽、冲动，包含一切年轻人做事犯错的因素，失败理所当然。
这个人在未来30年内要重复做这样的事情10次，正常的人决不会这样选择，但他们那一代人却习以为常，这会成为那个时代的风气，决绝的、义无反顾的血色染就了青春的底色。
顺便说一下，那10次，孙文都失败了。
这一年，已经两岁的毛泽东还看不出有什么特殊，他是湖南大山中一个普通富农毛顺生的长子，父亲唯一的希望是将他培养成一个比自己更成功的“地主”。
已经3岁的郭沫若同样家境不错，不过他出生的时候是脚先着地，所以他后来自我推断说：“这大约是我的一生成为了反逆者的第一步，或者也可以说我生到世间上来的第一步便把路走错了”。但那时，他的启蒙读物是《三字经》，而4岁的胡适已经开始读书了，他念的第一部书是他父亲自编的一部四言韵文《学为人诗》；7岁的蒋介石已经读完了《幼学琼林》，接下去他同样会读到《论语》《孟子》《大学》《诗经》《书经》《易经》和《礼记》。
这些课本横排竖版，历千年而不易，即将长大的毛泽东和郭沫若都会相继开读，在长达千年的文化传承中，这种学习被称为“幼习举业”，那是通往上流社会的必经之道，毛泽东后来把自己的6年读经生活概括为“六年孔夫子”。
北洋水师的总教习严复这一年目睹了战争，他被双重的失败情绪所笼罩，这位在英国海军学院总考状元的留学生之前一年刚刚回到福建参加乡试，但学贯中西的他居然写不好八股文，名落孙山是一种巨大的耻辱，这意味着他在其时的政治体系中无法继续向上攀登。
八股文做得好的也有，两年前中举的蔡元培就是一位八股高手。不过，他在这一年却发现自己的八股文毫无用处，李鸿章前往下关签约的时候，蔡元培在翰林院里开始自学《电学入门》和《化学启蒙初阶》之类介绍科学ABC的读本。
那些传统的东西激发起了最初的叛逆，国家的衰落使得生于1880之后的人们无所适从，他们想要改变，想要决裂，有的人看到了旧路的崩塌，有的人在寻找新路的出口。
歧路徬徨
有时一年犹如人生百年，再也没有1900年那样的时刻让一个国家充满伤感。八国联军闯进紫禁城。清朝最后一位真正的统治者慈禧仓皇逃往西安，一个王朝的背影在黄土地上投下最后一抹苍凉，12年后这个王朝寿终正寝。
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时代开始了。
那一年，毛泽东7岁，蒋介石15岁。此后20年间，共产党人、国民党人、军阀、土匪、教徒、外国探险家以及冠以其他名称的人物，全都旋转着拥挤在一起，这是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的时刻，一时才俊们交替登场。
春节，痛恨日本人称呼“中国老大帝国”的梁启超愤然写下《少年中国说》。
梁启超慷慨激昂地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这一年，15岁的蒋介石与溪口镇岩头王家20岁的小姐毛福梅结婚，做了夫妻。7岁的毛泽东刚刚进入韶山村的小学中读书，作一首诗称“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做声?”在四川乐山，8岁的郭沫若——在上海，9岁的胡适，同时进入学堂。其时，周恩来和刘少奇均3岁，邓小平则在4年后出生。未来中国大地上的风云人物不久后都将读到这篇《少年中国说》。
大清渐去，民国未立。此时，距离“五四时代”的开始还有19年，在亘古未有的变局开始前，这些逐渐长大的年轻人将成为引领时代风气的人物。“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梁启超期待的时代就这样开始了。
开西学、办学堂、修铁路、开矿山。这些向西方学来的东西，没有来得及消化。1905年，科举被废了。看起来这是彻底的一刀两断，美国人吉尔伯特·罗兹曼认为这不亚于1861年沙俄废奴和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后不久的废藩。
失去了旧的台阶，自然会产生新的通道。
“我十年以前, 在家里读书的时候, 天天只知道吃饭睡觉。就是发奋有为, 也不过是念念文章, 想骗几层功名, 光耀门楣罢了, 哪知道国家是个什么东西, 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到了甲午年, 才听见人说有个什么日本国,把我们中国打败了。到了庚子年, 又听什么英国、俄国、法国、德国、意国、美国、奥国、日本八国的联合军, 把中国打败了。此时我才晓得, 世界上的人, 原来是分作一国一国的, 此疆彼界, 各不相下。我们中国, 也是世界万国中之一国, 我也是中国之一人。我生长到二十多岁, 才知道有个国家, 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 才知道人人有应当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秀才不举的陈独秀在1904年写下《说国家》一文，这一代人开始在世界意义的范围内定义国家。
如何建立一个国家，却是一个大工程。
1898年，甲午失败后的第四年，17岁的周豫才对海军的弱不禁风大起怀疑，他决定要当一个海军士兵，他说：“我的青春的热血就激起了海军热。”
考海军需要花钱，周豫才拿着自己母亲四处筹借的8块银元，托了一个本家叔祖的关系，考进了一个“洋学堂”——南京江南水师学堂。本家叔祖嫌他当兵太跌份子，顺便给他改了个名叫“树人”。
“那时候，人是看不起学堂的。办学堂的人也还是带着辫子，穿公服的。”周树人后来对这种歧视耿耿于怀。不过，进这种公费洋学堂，学宿费都不用交，每个月还发给二两“赡银”津贴。
最初的一切是新鲜的，周树人最喜欢的训练课是爬桅杆，20丈高的桅杆他很快就爬到顶上了，有时候还会在上面表演各种花头动作，如“凤凰展翅”之类的，跟现在的孩子学孙悟空没什么差别。当然，下面有大网接着，不会有什么危险。
周树人学的是轮机，实习时只能在内舱机器间中，他待了不到半年就退学了。他后来和朋友谈话时说起自己的海军梦的破灭，“照这样下去，等到船沉了还钻在里面不知道呢！所以我就不干了。”
反正他有的是青春，离开海军，他又跑去上矿务学堂，心里想的是，“国家的当务之急，首先是开发矿业。”但是毕业后，却一时也找不到工作。
“毕业，自然大家都盼望的，但一到毕业，却又有些怅然若失。爬了几次桅，不消说不配做半个水兵；听了几年讲，下了几回矿洞，就能掘出金、银、钢、铁、锡来么？实在连自己也茫无把握，没有做‘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的那么容易。爬上天空二十丈或钻下地面二十丈，结果还是一无所能，学问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了。所余的只还有一条路：到外国去。”
1902年，周树人踏上了公费留学日本之路，这一次他又换了一个职业，准备学医。不消说，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周树人的想法是国家不强盛，是因为人种不行，要改良人种，把中国人变成强种人。
变化直接而迅速，周树人在1903年作出改变的第一步就是把自己的辫子剪掉，他剪掉的似乎是自己的过去，还有这个国家的过去。
这一年，浙江省奉化县，一个名叫蒋志清的年轻人去参加“科考”，却被城里的新照相馆给吸引住了，城里人说的一些“新名词”也都是他听不懂的。17岁的他决定探险一次，他在县城里的照相馆拍下自己的第一张个人照片，其时稚气未脱，面容清瘦，衣着仍为旧式的大对襟棉服，当然，他还留着辫子。
敢于尝试从未见过的新东西，这是新青年们的标志。
之后，他决定进城读书。不能不说，那个时代的青年人，独立意识要远强于今天。
在18岁之前，他的足迹从未踏出过奉化县城，但是他拿到自己第一张照片的时候，就已经发现小镇外面的世界前所未有。他先进入的是凤麓学堂。这时的学校里，除了教授一些他之前已经在学的古典经史之外，另外有数学、英语等课程。
与众不同的是，蒋志清带着自己的老婆求学，他母亲三年前给他娶回了20岁的毛福梅，这是一桩不幸的旧式婚姻，蒋志清日后将为此烦恼不已。
他绝不是一个省油的学生，在凤麓学堂待了没多久，他就结识了不少朋友，并跟周日宣、周采臣等奉化城里的时尚青年结拜成十兄弟。维新的风潮传到了这里，敢于尝试新事物的蒋志清也勇于行动。他带着十兄弟掀动了这个新学堂里的第一次学潮。他直接找到学校的校董，向学校提出了四点改革要求：第一，减少老八股课程，增开理化、史地等新课目；二、减少上课时间，让学生有时间自学；三、请外国留学回来的人讲课，以广见闻；四、放宽校规，不得束缚学生思想，让学生自由交往。
这样的要求，放在今天可能也不会有学校承诺履行，除了第一条。
造反的结果是：蒋志清同学差点被开除了。学校罗列出他的错误是“首谋捣乱、煽惑学生、诋毁校务”，但此事后来不了了之，一方面是因为学生们群起响应，声称如开除蒋则要全体退学；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闹事的学生里，也就是蒋的十兄弟中有不少是当地官宦之家的子弟，他们有可能是朝廷未来的官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