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福泽谕吉终于选定自己人生的方向，他在这一年将自己的家塾迁往芝新钱座，定名为庆应义塾。决心投身教育事业，做一个启蒙者。他仿效欧西私立学校的常例，订定塾则，规定学费，确立课程内容，设立财团法人，锐意革新塾务。塾里所用的教本，多数是谕吉从美国买回来的西书。除各种词典、地理、历史等书以外，还有法律、经济、数学等书，分发给学生研读。这是日本其他学塾望尘莫及的措施。
这些书，相信在同文馆里也会有类似的版本。徐继畲兼总理同文馆事务大臣，即学校校长期间，亦提倡“兼容并包，智周无外”的办学方针，设立了英、法、德、俄等各国语言和化学、算学、格物、万国公法、地理、历史、医学生理、天文学等课目，聘请美籍教师丁韪良等为教习，使同文馆成为中国第一所具有现代意义的高等学府。
似乎回到了同一起跑线。
徐继畲推崇的是华盛顿，福泽谕吉则呼唤着拿破仑。
徐继畲说：“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之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哉！”
徐继畲将华盛顿推为古今第一伟人，他渴慕出现这样的人，但要培养这样的人物却非他所能想象。徐继畲在初稿中亦曾把“几于天下为公”一句删去，这样推选夷人为“圣”的做法自然离经叛道，现在留下的改稿可以看出他在痛苦中的两难抉择，最后他在删稿旁边又将这六字重写一遍，并且重重地加上圈点。
福泽谕吉似乎没有这样的痛苦，他有的是更深切的担忧：“从前拿破仑称霸于欧陆时，荷兰国的命运，有如风前的残烛，岌岌可危，不特自己的本国，连印度地方的属地都被占据，没有一个地方可容它升扬国旗。但在世界上，还留着仅有的一个地方，那就是日本长崎的出岛。出岛是多年来荷兰人在日本居留的地方。欧洲的兵乱影响不到日本。悬挂在出岛的荷兰国旗，常在百尺竿头迎风飘扬，象征着荷兰王国从没有沦亡过，这是荷兰人一向引以自豪的。”
福泽由此相当自负地说：“以此比喻庆应义塾提倡日本的西学，正如荷兰的出岛一样，从没有因为世间的任何骚动或变乱，而断绝过西学的命脉！我们的庆应义塾没有停歇过一天。只要这所学塾存在一天，日本就是世界的文明国家！……”
73岁的徐继畲时间不多了，1869年他告老辞官，4年后在家中去世。福泽谕吉则正当壮年，他在惨淡经营中于1871将义塾扩充到30倍之多；学校的诸般事业也一日千里，欣欣向荣。绵延至今的庆应义塾大学仍然有着福泽谕吉的身影。
一本书不足以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吗，两本呢？三本呢？
现在来看看这些有资格被称为“国家之书”各自的命运，在徐继畲开始编著《瀛寰志略》的时候，另一本时代巨著《海国图志》已经完成，初版50卷于1843年1月刻印于扬州。
这是一部大书，但显然只限于在上层精英社会中流通。即便如此，已经不习惯读禁书的守旧派们仍然对此横加指责，结果此书只印刷了1000册左右。
8年后，一艘中国商船驶入日本长崎港，日本海关官员从船上翻出了三部《海国图志》。此书迅速流传开来，成为奇货可居的紧俏图书。于是,日本不断从中国“走私”和自己翻印,以至于《海国图志》最后在日本出现了15个不同的版本,有的则“被官方征用”。到1859年,同样一部书价格涨了3倍。
佐久间象山，吉田松阴的老师，在读到此书后拍案叫绝：“呜呼!予与魏,各生异域,不相识姓名,感时著言,同在是岁,而其所见亦有暗合者,一何奇也,真可谓海外同志矣!”《海国图志》由是成为日本官员和学者共同研读的一部“有用之书”。
半个多世纪后，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在谈到这本书时总感到费解：《海国图志》无论如何都是开眼看世界的一架望远镜，可日本人如获至宝，中国人却视如洪水猛兽，清朝的知识分子阶层很少有人愿意翻一翻该书。
从1840年到1861年，中国的文人学者写出了至少22部介绍西方的著作。但吊诡的是，这些对西欧国家地理、历史、政治、军事、经济都有所涉及的书没有一本销量超过1000册。当时最流行的书是情色小说，传奇演义。再看一本书，《几何原本》，这是由官方刻定的科学书籍，只有100本。
后来，《海国图志》竟然在中国绝版了，这令日本人盐谷世弘也为之义愤：“……呜呼！忠智之士，忧国著书，其君不用，反而资之他邦。吾固不独为默深悲，抑且为清主悲也去！”
此时的日本，福泽继续写着畅销书，《劝学论》开宗明义宣称：“天未在人之上造人，亦未在人之下造人。”这句话好比神的启示一样，给封建桎梏下的大多数日本人带来无比的振奋。很多人因受这部书的启蒙，恍然大悟到个人的尊严，能在独立自由的新天地间，获得精神的解放。
这部书，如以每篇销行量20万册计算，大约有340万册传布于日本民间。如此盛况，诚可用“洛阳纸贵”一词来形容。
“我们要从内心谢绝亚细亚东方的坏朋友”，福泽谕吉说，在不到3000字的文章中，他宣布日本要与韩国和中国两个相邻千年的朋友绝交，因为日本要跨入文明世界之行列。谕吉兴办了一种不偏不党的日刊报纸，称为《时事新报》。他亲自撰写社论，“控制朝鲜论”、“瓜分中国论”、“日本脱亚入欧论”，主张日本必须为此不惜一切代价向东亚扩张。后来者木户孝允、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明治维新三杰”）继承了福泽谕吉的衣钵，并把它操作起来。
他译著的书不胜枚举，前后共有60余部，论册数，计达一百数十册。诸如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历史地理、制度风俗等固不待说；就是天文、物理、化学，或是儿童读物、习字范本、修养丛书等，甚至连簿记法、兵器操作法或攻城野战法等，都包括在内，范围之广，有如百科全书。在今天，这些绝不可能是出于一个人之手的。福泽谕吉几乎以一己之力完成了近代日本的启蒙运动。
福泽谕吉以平民身份终其一生，但他却被称为“明治维新之父”。日本人在一万日元大钞正面，印上了福泽谕吉的头像，强盛的日本正来自于这个平民，而不是天皇。
徐继畲逝后三年，郭嵩焘于1876年出使西洋，亲眼目睹了西方世界的实际情况，印证了《瀛寰志略》对外部世界的真实描述，在给国内的信中感叹地说：“徐先生未历西土，所言乃确实如是，且早吾辈二十余年，非深谋远虑加人一等者乎？”
郭嵩焘按照其时的积习，将旅欧时每天所写的日记稍作整理，定名为《使西纪程》，抄写一份，寄回总理衙门。这看起来有点像福泽谕吉的《西行记》，事实上也一点不逊色于前者。
应该说，郭嵩焘的情报工作搞得相当不错，或许是为了让更多的官员了解情况，当时的外交部总理衙门就此将书刻版付印。但是没想到还是有许多人跳出来痛心疾首地责骂此书败坏风气，其时户部一位名为李慈铭的官员声称“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此所为顽固派惯有的反应。
跳脚的自然并非李慈铭一个人，有清一代涌现出无数读书读傻了的清流们。于是噼里啪啦地一通奏折，光绪皇帝最后居然下令销毁书版（板）。
一本又一本的国家之书，不见于庙堂，不见于民间，只流落到若干精英人士手中，然后就此灰飞烟灭。一个本可以挽回的时代无可避免地以加速度的方式坠落了。
此后一年，曾纪泽游历国外归来，在香港写下了《中国先睡后醒论》，认为中国已经从睡梦中醒来。可惜的是，一两个人的醒来终究变化不成一个国家的醒来。
还要再等三年，梁启超入京会试，返程途经上海，才“从坊间购得《瀛寰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这部“注定要成为整整一代中国文人最重要的世界地图集”，此时已经出版了近半个世纪。
那些迟到的书和先进的人跌入历史的黑洞中，无言长叹。
150年后，那些人成了古人，那些书成了古籍。
有一个名为钟叔河的人将这些书收拢来，编著成《走向世界丛书》，居然立刻洛阳纸贵，许多中国人是第一次看见这些书，那曾经沉寂过的文字居然又一次让年轻人们感受到“那个禁锢封闭时代的一股新鲜之风”。这些书从此改变了又一代人的命运和走向。
这是一个民族的悲哀，还是幸运？
甲午之战，进入倒计时第四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