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血缘部落发展阶段
血缘部落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来维系部落统治。氏族是组成部落的基本单位，在氏族内部又组成血缘家族。从血缘家族到普那路亚家族无外乎就是婚姻关系的变革，从摩尔根到恩格斯均有过详细的论述。恩格斯对血缘婚转变为族外婚有过具体的论述，他说：“一切兄弟和姊妹间，甚至母方最远的旁系亲属间的性交关系的禁例一经确立，上述集团（血缘家族群团——欧注）便转化为氏族了，换言之，即组成一个确定的、彼此不能结婚的女系血缘亲属集团；从这时起，这种集团就由于其他共同的社会制度和宗教制度而日益巩固起来，并且与同一部落内的其他氏族区别开来了。”“氏族一旦成为社会单位，那么差不多以不可克服的必然性（因为这是很自然的）从这种单位中发展出氏族、胞族及部落的全部组织起来。”在血缘部落时期，血缘关系成为管理部落的重要依据。因为同一部落的成员，他们认为自己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应情同手足，互助互利，团结协作，一旦出现威胁部落安全和生存的情况，大家就会全部出动来保卫部落。
中国游牧民族古代社会的历史，必然地要符合人类古代社会共同的发展规律，必然也经历了原始社会的血缘部落时期。我们以藏族和蒙古族为例，来进一步论述游牧民族血缘部落的发展阶段。
一、藏族的血缘部落时期
藏族作为中国古老的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一带，即今天的西藏、青海、四川、云南和甘肃等省区。藏族聚居在高原，那里海拔较高，幅员辽阔，雪峰连绵，山峦起伏，风光神奇而壮美。传说藏族最初是由“神猴”和“岩魔女”结合而产生的。据史料记载，藏族源于我国古代游牧民族羌人，与当地土著民族融合而发展成今天的藏族。
藏族和中国其他民族一样，也经历了漫长的氏族部落发展阶段，“氏族起源的神话传说，氏族部落崇拜的神祀和宗教，部落形态下的经济文化生活，以及部落间的交往和战争，构成了藏族远古史的主要内容”。
考古材料证明，拉萨河谷的开发不晚于距今4000年前，曲贡遗址发掘便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王仁湘先生认为：“曲贡遗址的发掘，使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新石器晚期藏族先民所创造的农耕文化，其发展水平大致是比较高的，大体与同时期的黄河与长江文年。明同步，并不显出有什么明显的落后。”继贾兰坡、童恩正等人提出西藏高原及其附近地区可能是世界人类发祥地之一的假说后，许多学者对石器时代西藏的远古文明进行了分析，并指出：“在新石器时代，西藏高原地区已经不只是某一个单一的原始部落的活动，相反，考古资料表明，当时西藏高原范围内至少已存在着三大支系各不相同、文化面貌各异的原始居民群体。他们是：以卡若文化为代表的居住于藏东河东谷区、从事定居农耕经济并兼有狩猎畜牧经济的卡若居民群体；以曲贡文化为代表居住于雅鲁藏布江中下游地区、从事定居农业和渔业经济为主的曲贡居民群体；以细石器文化为代表、主要活动于藏北高原地区并从事游牧和狩猎经济的藏北游牧居民群体”。从上述考古材料中我们可以窥视到藏族先民的氏族部落起源和发展历程。
除考古资料外，我们还可以通过汉藏古文献资料和民间文学的神化传说看到藏族先民原始社会的生活影子。但是关于藏族部落的远古情况，我们看到的和掌握的资料目前还十分有限，但就是从这些有限的资料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藏族血缘部落时期的发展轨迹。
据14世纪成书的《王统世系明鉴》记载，藏族的祖先是猕猴与岩魔女结合，传出最早的人类。其后子孙繁衍，分别在今西藏各地开垦平地，建筑城邑，直到聂赤赞普即吐蕃王系第一代赞普（王）从天降临，才有了君臣之分。虽然这种古老的传说具有浓厚的神化色彩，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从猿到人的历史发展中的真实性。另据藏史《贤者喜宴》之《吐蕃王统》函记载，雅隆河谷一带（即今天的西藏山南泽当），最初为四部，即斯部、桐部、穆部和冬部，彼此间经常发生纷争。这“四大部族所分布的情况为：第一是白耶桑·登天绳部族；第二是黑耶扪·稳如铁铸磐石部族；第三是江赤·聪慧神灯部族；第四是黑扪朱·狗尾草部族”。他们生活在山林河谷地带，“食自然之谷物，穿树叶之衣，在森林中如同野兽一样生活”。这里所讲的部族，其实就是远古时期藏族先民们的氏族部落时代的生活状况的真实写照。这充分说明了雅隆河流域是吐蕃民族的发祥地。
这时原始的宗教已在各部落中形成，其中包括自然、图腾、精灵和鬼神崇拜等。这种自然崇拜在雅隆河流域的部落广为流行，人们把自然界中的日月星辰看做是光明的使者，雅隆部落便以“鹘提悉补野”（光明的意思）为自己部落的称谓。随着时间的推移，部落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据记载出现了“玛桑九族”，各地的氏族和部落也不断出现。王尧译注的《敦煌吐蕃历史文书》中讲到，古昔各地小邦王子及其家臣如此应世而出。这里所指的“王”实际是部落酋长，“家臣”则是氏族首领。《贤者喜宴》之《吐蕃王统》函中也提到，当时有12小邦，稍后又有40小邦。随着氏族、部落的出现和发展，为了生存，部落间的战争频繁展开。王者威猛，相臣贤明，谋略深沉者相互剿灭，并入治下收为编氓。由于战争的需要，各种原始武器相继诞生，氏族成员人人佩带，成为保护部落和作战时最有效的杀伤武器，其中包括“弓箭、斧头、斧钺、矛、叉、匕首、投绳索和投石器”等兵器。由于各部落间这种战争的频繁发生，严重威胁着各部落成员的生命财产安全，这就迫切需要有一位杰出人物出来统一各部，正是在这一历史条件下，传说中自天而降的聂赤赞普，在到达雅隆河流域后，做了六牦牛部的领袖。六牦牛部就是雅隆部，只是在文献资料中不同称呼而已。当时以鹘提悉补野之位势最为崇高。可见，雅隆部落是当时最为强大的部落了。
关于聂赤赞普的神化传说，可以说是为了适应部落社会发展的需要才编造出来的。在血缘部落时期，血缘关系成了维系部落生存与发展的纽带，人们在这种血缘纽带下，接受氏族首领的管理。为了使雅隆部落这一血缘集团的后裔成为部落联盟的酋长，就有了聂赤赞普是住在天中心的六父天神之子弃端己的儿子，排行老三的神话传说。在他降临时，须弥山为之深深鞠躬致敬，树木为之快跑迎接，泉水为之上涌迎候，石头石块为之均弯腰作礼等。在聂赤赞普担任部落酋长以后，社会是优美的，人们都好像变得聪慧起来，所有的河流之上，山高土洁，地域美好，呈现出繁荣的景象。这种赞美恰恰说明藏族部落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比以前大大增强了，生产力水平提高了，社会发展向前迈了一大步。我们认为，对于“天神之子”的从天而降，实际是大家对这位部落酋长投的赞成票，因为血缘关系是维系部落统治的基础，为了让全体部落成员都明白，只有“天种”聂赤才能成为统领部落的赞普这一道理。他利用人们对自然的崇拜心理，使用从天而降来确立自己在部落中的统治地位，这说明父权制已在藏族部落中形成，聂赤赞普不过是雅隆部落推举出来的一位有名望的酋长而已。
为了便于对部落的统治，聂赤赞普时代原始本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自己“敬奉本教，并建造了雍仲拉孜寺”。可见原始宗教从形成之初就进入了部落管理的上层建筑领域，成为统治、约束部落成员的精神工具。据《五部遗教》之《大臣遗教》记载，当时藏区仍被“小邦”统治，出现了三舅臣、四大臣及父民六族等。对于众多部落聂赤赞普采用了“六忧虑”的管理办法，即偷盗、怒气、敌人、牦牛、毒和诅咒。对偷盗治罪，对怨怒施以仁慈，对敌人加以压服，对牦牛予以管束，以药除毒，消解诅咒。由此可见，赞普用宗教色彩很浓的管理手段来处理部落中全体成员的生产活动、日常生活、行为规范、对外战争等各项事宜。据《拉达克王系》记载，当时各部落已有了明确的分工，如：有4个卫戍部保卫赞普，有44个部落从事对外战争，44个部落从事生产，22个甲士保卫产品，12个商市献来财宝，以及识别智勇与愚恶的标准等。从这些记载中尽管可以看出有夸张之嫌疑，但还是能够反映出当时的部落组织结构和管理制度已比较发达和完善。
聂赤赞普以后下传六代赞普，统称为“天赤七王”。由于史料缺乏，这里就不再详细论述。但据《贤者喜宴》之《吐蕃王统》函记载，“天赤七王”均以母姓名氏命名，可见当时的母权制势力在部落的政治、社会生活中还有较强的残存土壤和广泛的影响。到支贡赞普时，部落规模进一步扩大，有父王属民的“父部九臣”，母后属民的“母部三支”。据称，支贡赞普本人乃天神之子，虽赋具常人体形，但与常人迥乎殊异，具有飞通天界之极大神通，狂躁傲慢，常令属下与之比武试能。说明他已是部落中具有绝对权威，文武双全和孤傲的部落酋长。但此时的部落内部的争权夺利的斗争时有发生，藏史中就有支贡赞普和大臣洛昂达孜角斗的记载，结果赞普被杀，赞普的三个儿子（霞赤、恰赤、尼雅赤）被逐，洛昂达孜篡位。后来，在扎氏之子茹拉杰的帮助下，复杀洛昂达孜。大王子霞赤率部下3000余人打回故地，收编原来的属民，将洛昂达孜家族的一些人置于死地，随后长子霞赤继承父位为部落酋长，任茹拉杰为亲信大臣。这种大臣与赞普父子的王权争夺战，反映出部落间的冲突已相当激烈，也说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速度是相当快的。此时已出现多种骨角器具和日用装饰品，人们已使用较为先进的木石结合、铁木结合的生产工具和多种战具，如弓箭、皮套绳、石凿、石刀、盔甲等。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就需要有适应其发展的政治力量。在支贡赞普时已形成了“赞普王权大，大臣议事大，辛本教能力大”的政治局面。为了消除其他政治力量，支贡赞普首先对本教采取措施，用引进其他地方的“阿夏本教”（外来本教）与土生原始本教相抗衡，达到削弱原始本教的目的；其次用比武试能的办法来铲除、削弱大的权力和本教的势力，使其赞普的统治逐渐适应部落经济发展的需要。这场带有宗教色彩的政治斗争，充分说明了雅隆部落的阶级分化已愈演愈烈。到布德贡吉酋长时期，兼并战争接连不断，雅鲁藏布江以南各部已逐渐被征服，势力发展到雅鲁藏布江以北各部。已出现“谋略舅臣”、“工务官”等官职。这时外来本教与当地的原始本教合二为一，出现了以“卍”字为教符（吉祥多福之意）的新兴本教。这种新兴本教的教义中已孕育着祈福乞药、兴旺人才、保家卫国、指示善恶和决定是非等有关宗教、政治、道德和司法等几个方面的规范。由此可见，宗教在藏族部落的政治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到拉托托日年赞时期，据藏史记载，佛教传入此地。据说，拉托托日年赞60岁时，一天正当他坐于雍拉岗宫中，突然天空出现五光十色的吉祥彩虹，随即从天空降下两部经典、金塔、牟陀罗印、如意珠印牌等六种佛物。这是佛教传人西藏的最早记录。其实这些佛物并非从天而降，而是外域佛教徒带来的，当时“本教徒因敬爱上天，故谓从天而降”。之后，佛教在西藏广为传播，深得各赞普的推崇，为以后藏传佛教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在藏族人民中间广为流传的《格萨尔王传》中，我们也能找到古代藏族部落社会处在血缘部落时期的痕迹。例如在《格萨尔王传》的《极盛彩绫立规范》、《英雄诞生》、《赛马称王》等分部本中，对“岭族”世系有这样的记载：自第一位藏王聂赤赞普（即汉文史料记载的“鹘提悉补野”）起，经过“天赤七王”、“上丁二王”、“中累六王”、“地德八王”到“下赞二王”的最后一王赤德托赞时，王族里有一位名叫岭洛哇的女子，因其肤色洁白，人们又叫她“岭尕尔玛”，她生下了一个“不知父亲是谁”的儿子岭尕尔散贝东珠，人们简称他为“岭尕尔哇”。从岭尕尔哇传下来的后裔便是“岭尕尔氏”。散贝东珠与娘布首领娘赤的后裔成亲，其后代又被称为“穆布敦氏”，简称“敦氏”（这个“敦”也是吐蕃远古四大部落“色”、“穆”、“敦”、“东”的名称一）。这表明，古代藏族部落也经历了母权制氏族部落和父权制氏族部落，而以格萨尔这位男性为首领的“岭尕尔国”（实为亲族部落联盟）的血缘部落组织是从母系氏族发展而来。从史诗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引火烧炊”、“挤奶巧手”、“牵马坠镫”、“敬酒献茶”、“年轻姑娘需要是贤淑”等等关于女性的描述。这表明当时的家庭完全是以男性为中心，妇女处于从属地位，女性受着夫权的支配。这种父权制家庭已完全取代了母权制家庭，从而成为血缘氏族部落的基本单位。
史诗告诉我们，岭尕尔氏长、仲、幼三系的“上岭赛氏八兄弟部落”、“中岭奥木布六部落”、“下岭木绛四部落”，共计18个部落是构成“岭国”的核心。而他们的头目都属于同一血缘关系的胞族。在格萨尔未登王位前岭国有“三王”，即“总管王”戎擦叉干、“达容王”晁同、“森隆王”森唐拉杰。戎擦、森隆是亲兄弟，与晁同是叔伯兄弟；岭国的二号英雄人物嘉擦霞尕尔，他的全名是“敦·奔巴·嘉擦霞尕尔”，“敦”是祖姓，“奔巴”是幼系的族姓，母亲为汉女，故曰“嘉擦”（汉族外甥），他是格萨尔同父异母的兄长；长系部落首领赛巴·尼奔达尔雅（因其祖母赛措玛而得部落姓）；仲系首领（部落长）奥木·阿奴华桑；幼系部落长木绛·仁钦达尔鲁皆为格萨尔的堂叔父。岭族嫡系之外的嘉洛诸部落军事头领奥雅周吉是格萨尔的妻弟；丹玛诸部的首领擦香丹玛祥叉是格萨尔的“表叔”（擦香意为“甥舅”，丹玛各部因归服岭国，与岭氏族构成甥舅关系），而丹玛、卡拉等各部的部落长丹玛·古如坚赞则是擦香丹玛祥叉的侄子，与格萨尔是姑表兄弟关系。
格萨尔赛马称王后，立即加强了防御和军事部署：防御东方姜国萨旦木王的首领是嘉擦；防御南方门国香赤王的首领是雅梅僧达阿敦木（果、觉等部的部落长）；防御西方霍尔王的首领是擦香丹玛；防御北方魔国路赞王的首领是年擦阿旦（晁同长子）；尼奔达尔雅、阿奴华桑兼本系部落的军事首领；达让部部落长阿奴斯潘（晁同的叔伯兄弟）、尼敦·奥伊达尔潘（仲系副部落长）为“家臣”；幼系部落长木绛·仁钦华尔鲁兼领本系部落政务与军事；却江维乃亥（珠、嘎德诸部部落长）为王宫侍卫长；德高望重的总管王戎擦叉干仍主持部落联盟议事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