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骊山微电子公司工程师、年仅四十七岁的共产党员罗健夫逝世了。人们按照他的遗嘱，将他的遗体献给了祖国的医学事业。当医生解剖遗体时，发现他周身布满癌肿，胸骨已经酥软，一碰就碎了。而他，就在去世前几天，还同看望他的同志探讨着祖国的微电子事业。可以想见，他是忍受着多么巨大的苦痛进行最后一次拼搏呵！在场的同志都哭了，连不轻易动感情的医护人员也热泪滚滚。
荣获“模范共产党员”、“优秀科学工作者”光荣称号的罗健夫，用行动实践了自己入党时的誓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把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献给党！
当生命即将终结的时候
一九八一年十月，正当罗健夫在研制Ⅲ型图形发生器的时候，他感到胸部阵阵疼痛，但他没去医院检查，没告诉周围同志，也没让爱人知道，仍旧夜以继日地奋发工作。由于研制工作需要，他来到了北京。这时，病痛加剧，他抓了几服中草药，晚上一边熬药，一边翻阅资料。白天，在工作室里，他一只手顶着胸口，另一只手操作器械。同志们看他痛得脸上渗出汗珠，劝他休息，他却一笑说。“没关系，贴块伤湿止痛膏就好了。”公司领导得知他有病后，多次写信让他回去，他却说：“这里需要我，我不能走！”他就这样以惊人的毅力带病坚持工作了三个月。
今年春节后，在领导的再三催促下，罗健夫才去了医院。经检查确诊。淋巴癌，晚期！
面对这沉重的打击，罗健夫十分镇静，他嘱咐身边的同志。“别告诉我爱人，也别做切片检查了。现在我的时间已经很少了，工作量还很大，每分每秒对我都宝贵，我要抓紧修改图纸，还要……”
一个已经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终结的人，不是哀叹人生的短暂，不是眷恋小家庭的温暖，而是首先想到未竞的事业，想到要作最后的贡献，这是何等高尚的情操呵！周围同志听了他那真挚感人的话语，无不热泪盈眶。
为了填补祖国的一个空白
罗健夫是我国五十年代培养的大学生。他一九五九年入党，从一九六五年起从事微电子的科研工作。七十年代初，图形发出器在我国是个空白，而它又是我国发展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关键设备之一。一九七○年，罗健夫接受研制任务后，简直忘记了一切。他以顽强的毅力，在较短的时间内掌握了两门外国语和大量的专业知识，他一头扎进工作室，连续几天不出来。饿了，啃块馍；困了，躺在地板上打个盹。一九七六年闹地霞，人心惶惶，罗健夫却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依然埋头于工作室。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个春节，家家团聚，他又是在工作室里用加倍的工作欢庆胜利佳节。一次，他在北京执行任务。爱人去看望他，他没陪爱人逛逛北京城，手头的工作一点没放松，还让爱人帮他整理资料。爱人离京临上火车前，他们才匆匆在天安门前合影留念。
罗健夫的忘我精神，终于结出了丰硕的成果。一九七二年，他和同志们一道，研制出我国第一台图形发生器。一九七五年，Ⅱ型图形发生器又问世了。一九七八年，这一成果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共产党员就要少想个人
走进罗健夫的家，你几乎找不到一件像样的家具。屋里摆着旧床、旧书架、旧柜子，一张窄小的两屉桌上，放着一个旧花瓶，瓶口倒插着一个灯头，纸糊个罩子，就成了他的台灯。然而，就在这盏灯下，他写出了多少有价值的论文！
他常说，“党和人民的事业是最崇高，最有意义的。在它面前，个人的一切都显得那么次要，那么渺小！”一九七七年调资时，个别人争呀，吵呀，而罗健夫虽然完全具备升级条件，却一再找领导表示：“我是共产党员，家里经济不困难，把名额让给别人吧！”实际上，他工资不高，两个孩子都上学，家庭负担很重。尤其是这一年，他弟弟不幸去世，留下两个孩子。他给弟媳写信说：国家还很困难，你们要尽量少向国家伸手，以后我每月寄去些钱贴补家用。这样，他的经济状况更紧张了。当党委批准他主动让出升级名额时，他激动地说：“我感受到这是党对一个党员的信任，这就是我最大的欣慰！”以后两次调资，罗健夫又主动提出把名额让给别人。
一九七八年，Ⅱ型图形发生器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获奖，罗健夫作为这个科研项目的负责人应得头功。但是，当别人问起这项重大成果时，他总是兴致勃勃地介绍某部分是哪位设计的，另一部分是谁设计的，惟独不谈他自己。三千元奖金中他应得的一份，他一分不要。由于他在研制图形发生器和半导体专用设备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中国电子学会设备组决定吸收他为学会成员，他婉言谢绝，把这份荣誉让给了其他同志。又一次，公司派他去香港考察，他知道许多同志都想亲眼看看那里电子工业的情况，便诚恳向领导说“别的同志去，也能完成任务。”结果，又让别人去了。按他的实际水平和贡献，罗健夫完全可以考为高级工程师。但是，两次考定职称的机会，他都悄然避开。总工程师动员他报名，他谦逊地说。“我现在水平不够，等把Ⅲ型图形发生器搞出来再说吧！”说完又一头扎进研制工作里去了。一九七八年，组织上打算提升他任研究室主任，一九八一年又准备提升他任制版中心副主任、主任工程师，都被他一次次辞掉了。他满怀深情地请求道：“感谢党对我的信任，我不是不服从分配，还是让我集中全部精力从事研制工作吧！”
罗健夫把一切个人的待遇、荣誉、职称、地位统统置之度外，这是什么精神？是共产主义精神！正像他自己常说的，“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所做的都是我应该做的，而且按照‘奋斗终生’的标准说，我永远做得不够，还要加倍努力，再加倍努力！”人们从他这朴实的语言中，似乎看到了他那颗晶莹闪亮的心。
可是，有人对他这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思想境界感到“不可理解”。每逢听到这种话，他总是笑笑说：“有啥不可理解的，不专心致志地考虑党的事业，那还算什么共产党员？要当共产党员，就要少想点个人的事！”
共产党员永远属于党
罗健夫患病后，组织上千方百计为他联系住院。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满口答应：第一个安排他。老罗知道后，生气地说：“那么多病人等床位，把我安排在前头，影响不好！请转告医生，一定要按病情、按顺序安排住院。我是共产党员，那样做是不道德的。”
由于病重，组织决定他在家休息，并叫他爱人照顾他。他坚决不答应，对爱人说：“我不能工作，你再不工作怎么行？”硬是把爱人赶去上班。
罗健夫病情越来越严重，今年四月，他作为垂危患者住进了医院。入院后，他不要组织派人照顾，并积极配合医护人员进行治疗。他对医生说：“征服癌症也是一场革命，革命总会有牺牲，尽管有些人看不到胜利的那一天，但胜利一定会到来的。你就在我身上大胆地进行试验吧！”
在死亡随时都会降临的最后的时刻，他决心用实际行动发挥一个共产党员的作用。病房里病人多，有些病人常常哭闹，他从不厌烦，经常帮着做劝慰工作。有时来看望他的同志多了，他挣扎着起来，拄着拐杖一寸一寸地移出病房，在房外和同志们交谈，以免影响其他病人休养。在住院的两个月中，他从未要求护士打过一次止痛针，从未呻吟过一声，从未拉过一次信号灯。为爱惜国家财产，他特地让爱人买来白布，铺在自己坐卧的地方，以免弄脏公家的东西。他对医生说。“不要为我再花钱了，把省下来的钱和药给别人用吧！”临终的前一天，他为了能多争取一点时间去工作，还支撑着做他已力不能支的抗癌气功。临终的前一天夜里，他要上厕所。为了让医护人员减少麻烦，他不开灯，一点一点扶着墙挪去，中途他病痛难忍，蹲了下来，幸被值班护士发现，扶他去了厕所。他只想到：我现在惟一能做的，就是别再给同志们添麻烦了，这样，我心里才踏实。
一九八二年六月十六日十时三十五分，党的好儿子罗健夫停止了呼吸。他爱人遵照他的遗愿，没买一件新衣服，只给他穿上了那件打着补丁的衬衣和那条洗得发白的棉毛裤。遗体送走后，他爱人就上了班，孩子上了学。人们哭着说：他真像一根透红的蜡烛，燃尽自己，献出光明。
罗健夫同志去世了，他没给家人留下什么遗产，却给人们留下了一份宝贵的财富。他让人们看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思想情操；他让人们懂得了一个共产党员的生命的真正价值。
这，正是他终生所追求的。
（原载一九八二年九月七日《工人日报》）（作者刘军 王玉年）
罗健夫
党的十二大精神，激荡着十亿人的心！许许多多共产党员在深思：怎样使自己的一言一行不愧为有共产主义觉悟的中国工人阶级先锋战士？千千万万职工群众也在想：怎样让自己的一举一动称得上“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
就在这庄严时刻，《工人日报》九月七日报道了航天工业部陕西骊山微电子公司工程师、优秀共产党员罗健夫的事迹。不出几天，报社就收到全国各地数百封来信。大家迫切要求更详尽地了解罗健夫，更深入地学习他的共产主义精神！
遵照读者的意愿，我们前往骊山，同罗键夫生前共同战斗过的几十位同志作了一次次深谈。人们含着热泪追忆他的生平，用诚挚的话语描绘他的心灵，怀着无限的敬意述说他在共产主义征途上的实践……
一
罗健夫在本单位出名，是从一九七○年当“国王”开始的。也正是从这时起，更多的人了解了他，敬佩他无私的献身精神和科学道德。
提起“国王”，说来话长。在那动乱的一九六九年，罗健夫接受了研制图形发生器的任务，并担任这个课题组的组长。那些天，老罗紧皱眉头。他思忖着：这是个填补国家空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项目。可眼下呢？一、自己过去是学核物理的，搞电子设备不在行；二、国外“禁运”这个产品，国内无图纸，无资料，无样机；三、这乱哄哄的日子，搞科研常受干扰。
怕干扰偏来干扰。就在研制组开始工作不久，当时的革委会领导突然决定：抽走组里搞计算机的技术员干别的去。老罗急了，“一铆钉一楔的活儿，没人搞计算机，还研制什么发生器？简直是釜底抽薪”他找革委会领导申辩情由。不料，这竟成了“臭老九翘尾巴”的“罪状”。随后，“打倒独立王国国王罗健夫”的大字报、大漫画糊满了院墙。连续一两个月，他被大会点名，中会批判，小会勒令检查。从此，“独立王国国王”的名声，在全公司无人不晓。
眼见这拆台、挨整的冤屈，老罗苦闷，大家心里透凉，一致预感到：研制工作得告吹啦！
出乎人们预料的是，罗健夫当真做检查了。
“好，我检查！”老罗一开口，大家都以为他是先做“检讨”后撂挑子。谁也没想到，罗健夫抛开“独立王国”的是非曲直不谈，真心实意地检查说：“我们研制图形发生器，不是为我，也不是为你，是国家急需，党的事业急需！作为一个党员，我为什么不替党着急？调走了一个人，没人搞计算机，我为什么没有担起双份工作的勇气，自己顶上去？……”
这短短数语，体现了罗健夫对党坚贞、严于责己的博大胸襟，并以他那无所畏惧的共产党员的豪气，感动了周围的人！人们激动地赞叹道：“老罗，高哇！你这番话代表了咱一代人的心！”连那位革委会领导也不得不当众承认：“老罗是个好同志，他的检查说明了他的思想境界，我也受教育！”
一场“国王”的风波平息了，研制组的工作恢复了正常。但是，前进道路上仍然荆棘丛生。罗健夫要承担图形发生器电子电路的设计，要顶替别人搞计算机，作为课题组长还要懂一些机械制造、半导体应用等专业知识。老罗掂出了肩上担子的分量，出路只有一条：改变生活习惯，挤出足够时间。罗健夫果真这样忘我地拼搏了！
他，窗前的灯光经常是最后一个熄灭，而又最先一个亮起，一连多年，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全部业余时间用来刻苦读书、翻阅资料、思考设计、攻取第二外语，还要向爱人——一位计算机工程师请教计算机原理和应用技术。
他常常连续三天、五天、七天，一头扎进工作室里。饿了啃块馍，渴了喝口水，困了在地板上躺一会儿，夜以继日，埋头苦干。那年，当地闹地震，人心惶惶，他置个人安危于度外，同志们劝他、拉他，他硬是不离工作室。打倒“四人帮”后第一个春节，家家欢聚，他却独自在工作室用辛勤劳动庆祝这一历史性胜利。
他，为了事业把个人生活简化得不能再简化。两个馒头夹一块臭豆腐、一碗面条拌一点酱油就算一餐。他身上穿戴的仍是当年部队发的军衣军帽。一家人准备添置衣物的钱，常常被他用来买了研制图形发生器需要的书籍。出差到外地，他从不游山玩水，不放过一刻学习，工作的时机。
他，专心致志，工作入迷，走出新华书店，登上公共汽车就看书，往往来时想不起到站，坐回去又忘记下车。半夜进厕所，边思考工作边脱上衣，及至发现衣服没处搁，他才猛想起这儿不是宿舍……
他就这样舍身忘我，奋发工作，终于带领全组同志于一九七二年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图形发生器，填补了电子工业的一项空白。三年后，又研制成Ⅱ型图形发生器，一九七八年获得全国科学大会的奖励。接着，他又和全组同志向“Ⅲ型”发起了进攻。
出成果了！大家欢悦，也自然想起老罗。
然而，罗健夫在成果面前想什么？“在科学上，重要的是研究出来的‘东西’，而不是研究者的‘个人’。”这就是他的座右铭。
“哈，老罗，这下你可立了大功啦！”
遇到这种情况，老罗总是告诉人们，这一部分是某同志设计的，那一部分是某同志搞成的，从不提自己。
“电路、计算机总算你的功劳吧？”
“那是人家指导我干的，我那点作用，不值一提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