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通过老鼠实验已经证明滴滴涕（DDT）和除草剂等阻碍大脑神经细胞的发育并可引发攻击性。此外，我们还观察到美国五大湖周边的一些野鸟不交配、不繁殖小鸟等异常现象。专家认为这也是污染的化学物质对大脑影响的结果。正如《西西里宣言》所说，化学物质对大脑神经的恶劣影响已经是不容置疑的了，根本不用再列举稀薄水中毒等例子。
1999年5月在东京召开的日本环境激素学会的主题是“对脑神经系统的影响”。也就是说，现在在环境激素研究人员中，“污染的化学物质致使大脑神经异常”已是常识。
让我们看一个1999年环境激素学会上报告的例子吧。
这是富山医药大学分子神经生物学津田正明教授的一篇研究论文。题目是家庭用杀虫剂和蚊香等所含的除虫菊酯类农药给大脑细胞带来的影响。
首先，在刚刚生育的母老鼠的饮用水中加入0．33～33微克／克的杀虫剂。因母老鼠给小老鼠哺乳，杀虫剂随之进入小老鼠体内。然后，取出小老鼠的大脑和小脑，观察神经细胞等在生存、分化过程中所必需的神经营养因子（BDNP）的基因。结果是没有加杀虫剂的小老鼠的神经营养因子的合成随着老鼠的成长而增加，而加了杀虫剂的鼠群从出生后2～3周开始，神经营养因子的合成开始减少。并且，随着杀虫剂浓度的提高，神经营养因子的合成受到抑制，证明极其微量的农药也可以“阻碍大脑的发育”。
人乳中的杀虫菊酯的平均污染值比以上的数值要小得多，但是，如果房间中连续使用含有杀虫剂的蚊香的话，母体血液中的杀虫菊酯浓度就会上升。宫田教授认为：“杀虫菊酯进入人体后，虽然可以代谢，但对于婴儿来说并不是没有风险的。”这是因为1岁前后，防止有害物质侵入大脑内部的“血液头囟儿”发育尚不完全的缘故。因此有害物质很有可能通过母乳直击婴儿大脑。
日本东海大学医学部神经内分泌免疫学的坂部贡副教授给发育未成熟的母鼠添加了农药和合成洗涤剂的原料壬酚。母鼠的内分泌器官胸腺变小，淋巴细胞减少。
当人体内有异物侵入时，对抗异物的淋巴细胞等免疫细胞也具有和性激素相结合的受体。也就是说，当环境激素进入体内时，免疫功能也极有可能发生异常。并且，免疫系统和大脑神经系统往往使用同一个信息传送物质。坂部副教授的研究证明在老鼠胎儿大脑神经系统的分化和发育过程中已经生成了和性激素相结合的受体。坂部认为：“低浓度既然可以对免疫系统产生影响，那也完全可能对大脑神经产生影响。”
任何有致癌可能的物质都不能使用
日本生活评论家、药剂师境野米子在《周刊朝日》（1999年12月9日号）的封面发出警告说：“任何有致癌可能的物质最好不要使用。”
境野认为，沐浴液中的聚乙二醇甘氨酸和二丁基羟基“都有致癌的嫌疑”，她明确指出，聚乙二醇十二酯乙醚硫酸盐具有“使受精卵死亡的可能”，黄色5号具有致癌性，它们都是不可能被其他物质击败的危险性极高的化学成分。
不得不反思的人类食物链污染
氮污染
地球上一切生物都是以一定规律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科学上有一个专用的名词——食物链，即大家常说的“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食物链等级呈“金字塔”形排列。最底层的是低等生物，然后生物等级逐级升高，而居“金字塔”最顶端就是我们人类。当水质受到工业或农药污染后，水中的浮游小生物首先将有毒物质摄入体内，这许多浮游小生物又是虾和小鱼的食物，其被虾和小鱼等吞吃后，有毒物质就又累加了一层，而大量的虾、小鱼又是大鱼的食物，其被大鱼等吞吃掉，毒物就又一次被累积。最终，虾、小鱼和大鱼都被搬上了人的餐桌，故人受的毒害最深，这就是所谓“食物链的生物富集作用”。
自然界的生物按照其食性关系而形成的、相互制约的、多链节形式的关系就是常说的食物链。我们人类则处于食物链的终端。而另一方面，人类与动物的排泄物或尸体，又被微生物分解后迁移到土壤中，由太阳能的促进作用，再与土壤共同协调供给植物，由此产生一系列能量的转移和物质循环，皆依赖食物的联系形成各种生物之间的关系，周而复始，循环不止，这就是生物圈中的食物链，是保持生物与生态环境平衡的基本要素。因此不难看出，自然界的食物链中任何一个环节发生问题，最终都将影响人类的健康。
多数人类癌症可能与环境因素有关。含氮的亚硝胺类化合物已是世界公认的最具危害性的一类环境化学致癌物质。硝酸盐、亚硝酸盐与二级胺是亚硝胺的前体。环境中的氨基化合物可通过微生物的代谢活动产生二级胺，此外人体代谢的中间产物——氨基酸、肌酸、胆碱等也都是二级胺的丰富原料。故亚硝胺不仅在体外，在体内亦可合成。不难看出水环境中硝酸盐、亚硝酸盐的存在具有潜在的危害，而含氮化合物对地下水的污染殃及人类食物链。
人类营养过度造成氮污染
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与人口的增长，人类排泄物（粪便、尿液）对水环境——特别是地下水的氮污染愈来愈受到重视，寻求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已是生态学的重要课题。由于欧洲国家传统饮食结构素以动物性食物为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食物中蛋白质的摄入量越来越高，普遍大大超过营养需求量。以德国为例，目前其人均蛋白质摄入水平已是营养需要量的3倍。这造成人类排泄物中含氮化合物含量上升，从而对水环境，特别是地下水产生了严重的污染。
水环境中的有机物以含氮化合物最为不稳定。它们最初进入水体时多是十分复杂的有机氮形式，由于受水中微生物的分解作用，逐渐变成较简单的化合物，即由蛋白性物质分解成肽、氨基酸等。在上述降解过程中有机氮化合物不断减少，而无机氮化合物则不断增加。若处于无氧环境，则最终产物是氨；如有氧存在则氨会进一步被氧化转变成为亚硝酸盐与硝酸盐。
由于我国历史悠久，人口众多，人类排泄物对地下水的氮污染更是不容忽视。20世纪70年代华北地区为提高农作物产量，曾动员多方寻找“肥水”——含氮高的地下水。这些井位往往处于古代居民聚集的村落旧址。它实际上反映了历史上人类活动对地下水的污染。为了保护环境，特别是地下水环境，除居民区人类排泄物的处理外，大型养猪场等建设也应当合理规划，三废的排放应经过处理，绝不能因急功近利而破坏环境，危及食物链，贻害子孙。
滥用化肥造成氮污染
长期以来，“产量第一”的思想禁锢着许多人，为了增产的单一目标，不合理地大量滥用化肥。这种耗能型化学农业不仅造成巨大的能源浪费（每增产1倍粮食要投入9倍的化肥），而且使土质遭到破坏（土壤板结，团粒结构减少），同时对水环境造成严重的氮污染。现在，西方国家已充分认识到耗能型化学农业的危害，正在向传统的东方“生态”型农业转变。因此我们绝不能放弃中华民族几千年生态有机农业的优秀民族文化传统与宝贵遗产，去重蹈西方的覆辙，重复西方已犯过的错误；而应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鼓励提高有机肥的用量，坚持秸秆还田。压缩单一化肥施用比例，提高化肥利用率，这不仅可减少浪费，更重要的是可有效控制化学肥料流失与对食物链的污染。
伴随着国内外绿色农业潮流的兴起，生物肥料近几年在我国异军突起，新产品不断涌现。针对生物肥料的优越性，世界各国都将其当作农业绿色革命的先导产品加以开发和应用。我国在该方面的研究开发和应用已走在世界前列，涌现出一大批先进的产品，推广使用面积也在不断扩大。
所谓生物肥料是一种微生物肥料，它是由具有特殊效能的微生物经发酵而成。它的原理是利用某些特殊的微生物固氮菌将空气中的氮进行转化而供农作物吸收，并利用其分泌物将土壤中不易被农作物吸收的不可溶性的磷转化成便于农作物吸收的可溶性磷，从而为农作物提供充足的氮、磷、钾等营养。生物肥料比一般化学肥料优越的是能提高土壤的有机质含量，提高农产品品质，有效地改变因施用化肥而造成的“瓜不香，果不甜，菜无味”的问题。
目前食用动物的饲养也在改革。例如，在猪饲料中适量添加氨基酸溶素，可以明显减少蛋白质的需要量，动物在生长加快的同时，随着粪便和尿液排出的氮化合物量却减少。用这个方式可以达到既增加产量又减少环境氮污染的目标。
在沙壤地区可以用饲养奶牛的办法来减少氮的施用量，在这里的草场上应当多种白苜蓿作为奶牛的饲料，这种苜蓿可以借助共生的细菌固定空气中的氮，从而部分代替施用氮肥。采用这种方式可以顺利向生态农业过渡；同传统的种植制度相比，硝酸盐的污染也可以减轻。
农药污染
几千年来，人们已经使用某些来源于自然的物质（生物或矿物来源）与引起经济灾难（食品和衣物）的害虫或疾病作斗争。在我国，历代《本草》中都有关于利用自然来源的矿物、植物等进行灭菌、杀虫和防病的记载。据说，西方早在荷马时代，元素硫就已被用作抗真菌剂。砷化物作为保护植物的杀虫剂开始于1865年左右。在取自植物的杀虫剂中，含有尼古丁的烟草提取物和含有除虫菊酯的菊花提取物的使用是许多例子中的典型。在《昆虫学年鉴》 （1994）中，J．R．Coats的文章提到了20类“天然”杀虫剂，其中一些已具有很长的使用历史。它们包括除虫菊酯、鱼藤酮、尼古丁、茄碱、咖啡因、萜类化合物、生氰化合物、漆树酸、葫芦素、微生物类、毒蛇液和来源于无机化合物类的含砷制剂等。
有趣的是，许多“天然杀虫剂”是由于植物为了它自身防止真菌、昆虫和动物的捕食而产生的。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Ames教授声称：“已发现数万种天然农药。”一些广为人知的化合物如黄樟素、丙烯酸乙酯、醋酸苄酯、儿茶酚、咖啡酸、绿原酸出现在许多熟悉的水果和蔬菜上。现在当我们食入并消化一份洋白菜时，我们至少要接触到49种天然农药及其代谢物。
1939年，农药滴滴涕（DDT）的发现引导人类进入了使用合成农药的时代。在美国，农药这个名词指的是各种“农用的毒物”，包括杀虫剂、除草剂、除真菌剂、杀线虫剂、灭鼠剂，甚至包括植物生长调节剂。如此看来，可能中文名词“农药”其字面意思应当是“农业药品”或“农业医药品”更合乎逻辑。
从1941年起，成百万吨的合成化合物作为害虫控制剂而被进行大田试验。仅1977年，约有12000种化学合成物质在大量生产前被筛选。而在那之前，已有300多种化学合成物质作为农药出售。农药被分为4大类，即有机氯、有机磷、氨基甲酸酯和其他如除虫菊酯。功能上它们可划分为除草剂、杀虫剂、杀真菌剂或其他（如生长调节剂）。全世界使用的农药中，45％以上是除草剂。其他大约30％是杀虫剂，其用于控制昆虫和其他害虫。昆虫是地球上数量最大的生物，大约有100万种以上，其中大约有1％被认为是严重的害虫。杀虫剂对人类健康所作的贡献是引人注目的。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仅滴滴涕（DDT）的使用就拯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并防止了相当多种类疾病的传播。
近期较鲜为人知的例子是控制“黑蝇”传播的疾病。在非洲位于活尔特河谷盆地的7个国家中，黑蝇协助了盘尾丝虫病的传播。在那里，100万被该病侵袭的人群中，许多人由于眼睛发炎而失明，很多地方可以看见孩子们引导着他们失明的父亲在田里干活。然而，随着双氢除虫菌素（一种除虫菌素的类似物）的出现，现在已可能将其用于整个村庄的大面积群体人群的预防，并使这种疾病的传染率明显降低。
美国科学院会议记录汇编90卷的一项陈述中指出：“本世纪对健康的一个主要贡献者是合成农药，农药极大地降低了食品生产成本消费，并且保证了大多数种植的庄稼将由人吃掉而不是被昆虫吃掉。”
食品中含有大量的农药残毒
在人类生活的地球上，大气、水、土壤、能源等构成了生生不息的循环，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发生了变化，都会对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影响。许多人都知道农药对身体有害，农药的污染不只是在果蔬等农作物表面，农药污染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它不仅危害到农作物，还对许多其他领域产生影响。
自古以来，人们都对庄稼地里的虫子感到头痛。中国古人曾熬制中药灌浇作物以达到杀虫的目的。在那个时代，这就是一种早期的“绿色农药”，基本上没有污染；但是到了现代社会，许多毒性很强的有机合成农药出现了，它们虽然效率很高，能杀死多种害虫，但对人类健康的危害也是非常广泛的。如今的菜市场上，了解食品卫生的人们主动要买带虫眼的蔬菜，因为虫子都敢吃，说明农药少。的确，蔬菜上有几个虫眼总比有农药强。《无声的发条》一书的作者悲观地描述道：“在地球上，人类正面临两个巨大的人为的危险——辐射物和化学品。而化学品中的主要罪犯就是农药，农药中最大的敌人是DDT。”而《毒物的循环》一书则写道：“从工业化国家向第三世界国家出口被禁止使用的农药是全球范围的丑闻。”
美国加州伯克利《生物组成的资源中心》发表的论文认为：害虫综合管理的概念在中国早已实践了几百年，这一先进概念的高明之处在于，它是一种立足于生态的害虫控制战略。其结合了化学的、生物的和种植的方法，来实施害虫的综合管理选择，包括使害虫不活动。当前，中国科学家对天然存在的植物生长调节剂（brassinosteroids）的研究已引起美国农业科学界的高度重视。
美国近年出台了一项法律，凡在该国出售的蔬菜、水果，除标明品名、等级、价格、产地等外，还须增加一项新内容，即标明农药残留物的含量。曾几何时，人们随心所欲地大量施用化肥、喷洒农药，使农作物的产量得到大幅度的提高。然而与此同时相伴发生的是：土地受到严重污染、食品中含有大量的农药残毒。20世纪50年代，曾大量使用过的六六六（BHC）、滴滴涕（DDT）等有机氯农药残留在土地中，经过二三十年也难以降解，造成无法克服的农药残毒污染。美国公布的监测数据表明，在美国34个州的地下水中含有39种农药残毒污染，在10％的公共供水系统中也发现有农药残留。美国为此专门制定了《安全饮用水和毒物强制管理条例》，或称“65号议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