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夏曾佑
谭嗣同跟杨仁山学佛，缘于夏曾佑的介绍和推荐。在北京一批维新人物的圈子中，夏曾佑的名气相当大。梁启超曾说：“启超屡游京师，渐交当世士大夫，而其讲学最契之友，曰夏曾佑、谭嗣同。”当时北京知识界异常活跃，一批具有新思想的年轻人经常聚在一起谈论时事，像欧洲的文艺沙龙一样。经常参加这个沙龙的就有梁启超、杨锐、汪大燮、夏曾佑、谭嗣同、于式枚、文廷式等人。夏曾佑是其中的佼佼者。他每发宏论，皆惊四座。梁启超在给他的一封信中说：“自不见足下以来，朋辈中玄妙之论久绝于耳矣。”在梁启超的心目中，他的才华排在谭嗣同的前面，只是在谭嗣同写出《仁学》之后，两人的位置才有所改变。
夏曾佑，字穗卿，浙江杭州人。近代浙江籍的许多著名学者，如蔡元培、马叙伦等，都把他尊为前辈乡贤。章太炎也是他一度要好的朋友，汪康年则是他的表兄弟。
后人把夏曾佑定位为“近代诗人、历史学家、学者”。作为历史学家，他创作了《中国历史教科书》，后改名为《中国古代史》，在当时名气很大，影响也很大。他1890年中进士时，年仅28岁。他后任礼部主事。他中进士之前，曾到南京结识杨仁山，拜杨仁山为师，学习佛法。他在北京任礼部主事期间，在维新人士的圈子中，佛学的名声也很大，有朋友称：“天机清妙，最善谈佛，吾所见海内宗教家，惟湘人吴雁舟出其右耳。”1896年，他被邀请至天津，在“育才馆”任教，结识了严复，与严共同创办了《国闻报》，与梁启超、汪康年在上海创办的《时务报》遥相呼应，宣传西方的科学和民主，抨击科举和旧教育制度。在他办《国闻报》期间，章太炎到了天津，两人成为好友。在他的影响之下，章太炎也开始对佛学产生了兴趣。1903至1906年，章太炎在因宣传革命被捕关押期间，钻研佛学所用的书本就是夏曾佑为他提供的金陵刻经处刻印的《大乘起信论》和《成唯识论》。
杨仁山传第十一章向佛问学多才俊在戊戌变法时期，夏曾佑因未参加实际政治活动，未遭捕杀之祸。但清廷认为他是“异端分子”，将他派往远离北京这个政治中心的安徽祁门当知县。他在交通偏僻的徽州深山中，作为一介知县，渐渐淡出中国的思想界而致力于佛学研究。他与杨仁山经常通信，向杨请教佛学问题。他在信中说：“弟子十年以来，深观宗教，流略而外，金头五顶之书、基督天方之学，近岁粗能通其大意，辨其径途矣。惟有佛法，法中之王，此语不诬，至斯益信。”因对佛教的深入研究，他得出一个结论：“近来国家之祸，实由全国民人太不明宗教之理之故所致，非宗教之理大明，必不足以图治也。至于出世，更不待意矣！”他虽在一个偏僻的小县，心仍不忘国家的政治。在他看来，在当时黑云压城的气氛之下，挽救世道民心的可能也只有依赖宗教了。
杨仁山在给他的回信中回答了他所提出的佛学问题。比如佛教与婆罗门教的关系问题，很多人都认为婆罗门教是印度最古老的宗教，因而认为佛教源出婆罗门。当时夏曾佑也持这一看法。杨仁山则予以澄清：佛教是迦叶、阿难在铁围山结集，诸大菩萨以神通力流传世间，凡夫始得见闻，而不是源出婆罗门教，两者教义大相径庭。佛教在印度兴起后，婆罗门教的贤哲们发现佛教比婆罗门教先进得多，于是，他们与时俱进，从善如流，择善而从之，放弃原教，归顺佛教，绝非是佛教源出婆罗门教。
夏曾佑认为中国佛教的衰落实由禅宗而起。这一点与杨仁山不谋而合。杨仁山则进一步指出：日本佛教的衰落实由“净土真宗”。杨仁山给夏曾佑的信中说：“尊示云，佛教之衰，实由禅宗，支那固然，而日本则衰于真宗。近阅真宗之书，与经意大相违背，层层辩驳，冀得改正，接得复函，知彼决不能改，亦无可如何耳。”其时，杨仁山正与日本净土真宗的僧侣进行佛法大辩论，心中的愤懑和无奈在给夏曾佑的信中表露无遗。
夏曾佑在祁门任职三年期满后，回到上海。因母亲去世，他丁忧三年。丁忧期间，他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写作《中国历史教科书》。后他随五大员出洋考察。回国后，他曾任泗州知州、两江总督文案。他在两江总督府工作期间，经常出入于金陵刻经处，与老师杨仁山共同讨论佛法。他与沈曾植两人在一起谈论佛学昼夜不倦。他与苏曼殊在一起谈论佛学，让苏曼殊深为佩服。他也是后来成立的中国佛教会的成员之一。
民国以后，他因与蔡元培有同乡情谊，蔡邀请他担任教育部社会司司长，因而他能作为鲁迅的上级而与鲁迅共事于教育部。但鲁迅对他的印象似乎颇为不佳，私下认为他“阴鸷可畏”，给他取了个外号叫“老吓公”。到了1916年，他改任京师图书馆长，至1924年去世，享年62岁。
二、郑观应的独善之求
戊戌变法失败后，维新人士遭到覆灭性打击，中国的维新变法事业宣告中止，一大批维新人士心头苦闷，深感前程黑暗。特别是两年以后的庚子之变，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朝廷西逃，关心国家命运的有识之士，内心更加沉痛和绝望，企图从佛学中求得解脱。著名维新派代表人物郑观应的内心状态似乎就是这样。
郑观应既是一位维新思想家，又是当时著名的实业家，曾受李鸿章委派筹办上海机器织布局，任织布局总经理。后曾任上海电报局总经理、轮船招商局总经理等职。他所写《盛世危言》一书，使朝野震动，各界人士纷纷争阅，求书者络绎不绝，一印再印。礼部尚书将该书推荐给光绪皇帝。光绪皇帝读完嘉叹不已，诏命分发大臣阅读。《盛世危言》以“富强求国”为主题，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领域提出了全方位的改革的意见。书中尤其指出，在同光中兴以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若不及时进行政体改革，国家命运必然潜伏巨大危机——这就是他的“盛世危言”。后来国家的一系列变故都不幸被他所言中。他竭力主张效法英国、日本，速行君主立宪政体，认为如此才能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真正走上富强之路。
这样一位高才博学之士，在1900年庚子之变后，远遁广州，希望能在佛学中寻求独善之路。他致信杨仁山，请教学佛的途径。信中说：
值此国步艰难，翠华远狩，中原蒿目，痛哭新亭，此海内忠义之士，心所同具者也。窃思兼善之机既阻，独善之道可为。下走（指自己）虽混俗趋尘，然好道之心，童而习之，至衰朽犹如一日。祗以至人未遇，口诀难逢，仰视青霄，每增浩叹。侧听先生，抱道在躬，和光养性，生平心得，定有不凡。问途必于已经，自是求道者第一要义，其秘密藏固不敢妄请赐教，至若授受之陈迹，初终之大旨，正邪之分界，天人之节次，敢乞不弃颛蒙，有以教之，幸甚幸甚！拙作诗草二册，聊用伴函。
郑在信中所说“国步艰难，翠华远狩”，是指庚子之变，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慈禧、光绪远逃“西狩”这一事件。这个时期，他的“兼善之机”已经受阻，只有“独善之道”可为。看来他不能兼济天下，也只能独善其身了。他对宗教的信仰从童年就已经开始了，至今也没有改变，只是没有遇到良师指点途径。现在要向杨仁山请教“初终之大旨，正邪之分界，天人之节次”等重要问题。
杨仁山及时回信，信中指出：
修行人常以兼善为怀，若存独善之心，则违大乘道矣。鄙人学佛以来，近四十年。如则释、道兼学，冀得长生而修佛法，方免退堕之虞。两家名宿，参访多人，证以古书，互有出入，遂舍道而专学佛。如是有年，始知佛法之深妙，统摄诸教而无遗也。盖道家首重命功，佛家直须命根断。命根断，则当下无生，岂有死耶？生死既不可得，而假生死以行大愿，是以《华严经》中善财所参知识。比丘居士，仙人天神，错杂间出，皆是一真法界所流露也。若认定金丹秘诀修成之仙，或为仙官，或为散仙，终不出上帝所统之界，不过高于人界一等耳，虽寿至千万岁，亦有尽时也。鄙人常以《大乘起信论》为师，仅万余言，遍能贯通三藏圣教。凡习此论者，皆马鸣大士之徒。奉赠一册以备浏览。又拙作《阴符经发隐》、《十宗略说》各一册，呈请教正。《起信论》末后提出净土一门，为超脱轮回之捷径。昔昙鸾法师舍陶弘景所传之仙诀，专修十六观法，往生净土，岂非人杰也哉！愿与同志者效之。
杨仁山给郑观应的这封信，只不过数百字，但却是一封最为重要的信，至少在四个方面体现了杨仁山的佛学思想：
1世人多认为信佛的人是遁入空门，求独善之道。这是对大乘佛教的误解。杨仁山一贯主张“弘法利生”。如果仅为独善其身，则违背了佛教“救世济民”的思想。大乘佛教之所以能够复兴，正是因为它有普度众生、顺应民心的思想基础。这里必须要破除世俗的误解和偏见。
2杨仁山比较道教与佛教的不同，说出了心目中认为佛教统摄三教的原因：因为“命根断”而超越对长命百岁的执著，故而能行大愿。
3说出了以遵守起信论开始而以净土为归向的佛学思想。
4说出了自己的学佛经历和佛学思想形成的过程。
在《等不等观杂录》中，只收有杨仁山与郑观应这一来一复的通信，而在郑观应的文集里却未收录，不知后来他们之间是否继续联系。郑观应是中国工商发展的一位能力极强的干才，一生忙碌不停。不久之后他就被湖广总督张之洞起用，任汉阳铁厂总经理，兼总办粤汉铁路。到1909年他又复任招商局。民国以后他致力办教育，任招商局公学主任、上海商务中学名誉董事等职。1927年，他病逝于上海提篮桥招商公学寓所。
三、深柳门下
“深柳大师”是门人弟子对杨仁山的尊称。除了前面已经说到的谭嗣同、桂伯华、梅光羲、黎端甫、李证罡等人深柳堂外，深柳门下还有余同伯、孙少侯、高鹤年、狄楚青、欧阳柱、蒯若木、邱希明、濮伯欣、陈樨庵、陈宜甫等等，还有后来祗洹精舍的太虚、普光、惠敏、仁山等二十余僧。对这些人作为杨仁山的弟子，完全可以开出一长串的名单。我们在本书中也对他们略作介绍：
余同伯，江苏苏州人，同盟会会员，早年留学日本，1906年至1911年入住金陵刻经处，一面跟杨仁山学佛，一面从事革命活动。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余同伯离开南京，赴上海进行革命活动，1913年因喉疾猝逝于上海。
孙少侯，安徽寿县人，同盟会会员，曾住金陵刻经处师从杨仁山学佛。1906年从日本回国后被捕入狱。因他是孙家鼐（咸丰九年状元，光绪帝师）的族人，两江总督端方仅轻判徒刑五年。入狱期间，其家属藏匿在金陵刻经处，受到杨仁山的保护。辛亥革命后，孙少侯获释，由他主持安庆全局，任安徽省都督。不久赴北京任参议院议员、总统府高级顾问。1924年病逝。
高鹤年，祖籍安徽，后迁江苏。1902年住进金陵刻经处，师从杨仁山学佛。一年多以后，向杨仁山告假，作徒步朝山访道的旅行家，获得杨仁山赞许，并叮嘱：“出外参访，务须着眼，学必参而得悟，津以知而不迷，知之非难，行之维艰。”他旅行归来后，写有重要著作《名山访游记》而一举成名。
狄楚青，名葆贤，江苏溧阳人，光绪举人。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一段时间后回国，师从杨仁山学佛。1904年在上海创办《时报》，主持该报先后达17年。晚年笃好佛学，是佛学研究会成员。辛亥革命后，在上海办《民报》和有正书局。1912年他在上海出版了《佛学丛报》。
欧阳柱，字石芝，广东新县人，早年三试不第，中年到南京，师从杨仁山学佛，专修净土。1889年在上海开办宝记脱影楼，为中国最早的照相馆，所使用的照相机就是杨仁山出使欧洲时从海外带回的。
蒯若木，名寿枢，安徽合肥人，蒯礼卿的侄子，同盟会会员，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他曾师从杨仁山学佛，历任工商部司长，甘肃交通局长，青海屯垦使和矿务监督，对刻经处后来的发展支持极大。
邱希明，江西宜黄人，曾师从欧阳渐学王阳明之学，后来到金陵刻经处，师从杨仁山学佛。
濮伯欣，字一乘，江苏溧水人，师从杨仁山学佛。民国元年（1912）狄楚青在上海主办《佛学丛报》，聘请他任主编。《佛学丛报》第一期曾刊登《杨仁山居士事略》作者未署名。据杨氏后人回忆，作者即为濮伯欣。
陈樨庵，名镜清，杨仁山家乡广阳人，曾任杨仁山孙辈的家庭教师，深得杨仁山信任，跟杨仁山学佛。杨仁山去世后，遗命他负责刻经处事务，任流通部主任，实际上由他负总责。
陈宜甫，江苏镇江人，杨仁山的学佛弟子，长期追随杨仁山执著于刻经事业。杨仁山去世后，他与欧阳渐、陈樨庵共同主持刻经处，一直到1952年去世。杨步伟在1948年写给他的信中说：“先生如此高年，犹不负先祖之亲手委托，以维难局，真是不但杨氏子孙应感激万分，即十方护持刻经处者，亦应同极感激也。”他在刻经处工作四十余年，为护持刻经处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从以上这些杨仁山的门下弟子的简历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都是当时的精英人士，有的堪称一代人杰，个个都是利根上等、功底深厚的饱学之士，而这正是杨仁山对学佛者所需素质的要求。同时，纵观这些杨门弟子，可以知道他们中一大部分人是戊戌变法中的维新思想家和后来推翻清王朝的革命志士，所以杨步伟在回忆录中说他们家庭是对革命有贡献的。杨仁山两次出使西方，对西方国家的文明进步深有了解，熟悉民主政治与高度发达的工商业，痛恨朝廷的腐败和制度的落后，希望中国有翻天覆地的变化。他是一位关注时事政治和国家命运的一位佛学思想家，其“弘法利生”的佛学主张与维新思想家推动改革变法维新，以及革命人士对国家前途的思考，都有内在精神上的一致性，因此，晚清时期凡具有新思想的人物均与杨仁山的佛学思想有关系。梁启超说：“晚清所谓的新学家者，凡有真信仰者率皈依文会。”通过对杨仁山一生和他的佛学思想的全面了解，就能知道梁启超话中的真意。
四、与陈三立、刘师培、沈曾植等友人的交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