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时，她的吐血的病又发作了。她母亲也有这个病，每当身体累了或是心绪不好，她就会吐血。冰心这次的病不消说，是她即将离家的留恋之情的表现。老师们和父母都十分着急，带她到协和医院去检查。结果从透视和其他方面，都找不出有肺病的症状。医生断定是肺气枝涨大，不算什么大病症。那时她的考上协和医学院的同学们和林巧稚大夫——她也还是学生，都半开玩笑地和她说：“这是天才病！不要胡思乱想，心绪稳定下来就好了。”
于是冰心一面预备行装，一面结束学业。在毕业典礼台上，冰心除了得到一张学士文凭之外，还意外地得到了一把荣誉奖的金钥匙。
这一年8月3日，冰心离开北京，到上海准备去美。临行以前，她的弟弟们和他们的小朋友们，再三要求她常给他们写信。她答应了。这就是后来她写那本《寄小读者》的“灵感”！
8月17日，美国邮船“杰克逊总统”号，就把带着满腔离愁的冰心，从“可爱的海棠叶形的祖国”载走了！
【大师小传】
冰心（1900—1999），原名谢婉莹，笔名冰心女士、男士等，原籍福建长乐，生于福建福州。中国现、当代著名女作家。
冰心自幼年时代起，就广泛接触了中国古典小说和译作。1918年入协和女子大学预科，积极参加“五四运动”。1919年开始发表第一篇小说《两个家庭》，此后相继发表《斯人独惟悴》、《去国》等探索人生问题的“问题小说”；同时受到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写作无标题的自由体小诗，这些晶莹清丽、轻柔隽逸的小诗，后结集为《繁星》和《春水》出版，被人称为“春水体”。1920年入燕京大学文科。1921年加入文学研究会。同年发表散文《笑》和《往事》。
1923年冰心大学毕业，赴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学院学习英国文学。在旅途和留美期间，著有散文集《寄小读者》，显示出婉约典雅、轻灵隽丽、凝炼流畅的风格，具有高度的艺术表现力，比小说和诗歌取得更高的成就。这种独特的风格，曾被时人称为“冰心体”，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1926年冰心获文学硕士学位后回国，执教于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等校。此后著有散文《南归》，小说《分》、《冬儿姑娘》等，表现了更为深厚的社会内涵。抗日战争期间，在昆明、重庆等地从事创作和文化救亡活动。1946年赴日本，曾任东京大学教授。1951年回国，先后任《人民文学》编委、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文联副主席等职。作品有散文集《归来以后》、《再寄小读者》、《我们把春天吵醒了》、《樱花赞》、《拾穗小札》、《晚晴集》、《三寄小读者》等，展示出多彩的生活，艺术上仍保持着她的独特风格。她的短篇小说《空巢》获1980年度优秀短篇小说奖。儿童文学作品选集《小桔灯》于同年在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中获荣誉奖。
冰心的文学作品，除上面提到的外，还出版有小说集《超人》、小说散文集《往事》、散文集《关于女人》，以及《冰心全集》、《冰心文集》、《冰心著译选集》等。她的作品被译成多种外文出版。
台静农在北京大学：旁听从文，追随鲁迅
1922年，台静农在家乡安徽霍丘及汉口、南京、上海等地辗转上完小学、中学以后，便来到北京大学文学系旁听；1924年又转到该校国学研究所半工半读。在与鲁迅的交往中，鲁迅发现台静农的小说创作很有潜力，便鼓励他多读外国的文学作品，注意从自己熟悉的民间掘取创作的源泉。台静农亦遵从鲁迅的教导，遂由诗歌创作转向小说。
在北大旁听，开始文学创作
台静农从中学时代开始就热爱文学。1922年，他在家乡安徽霍丘及汉口、南京、上海等地辗转上完小学、中学以后，便来到北京，在北大文学系旁听；1924年又转该校国学研究所半工半读。当时，研究所中师长有蔡元培、陈垣、马衡、沈兼士、刘半农等，同学有董作宾、陆侃如、冯沅君、庄尚严、常惠等。
此时，台静农已开始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1922年首次发表新诗《宝刀》，1923年发表第一篇小说《负伤的鸟》。1925年初识鲁迅，此后两人关系密切，友谊深厚。在鲁迅的精神影响下，台静农与其霍丘老乡李霁野、韦素园、韦丛芜及曹靖华等6人，在北京成立了一个文学社团——“未名社”。未名社存在时间有7年多之久，曾出版“未名丛刊”18种、“未名新集”6种，以及不列丛书名2种，是“五四”时期最重要的文学社团之一。
1928年与1930年，台静农出版小说集《地之子》、《建塔者》，所作同情下层人民苦难，抨击黑暗现实，充满乡土气息。他早年也写散文，散见于《莽原》杂志上。
新文学的“燃灯人”
台静农追随时代前进的脚印，早年写过反映青年要求恋爱自由的小说，后来也写过一些怀念革命者和宣传抗日思想的篇什。但最具特色、且最有成就的，还是那些始刊于《莽原》半月刊、随之结集为《地之子》的小说。这些作品以冷峻、沉郁的笔调，写出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鲁迅语）。他晚年收进《台静农短篇小说集》的15篇作品，就有12篇出自《地之子》。他在“后记”中写道：“其十篇中的九篇都是以我的故乡为题材的，还保留了乡土的语言。这次读过后，使我有隔世感的乡土情分，又凄然的起伏在我的心中。”（台湾远景出版社1980年版《台静农短篇小说集》）
鲁迅先生在《地之子》出版以后，即称赞它为“优秀之作”（《二心集·我们要的批评家》）；并在后来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时，特意以自己的小说发端，而以台静农的小说殿后。其中，台静农入选4篇：《天二哥》、《红灯》、《新坟》和《蚯蚓们》，与鲁迅的篇数相等，而超过其他作者。这足以说明，在鲁迅看来，台静农的小说是不容忽视的。
现代文学史家杨义先生认为，台静农的小说“从内容到风格，皆师法鲁迅”；并认定他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杰出的“乡土小说作家”（《中国现代小说史》）。台静农的小说，师承鲁迅的现实主义传统，不仅写出了传统等级制度和封建习俗造成的乡村悲剧，而且写出了民国初年军阀横行和社会动乱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他笔下的人间闭塞、灰冷、残酷，有若传说中的阴曹，到处是邪气扑扑，鬼影幢幢。作者在描写之中，融进异常深挚的悲愤之情，这就更增加了其小说的悲剧色彩。
因此，香港文学家刘以鬯先生认为：“20年代，中国小说家能够将旧社会的病态这样深刻地描绘出来，鲁迅之外，台静农是最成功的一位。”
与李霁野的友情
在家乡霍丘叶集的几个同学之中，李霁野与韦素园、台静农的友情最为要好。在叶集镇上，台、李两家是近邻。在台静农、李霁野还是一两岁的婴儿时，两家大人就经常抱着他们相互串门；两个尚不懂事的小孩竟会相视而笑，就像生下来就认识似的。
李霁野与台静农的友谊保持的时间最长，一直延续到90年代初台静农逝世。在近90年的漫长岁月里，他们结下了兄弟般的情谊。无论是在叶集儿童时期、北平未名社时期、抗战中四川白沙女子师范学院时期，甚至建国后远隔海峡两岸时期，他们始终是心心相印、彼此牵挂的。
辛亥革命以后，新思想也像春风一样，吹进了叶集这个靠近大别山区的农村。当李霁野他们看到民国成立后还有那么多落后的现象时，就再也憋不住了，便发动了一场砸佛像、剪辫子的运动。
少年时代的一次炉边夜谈，是李霁野终生难忘的。这次夜谈就在韦素园的家里，参加的有韦素园、台静农、张目寒、李霁野、韦丛芜5个人。脚下生着一盆烧得正旺的炭火，火边上煨着一个陶罐，罐里的沸水发出嘶嘶的悦耳声。他们就围坐在盆火旁，海阔天空地交谈，从人生理想、个人希望、社会新闻、国家大事，一直谈到正在发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们边谈话边饮茶，并不时发出一阵阵欢畅的笑声。就这样一直谈到鸡鸣报晓，才惊觉到已谈了一个通宵，事先准备的一担水几乎全被他们喝光了。
从1925年夏未名社成立到1931年秋未名社解体，这7年时间是台静农、李霁野他们的重要人生阶段。他们已从少儿时代的青春伙伴，变成了同一壕沟里的战友。他们的友谊，在经受一次重大磨练后，变得更加坚实深厚了。
1928年4月，由于李霁野翻译的《文学与革命》（托洛斯基著）被北洋政府视为共产党的违禁宣传品，未名社遭查封，台静农、李霁野、韦丛芜同时被捕，在前门警察局的牢房里关了整整50天（韦丛芜因病已提前释放）。在这段囚禁的日子里，他们亲身感受到了旧势力的黑暗与暴虐。夜里，牢房的气氛更加恐怖，少女的细声呻吟、大汉受刑时的凄厉叫喊，让人听了不寒而栗。但这一切，并没有摧毁这两个青年人的精神，他们虽然生死难卜，却还在想着出狱后要读读法布尔的《昆虫记》，翻译波兰小说家式曼斯基的《一撮盐》。
经过好友常维钧在狱外四处奔走，鲁迅先生也给北平一个政客写了信，台静农、李霁野终于取保获释了。自由是珍贵的，也是要用斗争来保卫的，但他们手中只有一支笔。于是在出狱后不久，李霁野便开始翻译《一撮盐》，并很快译成一本小说集《不幸的一群》，在被捕1周年时由未名社出版。这是别有深意的纪念，也是一种无声的反抗。
与鲁迅师生情深
台静农1922年9月在北大旁听时，听过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但直到1925年4月，才在小学同学、鲁迅的学生张目寒的引荐下，拜会了鲁迅先生。当时同去的，还有李霁野、韦素园、韦丛芜等几个安徽籍同乡。鲁迅对这几位年轻人的来访十分高兴，与他们交谈了很长时间，临别时还将他新出版的小说集分别赠送给他们。以后，这几位文学青年多次拜会鲁迅。他都十分热情，经常是谈到深夜才离去。
1925年8月，这几位文学青年来拜会鲁迅时，向鲁迅诉苦说，他们翻译的文学作品出版很困难。鲁迅说，他的译作也有没有出版的，主要是出版商见赚不到钱就不乐意出版。他告诉他们，日本有个“丸善书店”，是由十几个大学生集资成立的。他建议这几个文学青年办一个书店，他可以为他们代审书稿。如经费不足，他可以筹措几百块钱，先印一本他的书，不要稿酬，等赚了钱，再给大家出版。这样，就在鲁迅的倡议和支持下，他们成立了文学社团“未名社”。
鲁迅在与这几位文学青年的交往中，发现台静农的小说创作很有潜力，便鼓励他多读外国的文学作品，注意从自己熟悉的民间掘取创作的源泉。台静农遵从鲁迅的教导，从诗歌创作转向小说。他起初的创作还很稚嫩，鲁迅每次都将小说文稿仔细批阅，做好记号，与他交换意见。经台静农修改定稿后，鲁迅再推荐给《语丝》等刊物发表。
在鲁迅的指导和帮助下，台静农的小说创作受到鲁迅很深的影响，因此有的评论家称台静农的小说“从内容到风格都是师从鲁迅的”。
台静农在1926年编选了一本《关于鲁迅及其著作》一书，收入自1923年到1926年间报刊发表的评论鲁迅著作的文章12篇。这是台静农出版的第一本书，也是新文学史上第一本评论鲁迅的论集。
1927年，在北大任教的瑞典学者斯文赫定，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他对鲁迅的文学贡献很是重视，想提名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就请北大同仁刘半农征求鲁迅的意见。当时刘半农与鲁迅的关系疏远了，刘半农就找到在中法大学任教的台静农，让他将斯文赫定的建议转告给鲁迅。
台静农当天晚上就给鲁迅写信，恳请先生答应提名参评。不料鲁迅在回信中，除了对刘半农表示深深的感谢之外，还谦逊地写道：“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还有很多，“要拿这钱，还欠努力”，婉辞拒绝了斯文赫定的建议。
在台静农的小说集《地之子》出版后，鲁迅十分高兴地向读者推荐这本书，称它是“优秀之作”。1934年鲁迅为良友图书公司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时，在选入的59篇作品中，就选入了台静农的4篇作品。
在鲁迅与台静农交往的十几年间，台静农共收到先生的信函达69封之多。鲁迅逝世后，台静农将这些信函全部交给许广平，编入《集外集》和《鲁迅书信集》。
新文化的遗种，未名社的大将
台静农是一个喝着新文化乳汁长大的安徽农家孩子。1918年9月，16岁的台静农来到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在北大半工半读，在民间歌谣的研究和创作上颇有建树。
1925年，在鲁迅的鼓励下，台静农和几个同乡一起成立未名社，并着力于乡土小说的创作。对于台静农最初的创作，鲁迅不仅教导他从熟悉的生活中取材，还在作品完成后帮他细心修改。从1925年开始，台静农与鲁迅往来密切，台静农对于鲁迅终身持弟子礼。
据鲁迅日记里不完全的记载，从1925年4月27日两人初次相识开始，到1936年10月16日鲁迅晚年止，在11年多的时间里，台静农共拜访鲁迅39次，致信74封；鲁迅回访9次，回信69封。可见二人关系的密切程度。
在鲁迅的指导下，台静农写出了一系列富有写实意义、饱含乡土气息的小说。他先后在《莽原》周刊、《莽原》半月刊、《未名》半月刊等地发表《天二哥》、《红灯》、《新坟》、《蚯蚓们》、《弃婴》等小说。在这些小说里，台静农既白描出了当时乡土百姓的困苦，又深层次地揭露了民族劣根性的一面。他的作品也因此深受鲁迅好评。
1928年，台静农准备将发表在《莽原》上的小说结集出版；最初拟定名为“蟪蛄”，取自《庄子·逍遥游》里的“蟪蛄不知春秋”。鲁迅却认为这个名字不太好，在对于生命悲悯之外，应该还有更多的意味。于是，台静农将小说集重取名为《地之子》。这部小说奠定了台静农在乡土小说界的地位；尤其是他的写实主义写作风格，被人认为是师法并步武鲁迅。1930年，未名社又出版了台静农的第二部短篇小说集《建塔者》，该书以大胆鞭挞新军阀的血腥统治而闻名。
从沈尹默等人学书法
台静农一生与书艺结下不解之缘，最初完全是“得自庭训”。他的父亲台佛岑工于书法，且爱好收藏名家字画。他自幼小的时候便“目濡耳染”，对书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父亲的严格训导之下，他从童蒙初开之时，每日必修的功课便是临帖；到了中学时代，已经将《华山碑》、《麻姑仙坛记》、《争座位》等名帖研习得烂熟于心，尤其是颜体字临得几能乱真。
在北京大学求学时，台静农曾投师于现代书法大师沈尹默先生的门下，于书艺之道获益匪浅。及至抗战爆发，他又和沈先生同时避乱于四川江津白沙镇。这时，他便有了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当面向沈先生探求书艺的“真经”。一次，台静农偶然模拟王觉斯的体势，为沈尹默所见；他认为王字“烂熟伤雅”，不可学。其后，台静农按照沈先生的指导，开始坐下来认真临习影印宋人尺牍，改学明末书法家倪元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