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学当时位于半山腰的一座法国修道院内。后来半山也就成了张爱玲小说里的重要背景：葛薇龙的姑姑便住在半山别墅，乔琪的车从山下一路开上来，薇龙等在路边，等着他回头；愫细同罗杰闹翻了，从半山一路地跑下来；言子夜教授的住宅，是在半山；范柳原为白流苏租的房子，也在半山。
在学校里，张爱玲最喜欢的去处是图书馆，那里是感情的冷藏室、文化的修罗场。那一排排的乌木长台和影沉沉的书架子，略带一点冷香的书卷气——是悠长的岁月，给它们薰上了书卷的寒香。那些大臣的奏章、象牙签、锦套子里装着的清代礼服的五色图版，以及那阴森幽寂的空气，都是她熟稔而喜爱的。坐在图书馆里，就仿佛坐在历史的殿堂中，有种君临天下的安泰与笃定。
香港本地的女孩，大都是圣斯提反书院毕业的。她们与马来西亚侨生都是只读英文，中文不过是识字；又多是阔小姐，最是挥金如土，眼高于顶的，社交活动多得如午夜繁星，又讲究吃又讲究穿。然而，张爱玲为了节约开支，却不敢参加任何活动，免得在学费膳宿与买书费外再有额外开销。所以，在香港求学3年，张爱玲连跳舞都没有学会，因为怕要置办跳舞裙子。
宿舍里有个叫周妙儿的女孩子，她父亲是巨富，买下整座离岛，盖了别墅。她请全宿舍的同学去玩1天，要自租小轮船，来回每人摊派十几块船钱。张爱玲为了省这十几块钱，便向修女请求不去。然而修女追根问底要知道原因，她于是不得不解释，从父母离异、被迫出走说起，一直说到母亲送她进大学的苦楚，说得眼圈渐渐红起来，自觉十分羞窘。偏那修女也不能做主，又回去请示修道院长，最后闹得所有人都知道了。张爱玲大丢面子，无可争强，只有以加倍地发奋苦读来雪耻。
为了加强英语练习，她从入学第一天起，便给自己定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不再用中文写字，连家信也是用英语书写；反正妈妈和姑姑的英语都是很好的，还可以顺便纠正她的语法错误。
求学3年里，只有过一次例外——就是为了参加《西风》杂志的征文比赛，写过一篇《我的天才梦》。
张爱玲本想凭借这篇文章获奖，以期挽回因穷而丢失的面子；没想到却闹了个乌龙，更加的郁闷了。
这件事，从此成了张爱玲心上的一块石头，压了大半辈子之久。
——也许是因为这个缘故，张爱玲后来才会大声喊出“出名要趁早”那句话。因为成名太晚，快乐也来得不那么痛快。
幸好她不愧是写小说的天才，最擅长揣摩别人的心思；把这项本领用在猜考题上，亦无往不利。年底成绩放榜，她居然门门功课考第一。港大文科二年级的2个奖学金，也被她一人独得。不但学费膳宿费全免，还有希望毕业后免费送到牛津大学读博士，总算扬眉吐气。
一个素以评分严厉出名的英国教授，半是服气半是负气地说：“我教了几十年的书了，还从来没有给过这么高的分数呢。”
张爱玲的反应并不快，她的聪明不是属于那种捷才型的。而且在港大学习的那些课程，肯定不都是她擅长并且喜欢的。她也不见得都能做到举重若轻。但是用她自己的话说，那时她“真的发奋用功了”。
由以上的成绩可以看出，她对分数的看重，而她为这些第一是付出了代价的。代价包括她暂时放弃了写小说的嗜好。自她断文识字、上小学、上中学，我们都可看到她的习作（规定的作文之外的），而这3年却是空白；她也不再大看那些她所喜爱的章回小说了。
大约只有绘画没有完全被她牺牲掉，但那也是因为不占太多的时间，而且她放开手来尽情地画，也还是以后的事情。
此外她牺牲的，还有闲暇游玩时的一种轻松的心境。偶与同学出去游山玩水、看人、谈天，她总是被迫着的，心里很不情愿，认为是糟踏时间。
然而，张爱玲仍然未能摆脱多舛的命运。1942年，因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攻香港，香港大学停办。张爱玲未能毕业，就与她的终生好友炎樱同船返回了上海。后报考上海圣约翰大学，又因“国文不及格”而未被录取。于是，为了生活的自立，她只得为《泰唔士报》和《20世纪》等英文杂志撰稿。
【名家小传】
张爱玲（1920—1995），原名张瑛，笔名梁京等，祖籍河北丰润，生于上海，童年在天津度过。中国现代著名女作家。
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原是清末著名大臣，与慈禧心腹中堂李鸿章是宦场好友；而她的祖母李菊耦，则是李鸿章之女。
可是到了她父母一代，家道已完全败落。父亲属于遗少型少爷，母亲是一个时髦的新女性。3岁时张爱玲随父母生活在天津，有一个短暂的幸福童年。受父亲风雅能文的影响，张爱玲从小就会背唐诗，给了她一些古典文学的启蒙，鼓励了她的文学嗜好；同时也受母亲向往西方文化的影响，生活情趣及艺术品味都是西洋化的。
然而好景不长，父亲娶了姨太太后，母亲不但勇敢地冲出了家庭的牢笼，而且更勇敢地与姑姑一起出洋留学，而年幼的张爱玲，则在失去了母爱之后，还要承受旧家庭的污浊。
张爱玲是一个天才儿童，6岁入私塾。在读诗背经的同时，就开始小说创作。1927年（7岁）随家回到上海。不久母亲回国，她又跟着母亲学画画、钢琴和英文。1929年（9岁）入小学。报名时母亲一时踌躇，觉得“张英”不够响亮，“胡乱译两个字”，取名“张爱玲”。
1931年秋，母亲将11岁的张爱玲送入上海圣玛利亚女子中学后，再次出洋。
1937年夏天张爱玲毕业时，母亲再次回国，向父亲提出让张爱玲留学英国的要求，遭到拒绝。后母借此与张爱玲发生冲突，父亲歇斯底里地将她禁闭在家中。张爱玲病在床上，多日无人照应，几乎丧命。
1938年，张爱玲虽然考取英国的伦敦大学，却因为战事激烈而无法前往。
1939年秋，张爱玲终于时来运转，得到改入香港大学文学系的机会。
1942年，因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攻香港，香港大学停办，张爱玲只好休学。
1943年（23岁），张爱玲在周瘦鹃主编的《紫罗兰》上发表《沉香屑·第一炉香》（以下简称《第一炉香》）后，一鸣惊人。从此她一发而不可收，在2年的时间里，在《紫罗兰》、《万象》、《杂志》、《天地》、《古今》等各种类型的刊物上发表了她一生中几乎所有最重要的小说和散文，包括小说《第一炉香》（1943年4月）、《第二炉香》（1943年5月）、《茉莉香片》（1943年6月）、《心经》（1943年7月）、《封锁》（1943年8月）、《倾城之恋》（1943年9月）、《金锁记》（1943年10月）、《琉璃瓦》（1943年10月）、《年青的时候》（1944年1月）、《花凋》（1944年2月）、《鸿鸾禧》（1944年5月）、《红玫瑰与白玫瑰》（1944年6月）、《桂花蒸·阿小悲秋》（1944年9月）、《等》（1944年11月），以及散文《到底是上海人》、《洋人看京戏及其他》、《更衣记》、《公寓生活记趣》、《烬余录》、《谈女人》、《论写作》、《有女同车》、《自己的文章》、《私语》、《谈画》、《谈音乐》等。
1944年8月和11月，张爱玲相继出版她最有代表性的小说集《传奇》和散文集《流言》。
也是在这一年，张爱玲与才子胡兰成举行了婚礼。不幸的是，这次婚姻也只维持了2年。
同时，张爱玲的辉煌才华转瞬即逝。抗战胜利后，因与汉奸胡兰成的关系而消沉，很少有作品问世。
1947年，创作电影剧本《太太万岁》和《不了情》，但已无“沦陷时期”的风头。
上海解放后，她虽然仍在创作，1951年曾以“梁京”为笔名发表过长篇小说《十八春》，还在《亦报》上连载过小说《小艾》，但也只能看作是她创作生涯的“回光返照”。
1952年7月，终于离开生她养她的上海，供职于香港的美国新闻处。
1954年7月和10月，先后出版两部小说《秧歌》和《赤地之恋》。
1955年秋，又告别香港，远赴美国定居，结识剧作家赖雅，并于同年8月第二次结婚。
1957年，在台湾《文学杂志》上发表她到美国后创作的小说《五四遗事》。
1966年，将中篇旧作《金锁记》改写为长篇小说《怨女》，在香港《星岛晚报》上连载。
1967年，赖雅去世后，应雷德克里芙女校的邀请，作驻校作家。
1969年，将旧作《十八春》略作改动后，易名为《半生缘》在台湾出版。
1977年出版《红楼梦魇》，这是她多年从事《红楼梦》研究的成果。
1981年出版《〈海上花列传〉评注》。
1983年将“苏白”对话的《海上花列传》译为国语出版，后又译为英文。
1994年，出版自传《对照记》。
晚年长期闭门谢客，过着寂寞的隐居生活。1995年9月8日，被人发现孤独地死于洛杉矶家中。
叶君健在武汉大学：攻克外文，成翻译家
叶君健在十里洋场的上海上英文课时，他那浓重的湖北乡音，往往成为同学们的笑料。但是，这个自小吃过苦的乡下孩子，被顽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所驱使，完全靠努力自学，终于克服了外语难关，从这种窘迫的局面中解脱了出来。
攻克外文难关，跨入文学殿堂
叶君健出生在湖北省红安县一个穷乡僻壤的小山村——八里湾镇下叶家河村。由于家贫，他从6岁开始就与牛为伴，闲时在村祠堂中从私塾先生处学些儒家经典。父亲在外地当小店员，几年才能回家团聚一次。叶君健从小营养不良、身体孱弱，但贫穷并未泯灭他爱读书的天性。农忙时，他帮家中割稻、摘棉、割草喂牲口；农闲时，识字、背书、写字、填词，如饥似渴地阅读新诗和散文。因此，他不仅打下了深厚的古文学根底，同时又接受了新文学思想的滋养，为他后来的文学创作奠定了根基。
1922年北伐军打到武汉，革命的风暴席卷了大半个中国，红安县也成立了农民协会。叶君健的大哥当了农会会长，二哥在武汉参加了店员工会，连幼小的叶君健也参加了小学的童子团，开始受到革命的洗礼。1927年春，蒋介石叛变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大哥几乎被杀，大嫂远避他乡削发为尼，二哥逃到上海又当上了小店员。这时，仅有14岁的叶君健，既受到革命的感染，也饱尝了动荡饥饿之苦。在走投无路的困境下，他的二哥把他带到了上海。原是为了让他继续读书，学点数学、英语等知识，以求能找到一个可靠的谋生职务。
刚到上海，他虽有了8年私塾的学历，但也只能插入高小二年级。学校里教的数学和英文等课，对他而言都是陌生的。尤其是上英文课时，他那浓重的湖北乡音，往往成为同学们的笑料。但是，这个自小吃过苦的乡下孩子，被顽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所驱使，完全靠努力自学，终于克服了外语难关，从这种窘迫的局面中解脱了出来。而且，2年间他就从小学跳到了高中，使同学们为之侧目。
这位从封闭式的山村骤然来到十里洋场的少年，目睹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畸形都市，结合在乡间看到的封建统治势力的罪孽，使他那淳朴、童稚的心灵萌生了对旧社会制度的憎恨。就在他感到气愤而又觉得没有出路时，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强占了我国东三省。上海“左联”和文艺界的爱国志士，掀起了宣传抗日救国浪潮，犹如黑暗中的曙光一样吸引着广大热血青年，同时也吸引着叶君健。他寻觅着、阅读着“左联”的文学作品和鲁迅等人的著作，特别是鲁迅的小说与杂文。他决心背离父兄为自己苦心设计的人生之路，投身到以抗日战争为主的文学战线上来，奋笔疾书，为拯救中华而战！从此，一步步跨上了文学艺术的殿堂。
早年影响过他的几本书
据叶君健自己回忆，在他所读过的书中，很难说有什么“最”，因为他读书很杂。“现在脑子里留下印象较深的、后来对我产生过影响的，是青少年时代读的几本书——也可以说是一批诗人和一个作家：《唐诗三百首》，那是我在乡下私塾发蒙以后开始背诵的；《苏曼殊全集》，也是在私塾里读的。”
十六七岁的时候，叶君健在上海念中学，不意中发现了布哈林的《史的唯物论》和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的中译本，译文生硬，像天书，但他还是生吞活剥地把它们读完了。后来听说，这两个人的观点都有问题。但他们的这两本书，却开阔了叶君健的视野，引导他对哲学、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感到兴趣，从而又促使他读了一些其他作者在这方面的书。
上大学后，叶君健专攻外语和外国文学，并且自己开始尝试写小说——用世界语写。他开始注意文字风格、结构和表现技巧。下述几位作家给他的印象最深，也影响了他的写作：梅里美、屠格涅夫、佛吉妮娅·吴尔芙和海明威。他们都是语言、结构、风格和“掌握感情火候”上的大师。他们是古典主义者，又是所谓“现代派”。他们对语言的运用，师法古人而又有独特的创造；如海明威的文字风格，源于《圣经》，而又结台了当代美国的口语，创造出一种诗化了的语言意境。
当然，叶君健是结合自己学外语和个人用外语写作，来阅读这些作家的原作的（只有屠格涅夫是通过英文翻译），一字一句地抠，进而才有这些个人的体会——这些作家的语言特点，在中文翻译中似乎基本上都失去了。
求学武汉大学外语系
叶君健14岁从湖北红安偏僻的小山村来到江城武汉，用3年时间跳班读完了中学课程，于1933年考入武汉大学外国文学系，专攻外国文学，开始了他最早的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尝试。早在1931年，他发现新读过的一些东欧弱小民族作家的作品，大都是以世界语转译成中文的。无形中，世界语起到了一种被压迫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作用，使他萌生了学习世界语的愿望。
世界语这种文字，在当时是世界一些被压迫的弱小民族在文学上交流的有效工具。这些弱小国家的知识分子，将自己的作品译为世界语，传达出自己民族的呼声。叶君健选择世界语作为创作和翻译的工具，也是想要把中国这个当时在西方被遗忘、被欺凌的民族的声音，传达到世界人民中间去。
恰好，此时由于经济上的困难，上学必须自己交伙食费；为筹得这笔钱，叶君健经人介绍，成为《大公报》文艺副刊《蒙光》固定的撰稿人，又尝试着用世界语创作了小说处女作《岁暮》。它通过一对贫苦夫妇失业后的悲惨生活，深刻揭示了当时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作品刊出后受到读者的欢迎，由此而奠定了他以世界语创作为主的独特的方式。
从1933年到1936年，叶君健陆续用世界语写了13篇短篇小说，包括《岁暮》、《王得胜从军记》等。大学毕业前，他又用世界语创作了另一部小说《被遗忘的人们》。书中描写了一些普通的中国人，这些人虽然已被世人淡忘，但作为人们苦难生活的见证人，却永远不会被遗忘。叶君健以这两部小说为发端，开始了他用外语写作和翻译的工作。1937年，叶君健把这些小说结集为《被遗忘的人们》出版，署名马耳。这些小说描写的，是旧中国农村乡镇中的一些平凡而渺小的人物，如染上赌博习惯的长工、失业回乡的店员、到处流浪的江湖艺人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