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叔同在南洋公学：受业蔡师，才艺初显
上海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奉督办盛宣怀之意开设特班，课程重在西学，预定毕业后选其优秀者保送科举考试中的经济特科，成为国家新式的从政人才和洋务骨干。盛宣怀又专门行文，强调特班办学宗旨：“系为应经济特科之选，以储国家栋梁之材，故宜专志政学，不必兼涉艺学。”“但望学成之后，能如曾、李二星。”
可见，特班培养人才的标准，是曾国藩、李鸿章式的人物。1901年4月，李叔同考入上海南洋公学新开设的特班，受业于蔡元培先生。
考入上海南洋公学特班
1898年8月，戊戌政变宣告失败，康有为、梁启超亡命海外。曾经热情支持和宣传康梁主张的19岁少年李叔同，不得不携眷奉母离开天津，避祸上海。10月，他加入上海名士、新学界领袖许幻园在城南草堂组织的城南文社。许幻园因奇其才，于次年辟草堂一部分为李氏居宅。李叔同和许幻园等遂结为天涯五友。1901年4月，李叔同改名为李广平，考入上海“南洋公学”新开设的特班。
南洋公学于1896年由满清权臣盛宣怀奏明光绪皇帝创办，盛兼任督办。公学一改清朝的旧教育体制，参照西方的办学体制设立4院：师范院、外院、中院和上院，相当于师范、小学、中学和大学。由于清朝末年在科举考试中设经济特科，由大臣保荐通晓时务者，为朝廷策论时事。因此，南洋公学的张元济总理（校长）奉盛宣怀之意，相应开设特班，相当于专科，课程重在西学，预定毕业后选其优秀者保送经济特科，成为国家新式的从政人才和洋务骨干。盛宣怀又专门行文，强调特班办学宗旨：“系为应经济特科之选，以储国家栋梁之材，故宜专志政学，不必兼涉艺学。”“但望学成之后，能如曾、李二星。”可见，特班培养人才的标准，是曾国藩、李鸿章式的人物。
特班要考试2次。每次初试在南洋公学，复试在盛宅。所试皆国文，复试题有2个，其一为“清建陪都议”。最后入学共42人，大都通晓古文辞，很多是秀才、举人。学校将上院未用之屋及器具归特班使用。学生均寄宿上院。
受业于蔡元培先生
在南洋公学新开设的特班，李叔同受业于蔡元培先生。蔡先生以一名翰林，受盛宣怀礼聘来做特班总教习，也就是特班主任。
蔡先生按照盛宣怀的旨意，提倡学习西文、西语，在教学内容中引进近代自然科学和西方资产阶级的某些社会科学，将原订3年的课程分为前、后两期组织教学。前期的功课是：英文（写、诵、文法、章习），算学（数学、代数、几何、平面三角），格致化学（手演）；后期的功课是格致化学（阐理）、地志、史学、政治学、理财学、名学。此外，还开设了哲学、文学、政治、外交、经济、教育等二三十门学科，让学生任选一门。
蔡先生洗尽一切官僚教育习气，采用革新的教育方法，以学生自学为主，老师开书目，按期质疑、批阅作业、考试。蔡先生亲自为学生选定应读的主要、次要书目，嘱咐学生向学校藏书楼借书阅读，每天记笔记与札记送他批阅。作业每隔一、二日发下，批语书于一节之眉，佳者于本节左下角加一圈，尤佳者加双圈。日常课程为半日读书，半日习英文及算学，间以体操。
蔡先生又自教日文，言今后学人须具有世界知识，世界日在进化，学说日新月异，读欧文书价贵，日本移译西书至富，而书价贱，能读日文则无异于遍读世界新书。蔡先生教学生留意时事及种种研究学术的方法。他对学生灌输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提倡民权、女权。他痛心清政的腐败、国势之艰危，忧国之心情不时流露于词色。
他每夜轮流召集几名学生到自己房里面谈，或发问，或令学生口述学习心得，或谈时事感想。学生每去，看见满室图书，总教习长日伏案其间，无疾言，无愠色，无倦容，皆大悦服。蔡先生还认为唤醒民众固然就可以靠文字，但民众识字的少，如能用语言，效用更广，故要学生练习演说，并介绍几种关于演说方法的日本书给学生。
在他的倡导下，特班成立了演说会，定期轮流学习演说。在蔡先生民主思想的感召下，各种进步思想在校内竞相流传。
学生中最为蔡先生赏识者，有邵闻泰（力子）、洪允祥、王莪孙、胡仁源、殷次伊、谢澄（无量）、李广平（叔同）、黄炎培、项骧、贝寿同等。这些人都是一时之秀，后来成为各方面的有名人物。
特班师友眼中的李叔同
有人记述当时在上海的李叔同：丝绒碗帽，正中缀一方白玉，曲襟背心，花缎袍子，后面挂着胖辫子，底下缎带扎脚管，双梁厚底鞋子，英俊之气，流露于眉目间。
其同学黄炎培在《我也来谈谈李叔同先生》一文中说：“我和叔同1901、1902年在上海南洋公学——后来先后改名为南洋大学、交通大学——特班同学……。同学时他刚二十一二岁，书画、篆刻、诗歌、音乐都有过人的天资和素养。南洋公学特班宿舍有一人一室的，有二人一室的。他独居一室，四壁都是书画，同学们很乐意和他亲近。特班同学很多不能说普通话，大家喜爱叔同，因为他生长北方，成立小组请他教普通话，我是其中的一人。他的风度一贯地很温和，很静穆。”
蔡元培先生在1936年写的《记36年前之南洋公学特班》一文中，以回忆李叔同和黄炎培最为具体，记有：“李广平，字叔同，浙江平湖籍，生长天津，曾留学日本，初为美术家，书画篆刻无不精工，并参加春柳社，后皈依佛教，改名宏一。”
由于蔡先生对李叔同的器重，特介绍他在课外协助编辑《苏报》的稿并进行美术设计。在读书期间，李叔同还与同学合演新剧《六君子》等。
1902年，入学一周年之期，特班曾在上院前廊下摄影，共列者26人，中立者蔡先生，其后即是李叔同。
李叔同一生的言行，包括他以后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等校教习的教育实践等，受蔡先生的影响是极大的。蔡先生非凡的教育感化力，同样在李叔同以后对学生的教育中表现出来。
李叔同优异的日语能力，则是蔡先生一手培养的。蔡先生曾回忆，他的教学方法是“以不习日语而强读日文书之不彻底法授之，不数日，人人能读日文，且有译书者”。李叔同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在南洋公学读书时期所译的《法学门径书》（玉川次致著）、《国际私法》（太田政弘等著），是我国近代法律学最早介绍国际法公权与私权的译著，于1903年修改，在上海开明书局发行，署名李广平。
参加学潮
1902年冬，南洋公学发生学潮。当时担任总理（校长）的汪凤藻，压制学生的言论自由，不许谈论革命，怂恿不孚众望之教员，同学不平。学潮直接起因，是所谓“墨水瓶事件”。原来，中院五班有一顽固守旧、欺压学生的教习郭镇瀛，一日见桌上竖立一空墨水瓶，认定是学生捉弄他，便严加追究。汪凤藻凭郭一面之辞，以侮辱师长、不守校规的罪名，通知开除伍正钧（即伍特公）等3个有新思想的无辜学生。五班学生集体抗议，汪凤藻却于11月15日宣布开除其全体学生。这就引起全校学生的公愤，一致罢课，抗议校方决定。
16日，蔡先生劝学生姑且等待，自己陈书督办。到17日上午10时无结果，全校学生200余人遂实行退学。当时各班学生排队出发，秩序井然，步行至静安寺路张家花园（味莼园），在广场上集合、演说并集体摄影。李叔同与特班学生亦毅然放弃保举经济特科的资格，相率退学。事后，督办盛宣怀反复动员，少数学生返校，退学者仍有145人。
蔡先生出面调解无效，为支持学生，也愤然辞职。退学学生又于19日在上海张园集会，经中国教育会帮助，成立“爱国学社”，由蔡先生任总理，吴稚晖任学监。
这是我国学运史上一次最早的反封建、反专制的壮举，也为全国各地受封建压制的学生树立了光辉榜样。事后特班停办，郭镇瀛自知难卸其责，慌忙逃回老家。总理汪凤藻也自知无法向上交代，只好立即辞职离校。
至此，盛宣怀为之呕心沥血、刻意雕琢的特班最后没有结果，其中多数人却成了辛亥革命的中坚力量。
1904年，李叔同与许幻园、黄炎培等人创办“沪学会”。1905年，他为沪学会创作（撰词并作曲）了著名的《祖国歌》。当年，其母王氏夫人逝世。丧事毕，李叔同于8月间东渡日本留学。
【大师小传】
李叔同（1880—1942），谱名文涛，幼名成蹊，学名广侯，字息霜，别号漱筒，又名李岸、李良、李哀；后剃度为僧，法名演音，号弘一，晚号晚晴老人。祖籍浙江平湖，生于天津。
李叔同生于天津官宦富商之家。父亲李筱楼（字小楼），道光甲辰（1884）进士，官吏部尚书，曾经业盐商，后从事银行业；母亲姓王，为李筱楼侧室，能诗文。5岁丧父，在母亲扶养下成长。1901年入南洋公学，受业于蔡元培。1905年东渡日本留学，在东京美术学校攻油画，同时学习音乐；并与留日的曾孝谷、欧阳予倩、谢杭白等创办《春柳剧社》，演出话剧《茶花女》、《黑奴吁天录》、《新蝶梦》等，是中国话剧运动创始人之一。
1910年回国，先后在天津北洋高等工业专门学校、上海城东女学、浙江两级师范学校、江苏南京高等师范等校任教；并任《太平洋报》文艺编辑，兼管副刊及广告；同柳亚子发起组织文美会，主编《文美杂志》。在教学中，他提倡写生，开始使用人体模特；并在学生中组织西洋画研究会、乐石社、宁社，倡导美育。1918年8月19日在杭州虎跑寺剃度为僧，云游温州、新城贝山、普陀、厦门、泉州、漳州等地讲律，并从事佛学南山律的撰著。抗日战争爆发后，多次提出“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的口号，说“吾人所吃的是中华之粟，所饮的是温陵之水，身为佛子，于此之时不能共纾困难于万一”等语，表现了深厚的爱国情怀。1942年10月13日晚圆寂于福建泉州，临终手书绝笔“悲欣交集”4字。
在中国近百年文化发展史中，弘一法师是学术界公认的通才和奇才。他既是才气横溢的艺术教育家，也是中国话剧的开拓者之一，著名的多才多艺的高僧。人称“二十文章惊海内”的大师，在诗文、词曲、书法、绘画、篆刻、音乐、戏剧、文学各方面均有深厚造诣。
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他最早将西方油画、裸体写生、钢琴、话剧等引入国内。他第一个向中国传播西方音乐，所创作的《送别》，历经几十年传唱而经久不衰，成为经典名曲。他先后培养出了名画家丰子恺、音乐家刘质平等一些文化名人。
他在绘画上擅长木炭素描、油画、水彩画、中国画、广告、木刻等；还是中国油画、广告画和木刻的先驱之一；也是中国第一个开创裸体写生的教师。他的绘画创作主要在出家以前；其后多作书法。由于战乱，作品大多散失。从留存的《自画像》、《素描头像》、《裸女》以及《水彩》、《佛画》等可窥见一斑。
他早岁以书法驰誉当世，青年时致力于临碑，出家后持戒精严，并融书法、佛理为一体，形成独特的书法风格。出家前的书体秀丽、挺健而潇洒；出家后则渐变为超逸、淡冶，晚年之作，愈加谨严、明净、平易、安详。他的书法作品有《游艺》、《勇猛精进》等。鲁迅、郭沫若等现代文化名人，以得到大师的一幅字为无尚荣耀。
他苦心向佛，过午不食，精研律学，弘扬佛法，普渡众生出苦海，被佛门弟子奉为律宗第11代世祖。
顾颉刚在北京大学：弃文从史，敢疑出新
在中国史学界，特别是20世纪20—40年代的史学界，顾颉刚这个名字如雷贯耳。
1923年，31岁的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一夜之间暴得大名，成为史学界一颗新星。大名鼎鼎的胡适热情洋溢地称赞道：“……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个中心学说已替中国史学界开了一个新纪元了。”以胡适当时之名，这样的评价不可谓不高。半个世纪后，当代著名学者余英时也评论说：“顾先生‘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之说之所以能在中国史学界发生革命性的震荡，主要就是因为它第一次系统地体现了现代史学的观念。”余英时认为，顾颉刚是“中国史现代化的第一个奠基人”。
1926年，顾颉刚出版其史学巨著《古史辨》（第一册，先后出版7册），再次轰动中国现代史林，胡适称之为“中国史学界的一部革命的书，又是一部讨论史学方法的书”。《古史辨》的出版，标志着一个新的史学学派——“古史辨派”的诞生，顾颉刚也当然地成了这一学派的创始人。
“江南第一读书人家”
顾颉刚生于苏州悬桥巷顾家花园，祖父为他取名诵坤。顾家是苏州有名的书香世家，康熙皇帝下江南时，曾特地题写“江南第一读书人家”赠之。由于数代单传，所以顾颉刚一生下来就成了掌上明珠。家里不仅希望他能传宗接代，更希望他能延续顾门书香。年仅2岁时，祖父就迫不及待地教他识字。顾颉刚果然是一颗读书种子，从小就对书感兴趣，六七岁时已认识几千个字，“能读些唱本小说和简明的古书”。
母亲因为患肺结核很少照顾他，小时候最疼他的倒是祖母。3岁那年因为尿床被母亲赶下床，从此一直跟着祖母睡，直到结婚乃止。幼时祖母怕他受到伤害，一直让人抱着他，不让他下地，吃饭也让人喂，碰到吃鱼，一定要把刺挑净了才给他吃……娇生惯养的结果是，顾颉刚生活自理的能力极差，6岁上私塾时还不会端碗，一辈子都不会吃鱼。
祖母在生活上对他十分宽容，但在读书上却特别严格。一次天下大雨，顾颉刚想逃学，祖母却严厉地说：“就是下铁，你也得去。”由于没有什么玩伴，童年的顾颉刚把兴趣都转移到了书本上，从中寻找自己的乐趣。当年姑苏城观前街一带有20多家旧书肆，书很便宜；他常把吃零食的钱拿去买自己喜欢的书，一年下来居然可达五六百本之多。
1906年初，苏州第一所高等小学开办，入学作文是《征兵论》，顾颉刚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同时考取的还有叶圣陶。1908年，他们又同时考入苏州第一中学堂。
进入中学以后，除了课堂上的内容，每天晚上祖父还要给他亲授《尚书》、《周易》。家庭环境对他后来走上治学之路影响很大。顾颉刚说：“我的祖父一生欢喜金石和小学，终日的工作只是钩模古铭，椎拓古器，或替人家书写篆录的屏联。我父和我叔则喜治文学和史学。所以我幼时看见的书籍、接近的作品，都是多方面的，使我在学问上也有多方面的认识。”（顾颉刚《我与古史辨》）
除了家学，少年顾颉刚还经常向旧书肆的老板请教版本学、目录学，如《四库总目》、《汇刻书目》、《书目答问》之类的书，在十几岁时已翻得烂熟。12岁那年，顾颉刚做了一篇题为《恨不能》的文章，表示“恨不能读尽天下书”。
弃文从史，考上北大
和许多人一样，少年顾颉刚也曾做过一段文学梦。中学时代，他和叶圣陶等几位好友成立了一个诗社；因为叶圣陶最具文才，便做了社长。顾颉刚开始还很热心地跟叶圣陶学习写诗填词，后来发现自己没有文学的“烟士披里纯”（灵感），自称“怀了创作的迷梦约有10年，经过了多少次的失败，方始认识了自己的才性，恍然知道我的思想是很质直的，描写力是极薄弱的……从此不敢再妄想‘吃天鹅肉’了”。于是决定弃文从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