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著名的化学家贝齐利阿斯，他断言人类要想从无机物中制造出有机物是绝对不可能的。
然而，他的学生，年仅24岁的维勒，却从实验中提取出了尿素这种有机物。
在名人和事实面前，是迷信权威还是相信事实？
维勒作了这样的选择：发布了自己的研究成果，指出了名师观点的错误，宣告了神秘的“生命力”论的破产。
爱因斯坦的成功，首先应归功于他的创造力。
爱因斯坦敬重牛顿但却不迷信他。
爱因斯坦在自述中写道：
“牛顿啊！请原谅我；你所发现的道路，在你那个时代，是一位具有最高思维能力和创造力的人所能发现的惟一道路。你所创造的概念，甚至今天仍然指导着我们的物理学思想，虽然我们现在知道，如果要更加深入地理解各种关系，那就必须用另外一些离直接经验领域较远的概念来代替这些概念。”
1801年，发现光的“波动说”并且作出了重大贡献的托马斯·扬的成功，也应归功于他大胆质疑，敢于创新。
我们知道，由于牛顿的权威，使光的“微粒说”占据统治地位，使18世纪整整一个世纪光学研究没有任何重要进展。
对此，托马斯·扬勇敢地站了出来：
“尽管我仰慕牛顿的大名，但我并不因此非得认为他是万无一失的，我……遗憾地看到他也会弄错，而他的权威也许有时甚至阻碍了科学的进步。”
试想，如果爱因斯坦死守牛顿力学，把它当作“永恒真理”，就提不出相对论；如果托马斯·扬对牛顿关于光的“微粒说”深信不疑，就不能在光的“波动说”方面作出重大贡献。
因此，真理不在蒙满了灰尘的“权威”著作中，而是在经常展示在我们面前的宇宙、自然界这个最伟大的书中。
1930年，物理学家在实验中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从放射性元素镭的核内发出的β射线（一种电子流）的粒子能量值呈连续分布，这同当时的量子论的观点（它们应该是跳跃变化）不符。
当时，玻尔认为，这种现象说明能量守恒定律在微观世界里可能不再有效了；在微观世界里，占支配地位的是统计偶然性规律。
然而，玻尔的学生泡利则认为，能量守恒原理是正确的，量子论也是对的，要解决上述矛盾，得走出观念的死胡同，于是他创造性的提出了“中微子”假说。
1956年6月，美国物理学家用实验证实了泡利的预言，泡利从而取得了最后胜利。
有趣的是，非欧几何学的创立也是这样。
千百年来，人们为了证明非欧几何学里的第五公理是个定理，不知费尽了多少著名数学家的心血，然而都没有机会取得成功。
数学家法·鲍耶曾怀着痛苦、失望的心情给他的儿子亚·鲍耶说：“希望你再不要做克服平等线公理的尝试。你花了时间在这上面，但一辈子也证不出这个命题。……我熟知了一切方法直到尽头，……并且我在这里面埋没了人生的一切亮光，一切快乐。”
“老天啊！希望你放弃这问题。……因为它也会剥夺你的生活的一切时间、健康、休息，一切幸福的。这个无希望的黑暗能使千万个牛顿那样的灯塔熄灭，这个夜任何时候也不会在地面上明朗化。”
但是，亚·鲍耶没有听从父亲的劝告，仍然顽强奋战。
当确实无法证明第五公理，他便毅然采取了革命行动，另辟蹊径，创立了一种崭新的非欧几何学，有幸摘取了科学的皇冠。
古往今来，具有创新思维的人，都不拘常规，因此获得更多的机会，从而达到胜利的彼岸。
而缺乏创新思维，就会使本来可以创造、发明、发现的很多机会丧失掉。
例如，卓越的物理学家胡克，具有出色的实验才能，在物理、化学、生物等领域都有出色的贡献。
然而，由于他缺乏象牛顿那样的创新思维，致使他虽然走到了万有引力跟前，结果仍无力抓住它，把垂手可能得的胜利果实白白地放跑了。
机会需要勇气，更需要创新思维。
这在战争上也是如此。
例如，苏联卫国战争期间，苏军坦克第三集团军在基辅战役前，收到一道命令：
在夜间进攻中，所有的坦克要打开前灯，拉响警报器向敌人进攻。
这一反常的行动，创造了取胜的机会，使德军被车灯照得睁不开眼睛，被坦克的怪叫声吓得惊恐万分，狼狈逃窜，苏军乘势一举突破敌人的坚固防线，赢得战斗的胜利。
又如，1944年4月，在苏德战场上发生了苏军强攻彼列科普的战斗。
战前的一天早晨，苏联集团军炮兵司令员在暖烘烘的掩体工事里，正为没有弄清行军部署情况而忧虑。
这时，集团军的参谋长刚好从外面走进来，肩章上还带有一层薄薄的雪花，转眼间就融化了。
司令员眼睛一亮，突然想到：
由于天气转暖，敌人掩体内的积雪也将马上融化，为了避免泥泞，他们必然会清扫掩体内的积雪，带雪的湿土被抛出来，就会暴露他们的兵力部署。
果不其然，苏军很快查明了德军情况，发起了猛烈而准确的炮火攻击，并迎得了战斗的胜利。
一般来说，一个人对自己不懂得不了解的东西会有一种自发的求知欲望，而且对一种新事物及新领域有一种敏感性。
新闻记者休斯发明电炉；软木塞的经销商人吉勒特尔发明了安全刮脸刀；律师卡尔森发明了干印书；洛普发明了轮船……为什么他们在各自的工作中发生“偏向”？
他们似乎是“外行”，但却有着不同凡响的创新，关键是他们具有触类旁通的本领。
所谓触类旁通，就是人们根据原型的启发，看出解决问题的新途径，提出新假设，这是一种创造性的思维活动，在触类旁通中的“类”中得到启发，经过想象、推理，从而解决其他相类似的问题。
一个科学家或发明家转向别的领域，还由于对其他领域的一种“好奇心”。
从思维的特性来看，好奇心能使人抛弃传统的轻车熟路，在探索真理的征途上独辟蹊径，能使人透过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现象，发现事物不寻常的本质，使人挣脱固有的思维程序，触发创造思维神经。
思考力
有些思考和搜集资料，评估资料，以及分析资料有关，但是，大量的思考——或许多于其他所有心理学各领域，是关于知觉的改变的。
正确地进行思考，是追求机会至关重要的条件。
爱因斯坦在16岁时设想：“假使某人能以光速运动，将出现什么结果？”
从此开始了他的科学远征：
他设计了大量理想实验，提出了“光量子”等模型，为相对论和量子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经典力学奠基人伽利略曾考虑在一个像冰一样极其光滑的平面上，一个小球一旦进入运动状态且不施任何外力时，它会不会将无休止地运动下去，伽利略最后终于发现了惯性定律。
法拉第在思考电解质的时候，原子的活动就形象地浮现在他眼前，结果产生了有名的电的分解法则。
爱因斯坦告诉我们：
在思考问题时，要扩大形象，使自己变成思考对象。
比如，思考原子时自己就变成原子，思考电子时就变成电子。
这样做了，就能逐步搞清楚头脑中的一些朦胧的东西，并会有新的发现。
爱因斯坦深有体会地说：
“科学家的目的是要得到关于自然界的一个逻辑上前后一贯的摹写。逻辑之对于他，有如比例和透视规律之对于画家一样。”
关于血液循环的理论就是英国医生威廉·哈维通过逻辑思考提出来的。
在他之前，人们普遍认为血液通过心脏动脉流遍全身后就消耗无遗了，然后又由身体产生新的血液。
哈维依据血液无论在心脏或动、静脉中，总是持续不断地向一个方向流动的事实，肯定血液不可能在动、静脉中互不联系、孤立地流下去，而是在动、静脉中形成一个环流。
他并测得在半小时内通过心脏的血液量等于人体全部血液量。
由此，哈维作出正确的推论：血液是在一个封闭的系统内循环流动的。
这一理论在30多年后得到了科学证实。
有些思考和搜集资料、评估资料，以及分析资料有关。
知觉的改变则牵涉到我们看到的东西，以及我们看它的方法。
第一个部分表示，我们可能无法看到一个显然具有价值的机会，因为我们根本没有找寻它。
我们也可能因为自满现状而不愿麻烦，或者过份忙碌于日复一日的生存问题。
在第二部分，我们强烈地允诺前去探索机会，但却把眼光指向错误的方向。
(第三部分表示，我们的确看对了方向，但却无法辨认出机会，不能立刻看出它的价值。
所以必须进一步地思考，以便发现其价值。
因此，我们可以列出一些简单的策略，来克服各个不同的问题：
决定花费的时间和精力，谨慎地探索机会。
利用扫瞄的方法加宽搜寻的方向，而不是急切地深入某个方向去探索。
某些东西进入视线范围以内时，尽力用不同的方法看待它（水平思考），而不是急着将目光转移到别的东西上面。
适应力
要知道，世界总是在不断变化之中的。你必须果断地对自己的行动加以调节，以适应生活赋予的第二次发展机会。
有人把机会比作搭车，这一班车来了，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挤上去。
假如速度再快也赶不上这一班车了，怎么办？
通常的回答是：等！
岁月蹉跎，人生短暂，朝如青丝暮成雪。
当我们发现自己鬓角冒出几缕白发时，这一生便被等得差不多了。
搭不上车为什么一定要坐车？
可否跑步赶去？
可否抄近路（有时候抄近路比坐车还要来得快）？
自己没有能力买汽车，为什么不能买轻骑？
三十六计，走为上，等为下。
我们应该把等待机会的时间都用来完善自我，锤炼自我，以尽快适应形势的要求。
一个人也许不能创造客观的机会，不能驾驭别人，但为什么不能学会驾驭自己呢？
无力驾驭别人不足为奇，也不可悲，但驾驭不了自己，实在是让人遗憾的。
不是机会钟情于谁，也很难说是社会扼杀了谁，因为在所有的时候，所有环境下，总有出类拔萃者。
作为个人，我们应该常常自问：别人能适应，我为什么不能适应？
理想的实现要经受时间的考验，你也许是一个金领。
但是，当你第一次追求告一段落，或面临着急剧变化时，你该怎么办？
1981年英国王子结婚，那些生产糖果的老板们瞄准机会动起脑筋来，盒上印上一张王子和王妃的照片，这样要比一般的糖价贵两三成，但仍十分畅销。
当然，这也是有时间性的，时机一过，只好“不惜血本”削价处理了。
要知道，世界总是在不断变化之中的。
你必须果断地对自己的行动加以调节，以适应生活赋予的第二次发展机会。
法国电影明星帕莉姬特·巴多从影后拍了将近50部影片。
据说她为法国赚得的外汇比法国最大的雷纳达汽车公司还多。仅在两年内，西欧、北美出版的杂志封面登载她的彩色照片就达2．94万次。
她是法国最著名的女人，但在39岁那年她毅然决定“转轨”，停止拍片。
她知道自己的身体逐渐衰弱，不适应影坛了，便参与“保护动物”运动，再次在新的领域脱颖而出，取得出色的成绩，并赢得巨大的国际影响。
适应不是等待机会，而是创造机会。
华裔美籍学者刘耀中，1958年于南加州大学土木工程系学习，毕业后，以初级工程师身份就职于州政府水源局。
当他参加晋升高级工程师考试时，上司虽然承认他“专业方面的知识和工作能力很强”，但却又以“口试未能过关”为由不予晋升“高工”。
这种明显的种族歧视激怒了刘耀中，他不甘受辱，在接受客观现实的前提下，致力于哲学、心理学、文学研究，发表了大量人文科学的论文，向美国宣告：“我是中国的子孙，我要用我的成绩说明我的存在。”
现在他终于成了熟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两翼”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