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榆
1990年，当时的东德人满怀幸福地拆除柏林墙，他们拿着铁锤、钢钎，拿着铁锹和绳索，成群结队的人站在那面巨墙下，有的人骑在墙头上，他们用各种工具对付这面矗立在他们生活中长达近半个世纪的隔离墙。在这些人里边有中年人，也有孩子。有人在拆除的过程中流下了热泪。那些激动的人都感觉到随着这面巨大的隔离墙的倒塌他们获得了新生。有很多世界着名的歌星在柏林波茨坦广场举办了场面浩大的摇滚音乐会，在那个时刻，只有摇滚才能表达他们获得自由以后的狂欢和幸福。一面巨大的模拟柏林墙在燃烧起来的摇滚激情中崩塌，全世界都看到了这个时刻，看到了这个场景。
——夏榆《目击世界100年》
我没有看到。我没有办法获得世界的这个信息。那时候我被隔离在世界之外，隔离我的不是具体的墙，而是一种生活。这是一种被屏蔽的生活。我尝试过打破这种屏蔽，但是很难。那年的夏天，在一个黄昏到来的时刻，我看到母亲在流泪。母亲是睡着的，但是我看到从她闭着的眼角渗出来的泪水。
那时候我站在床前，看着母亲，我告诉她，我要离开她。泪水沿着母亲的额角流动，最后落到枕头上。母亲没有动，因为她已经知道无法改变。也因为我并不是在征求她的同意，而是宣布一个结果。
母亲一直希望我能找到一个爱我的女人，她可能以为，我有了女人就会停止我的想法。女人会让男人变得现实。女人会让男人关注他脚下的道路和明天的生活，会让男人放弃梦想。我估计母亲会这样想。她实在是畏惧了我的梦想。因为她亲眼看到我在成年之后被梦想引领着在现实世界穿行而四处碰壁。我的梦想使我和我的现实格格不入，母亲不能明白我的头脑中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念头，她无法知道我会被我的梦想带到哪里。在我为她描述的梦想的指引中，她看到一个巨大的虚空。而她是那样地爱我。在家里的五个孩子中只有我是能跟她交流的孩子，我的离去会把她抛掷到一个无处倾诉无法言说的寂寞中。
母亲是一个热爱词语的人，7岁的时候经常到村里一个私塾先生的窗外偷听先生念书。私塾是在村里一个油坊的附近，母亲经常借口打油而到那里，母亲喜欢听那些念书的声音就像喜欢闻麻油的香气。她近于贪婪地摄取和吸纳那些飘在空气中的物质。在听课的孩子里有舅舅，姥爷把舅舅送到私塾而让母亲放羊。姥爷说：女娃念甚书呢？识的字再多也是别家的人。姥爷反对母亲想要念书的要求，相反却鼓动舅舅去私塾，但是舅舅并不喜欢读书，他经常在姥爷不知道的时候逃课。母亲一直对姥爷的那个说法和随后的做法耿耿于怀。但她太热爱那些词语了，私塾就成了她最想去的地方。她把在私塾窗外偷听到的词语记在心里，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在肚皮上画。
我告诉母亲我想当一个作家，母亲很高兴，但是不相信。作家就是写书的人。母亲不相信我能当一个写书的人，因为她能看到我的时候，我就是一个沉默的影子。我不在她眼前的时候，我就在黑暗中；我在黑暗中的时候，她也在黑暗中。我的黑暗是物质的，她的黑暗是内心的。母亲不能把写作的行为跟我联系起来，在她看来两者之间距离遥远。成年之后母亲对她能见到的任何文字之书都怀有敬畏，她会抚摸那些形状不同的书籍，玩赏那些排列有序的汉字，那些书籍她能够打开，但是难以进入。母亲虽然热爱词语，但她和词语之间始终有隔膜。
我也不相信自己能成为一个作家。那时候我理解的作家是一个充满神圣感的职业，写作是能唤起我崇敬感的行为。我不相信自己可以做到，但是我喜欢写作这样的行为。托尔斯泰、雨果、杰克·伦敦、海明威和卡夫卡，那时候我已经知道这些令我尊敬的名字，我也看到过他们的书的汉译本，把他们引为我的榜样成为我内心的秘密。我把自己写出来的文字给母亲看的时候，她的表情欢乐。母亲一直对我沉默而孤僻的性格感觉不安。虽然她并不明白我写出的那些文字所代表的确切意义，但是她能明白那些文字本身所具有的价值。她很骄傲我有当作家的梦想，但她又很担心我有这个梦想。她跟我说那是很难的事情，你祖坟上还没长出你当作家的宰宰苗。宰宰苗是传说中能预测未知事物的神草。母亲说只怕你是有那个心没那个命。
我并没有顾虑母亲的担忧。我想我可以不当做家，但我还是要写作。
写作就像我在黑暗中穿行时候头顶的一盏灯，它照亮了我的道路。我那时还热爱萨特，萨特说：词语高于一切。当人看见一棵梧桐树的时候，其实是在等待着关于这棵梧桐树的形容词。只有这个形容词，有关对于梧桐树的表达才使得这种凝视具有了意义。他说，人的一切生活经历都凝聚在对“说出的存在”即对一切的审查之中。萨特的这个想法帮助了我，他使我重新打量自己的生活。我试图为自己的生活命名，试图说出我的生活的存在。那是我写作行为的开始。
我在一个精神近于荒漠的地方开始自己对写作的梦想，由我的幻想赋予写作行为的神圣感和崇高感那时候被我深深地迷恋。我把那种书写的姿态看成是我每天的仪式，我工作完毕走出矿井洗过澡之后回家，我必要先把我脑子里涌动的想法用词语呈现出来。
我经常跟母亲交谈，告诉她我的理想。这样做的一个目的是为了获得母亲的理解和支持，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抵抗父亲对我的生活的控制和操纵。父亲想让我找女人，想让我结婚，延嗣后代。在父亲看来那是真实的生活，他想象不出我还应该有什么别样的生活。我每天往矿井走的时候，同时带走了母亲的心。父亲却不以为然。他觉得男人就不能婆婆妈妈，不能怯懦不能软骨头，男人骨头软就没法儿在世上活。
父亲认为我每天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纸上纯粹是瞎扯淡。他看到我彻夜亮着灯在纸上写着那些始终没有名堂的字就愤怒，他觉得我是中了邪。父亲在北山上开垦了两亩地，他在那里种植了玉米、粟子、莜麦和马铃薯。父亲出了窑以后就上山照看他的田地。父亲不满意我的时候就会让我往山上的庄稼地送粪。那是我绝望的时刻。我无法反抗父亲，挑着装满粪肥的箩筐穿过巷口往后山走，很快我就感到肩头被挑着箩筐的扁担磨压着的疼痛，我的双腿发软，脚步踉跄，虚汗直流，但我除了咬紧牙关挺着往前走没有别的办法。
那时候那山路和箩筐里的粪肥一样令我厌恶和仇恨。父亲并不怜悯我，他要看着我把那些箩筐里的粪肥挑到山上，倒在他的面前为止。
父亲不喜欢他儿子身上出现的书卷气息，他觉得那不像个男人。
父亲一直畏惧我如果喜欢了那些字和纸就不能喜欢女人了。我把心思和精力放进那些字和纸上，就不会搞女人。那是父亲真正的恐惧。
不能搞女人的男人就是一个废物。父亲说。
父亲的话就像一个谶言。
我爱的女人拒绝了我的爱情。另一个爱着我的女人也嫁给了他人。但是我没有像母亲那样伤感，相反我感觉到解脱的轻松。因为那个时候我并不想要一个女人。我想我有了女人，就会被女人拴牢在这个我厌恶和仇恨的地方。
那段时间我想得最多的是出走而不是女人。女人是男人身体的一根肋骨。
我想在伊甸园中亚当和夏娃是这样，我认为在现实中也应该是这样。男人只有找到自己，才能找到他的女人。出走在那个时候成为我内心的一个强烈的情结。在真正迈出离家的脚步之前，我一直在内心在精神里经历着出走和漫游。在一个雷电交加的雨夜，我和一个爱着我的女孩子躲在附近的石崖下。
我们互相拥抱着，我们的衣服湿透了，浑身冰凉，只有用相互间的拥抱彼此温暖。我们的家就在山下，但我们都不愿意回家。她把跟我在一起的这一天看成是她活在人世的最后一天，到了夜晚她就看成是她此生最后的一个夜晚，到了黎明她就看成是最后一个黎明。她不愿意跟我分开，分开她就再也触摸不到我了。在那个雷电交加的雨夜，她一直抱着我，她甚至抱着我站着就睡着了。东方的天色泛青的时候雨停了。她从睡梦中醒来，更紧地搂住我，她所用的力气好像是要把我砌到她的身体里。她说：我给你吧。她腾出一只手解自己的裤带。我把自己都交给你，你要我一次。她说。我闭着眼睛制止了她的手，重新抱住她。我没有要她，就那样站在石崖下。我那时没有欲望，没有冲动，也没有爱。即使是在她绝望，为爱而心碎弃生的时候我也没有。
出走的愿望使我成了一个没有激情没有爱也没有怜悯的铁石心肠的人。我想我不能要她，我要了她就会依恋她或被她依恋，就会瓦解我出走的决心和意志，会动摇我对我所在的生活的仇恨。我要保持这种仇恨。这是我跟我的生活作战的武器。
在距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就埋着矿区一对殉情的恋人。那两个年轻人，因为父母的反对不能成婚就双双喝了敌敌畏。他们在死去之后，双方的父母才为他们阴配成婚。
“我不如海桃呢，海桃死也是为爱情死，我就是死了也没有名堂。我不死了。”
她说。我们就往山下走，各回各家。
柏林墙倒塌的消息我是在L的家里获得的。
我去找L，到了他建在矿区北山的石头屋里，我看到他在桌前收听半导体，他戴着耳机，他的神情很诡异。我站在他身边，但是什么都听不到。L经常会做一些神秘的事情，那段时间他一直在疯狂地学习英语，疯狂地踢足球，也疯狂地练习拳击。L是被城里一所会计学校开除回家的。那所学校是他好不容易考进去的，因为他和同学去电影院看电影跟负责治安的警察发生冲突被拘留，然后被送到劳改地。在劳改地他度过了十五天黑暗的时光。他是被他的姐姐用三千块钱赎出来的，但他获得自由的时刻也是他被学校开除的时刻。
L从城里又回到矿区。他成了一只被折断翅膀的鸟。
L以前的梦想是做一个肯尼迪那样的政治家。这个想法对一个生活在矿区的孩子来说当然很幼稚，因为肯尼迪显赫的家族、财富和能量，不是他能想象的，他和肯尼迪生存在两个不同的国度和环境。但是他说他想做肯尼迪那样的政治家。
亲爱的公民们，在你们的手中有比我更多的东西，将决定我们方针的最终的成功与失败。现在号角又向我们召唤，去反对人类共同的敌人：暴虐、贫困、疾病和战争本身。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而要问你自己应该为你的国家做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