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石库门里藏着说不完的故事，那是一代代人留下的生活，也是一代代人丢不掉的回忆。这里所选的几个故事，主人翁与张爱玲的小说《连环套》《怨女》《多少恨》《半生缘》中主人翁的命运相似，他们就像张爱玲说的：『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三十年前的月亮，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
红嫂的“连环套”
“从生物学家的观点看来，赛姆生太太曾经结婚多次，可是从律师的观点看来，她始终未曾出嫁。……她不大喜欢提起她幼年的遭际，因此我们只能从她常说的故事里寻得一点线索。”（张爱玲《连环套》）离小胡家不远，有一幢清末民初修建的石库门建筑，整幢楼内房间很多，后院的一圈房子是专供下人居住的，这就是张爱玲的出生地康定东路87弄。当年的中堂大人李鸿章将这幢房子作为陪嫁，送给自己的小女儿，也就是张爱玲的祖母李菊耦时，这一带的房价已是相当的昂贵了。住在小胡隔壁的红嫂告诉我，一百多年了，这幢西式楼房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只是花园如今被旁边的学校占了。
红嫂叫叶红，约三十七八岁，一双和蔼的眼睛整日里散发着温润的目光，异常丰满的身子可以让看见她的男人浮想联翩，两片性感的嘴唇角上，永远都挂着一抹微笑，仿佛那里面尽藏着些开心的事。红嫂住的石库门房子，曾经是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秘密交通站。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因中共中央特科主要负责人顾顺章叛变，当时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才亲自下令废除了这个掩藏过张国焘、陈昌浩等中共领导的秘密转运站。红嫂的人生经历很像张爱玲小说《连环套》里面的赛姆生太太，她曾先后跟过三个男人，而且生有四个孩子，大女儿琳琳已满19岁，现在普陀区澳门路开一家美容美发店。
红嫂的第一个男人也是做绸缎生意的。1987年夏天，红嫂从苏北农村只身到上海捞世界，遇见的第一个好心人就是说一口四川普通话的中江汉子富顺。红嫂说那天她差一点就饿趴下了，要不是遇见富顺，她还真不敢想象会是个什么样的结果。富顺的绸缎铺开在虹口区的七浦路上，一扇卷帘门后面，顺着墙根整齐地堆放着各种花色的绸缎，一卷一卷的仿佛墙壁上开出的春天。红嫂眼冒金星扶着绸缎铺的铝合金门框往下滑的时候，富顺正好从外面回来。他赶紧叫铺子里的小工帮着将红嫂架到椅子上，然后亲自冲了一杯糖开水，蹲在红嫂身边用小勺一口一口地喂起来。红嫂的脸在慢慢地由白转红，她的胸脯缓着气不断地起伏着，让富顺一时间耳热心跳，有种说不出的惶恐。个子矮小的富顺那年32岁，单身。与红嫂相遇前也曾接触过几个姑娘，按媒人的话说，其中也不乏好的。可富顺却总是因为这因为那的觉得不中意，不但搞得对方心灰意冷，几次体验之后，自己也觉得心烦。这样时间一长，富顺娶妻的事也就在不知不觉间被搁置了下来，直到那天遇见红嫂，才又勾起了他已经淡泊了的心事。
17岁的红嫂被留在富顺的铺子里做了小工，当然她这个小工与其他的小工相比要特别得多。她可以睡到日上三竿才起床，如果感觉哪里不舒服，还可以不打招呼继续待在房间里。日子一天天的过去，红嫂又有了些派头，她不但可以坐在桌子后面富顺的位子上铺排店里的其他人，还可以在富顺外出的时候代替他签收货物。这样一来，不管是熟悉的还是不熟悉的人都把红嫂当成了老板娘，而富顺对此也并无异议，似乎觉得很是正常。两人终于在一年后的春节公开同居了，据说富顺把红嫂带回四川老家的时候，年事已高的富顺他爸简直乐得笑开了花。
红嫂与富顺的矛盾起源于富顺对孩子的渴望。那时，富顺天天在红嫂面前发脾气，说在一起两年了，红嫂的肚子还是老样，这样怎么结婚？是不是安心要他富顺家断后啊？话一说得难听，两人的关系就有了很大的变化。那段时间红嫂基本上不到铺子里来，即使来了，也不像从前那样，大咧咧地一屁股坐在椅子上便开始发号施令。她变得沉默了，尤其是富顺在的时候，红嫂会将自己缩在一边，尽量让别人感觉不到她的存在。她的这种处境不免使很多人感到幸灾乐祸，风凉话自然也就免不了时常要飘进红嫂的耳朵。比如“她那个肚子不中用。”“老板早就已经烦她了。”“自己还好意思到铺子里来，脸都丢尽了”等等。让红嫂听了只有躲到没人的地方去独自流泪。而富顺也不像以前那般地守规矩了，常常喝酒喝到天亮才回家。铺子里有人说他现在在外面又有了别的相好，是一个做过皮肉生意的河南女人。
红嫂和富顺住在离铺子不远的一条弄堂里，那老式的洋房就像张爱玲小说《怨女》中描述的：“光线欠佳，黑洞洞的大房间。里外墙壁都是灰白色水泥壳子，户外的墙比较灰，里面比较白。没有浴室，但是楼下的白漆拉门是从前有一个时期最时兴的，外国人在东方的热带建筑。”红嫂和富顺住的是楼上，楼下住着房东，一个七十来岁的孤老太，据说是解放前做过百乐门的舞女，后来嫁给了一个国民党少校军官，五十年代“三反”、“五反”时，那个昔日的少校军官被人民政府以“反革命特务”罪执行了枪决。老太太沉默寡言，但却是个十分讲究的角色。无论春秋冬夏，她的穿着打扮都是干净且透着一种拒人千里之外的不俗，弄得红嫂上下楼梯时也不得不把脚步放得轻了下来。
红嫂是在同富顺闹分手后才和老太太熟悉起来的。那些日子，红嫂终日待在家里，除了每天中午铺子上一位名叫根生的小伙计给她送盒饭外，偌大的房子里就只有红嫂和老太太两个人。那天早晨，老太太坐在楼下大房间里读报，红嫂打楼上下来，她本是无事，只想活动活动一身睡得酸痛的筋骨，却不曾想过要碰见老太太。红嫂站在楼梯口有些不知所措，她勉强挤出一些笑容向老太太点点头，算是打了个招呼，不料老太太却开了口：“过来坐坐吧。”
两人油盐柴米地拉扯起来，老太太说这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成天不是副食品涨价，就是伪劣产品泛滥，人与人之间也少有一点真情了，亲戚不借钱是不会来看你的，还不如回到从前，苦虽苦，但总有个相互间的照应。红嫂也说自己没法过了，男人就像死了似的一个月难得回趟家。说到后面，红嫂和老太太都有了种惺惺相惜的意思。老太太没有儿女，对红嫂的遭遇很有感触，她告诉红嫂，女人不能没有孩子，孩子是女人老来的依靠。她还告诉红嫂怀不上孩子八成是男方的问题，听得红嫂一脸的惊异。后来还是富顺的表哥来找富顺，才结束了她们那次长时间的交谈。
富顺的表哥叫正奎，也在七浦路上做服装批发生意。正奎人长得很敦实，与表弟富顺相比要圆滑许多。平日里两兄弟来往并不密切，据红嫂说，主要原因是富顺看不惯正奎对女人的那股色劲儿。但正奎却对红嫂很不错，每次来富顺家，总要将最新进的时尚衣服拣几件带给红嫂，而红嫂为了答谢，也常常弄出些酒菜让正奎过来和富顺喝上几杯。这样一来二往，在常人的眼里，反倒是正奎和红嫂的关系走得更近些了。
正奎自从红嫂同富顺闹矛盾以来，已经有两三个月没到这楼房里来了。他倒不是怕别人风言风语，只是觉得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候插在他们两人中间。富顺属于那种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很懂得分寸的人，他也知道自己喜欢表弟的这个女人，但喜欢归喜欢，真要让他为了红嫂和富顺翻脸，正奎还是觉得不值。那天正好是端午节的前一天，正奎给关系户送粽子和咸鸭蛋路过顺便进来看看。他将一篓子粽子和两盒咸鸭蛋递给红嫂说：“给富顺打个电话，中午一起吃个饭吧！”
红嫂让正奎先上楼喝茶，自己掸了掸衣襟便去弄堂口给富顺打电话。那时已近中午，进出弄堂的人多了起来，不时有人给红嫂打着招呼。根生提着一袋盒饭打远处走来，他的头上戴了一顶美国西部片里的牛仔帽，衬得他本来就瘦小的身子越发的不成比例了。
“去叫侬的老板回家吃饭，说他的表哥来了。”红嫂接过根生手里的盒饭并向他交代着。
“老板不在铺子上，你叩他吧。”根生有些同情地看了看红嫂才转身离开。
红嫂站在弄堂口望着根生的背影发了一会儿呆。她没有传呼富顺，她知道富顺不会回自己的电话。她只是抬头看了看苍白的天空，带着些失望往回走去。
正奎没有等到富顺，却等来了红嫂伤心的哭。他硬着身子顶着红嫂搁在自己肩头上的脑袋显得有些慌乱，正不知如何是好，富顺却闯了进来。富顺是回家取东西的，他看着眼前的一幕只愣了一下，随即便扭头向外冲去，也不管正奎在后面声嘶力竭地叫喊。
红嫂和富顺分手了，她除了拿到五千块钱之外，其他什么财产也没有分到。她仍然住在那幢石库门房子里，老太太说在红嫂没找到靠得住的男人之前，都可以待在原来的屋子里，她分文不收。根生仍然每天中午给红嫂送盒饭，只是由过去的工作变成了个人行为。他仿佛觉得这样比以前好，因为红嫂吃什么可以由他来决定了。中秋节那天，根生早早地买了一大盒月饼和一大堆菜，提着一条鲜活的鲢鱼来看红嫂。那时老太太还在午睡，根生轻脚轻手地上得楼，将东西放在过道边的桌子上。只见四下无人，屋子里红嫂刚换下的衣服正散发着一股暖烘烘的体味。根生不禁浑身一阵燥热，抓起红嫂的衣服便使劲地嗅起来。他一边口齿不清地嘀咕着，一边仔细地查看着衣服，仿佛那里面隐藏着什么秘密，以至于当红嫂站在身后瞪大两只眼睛看着他时，根生的面部还贴在衣服上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红嫂一把将根生手里的衣服扯了下来，她捂着脸坐到床前抽泣着，使惊骇未定的根生又在一旁看得呆了。
根生像豹子一样地扑上去将红嫂按倒在床上。那时红嫂已哭成了个泪人儿，她没有反抗根生疯了一般的撕扯，只听到根生喉咙深处发出的声音：“嫂子，我会对你好一辈子的！”
红嫂的肚子开始凸起的时候，根生正准备离开富顺的绸缎铺另谋前程。据红嫂说，那时她已同意嫁给根生了。根生手里积攒了些钱，两个人正商量着准备开一间杂货铺。根生还对老太太说，过了“五一”他就带红嫂搬到普陀那边去住。但事情的发展却往往与人的希望背道而驰。就在红嫂憧憬着美好生活即将开始的时候，根生出事了。
根生是在盗取富顺的进货款后，误认为被发现栽到苏州河里淹死的。其实根生也不是蓄谋盗取富顺的进货款，那天临下班的时候，根生无意间看到富顺的包里装了十几匝百元大钞。富顺一边给店里的人说着他明天要去进货，一边将装有现金的包锁到自己办公桌的柜子里。根生很茫然地走出了铺子，他望着大街上川流不息的车辆，眼前又出现了那一匝匝的百元大钞。于是他想起了开杂货铺还差的那笔货款，想起了这些年自己没白天没黑夜地干却依然没活出个人样，尤其是想到红嫂离开富顺后一无所有时，根生一下子就愤怒了起来。他觉得富顺太不讲情面了，简直是个良心丧尽了的家伙。常言道“一日夫妻百日恩”。红嫂不管怎么说，也跟着富顺过了四五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结果就这样赤裸裸地被赶走了。“不行，不能这样就算了。”根生仿佛找到了拿走那些钱的理由，他咬了咬腮帮子，回过头往夕阳中的绸缎铺方向看了看，那里一排黑黢黢的店铺被周围的高楼压迫着，如同一头不堪负重的瘦驴。他伸了伸脖子长长地吐出一口气，然后快速地向前方走去。
根生在后半夜潜回店铺，用一把螺丝刀很轻松地就撬开了富顺装有十几万进货款的柜子。他将一匝匝的百元大钞装到随身背着的一个帆布包里，虚掩上店铺的门便逃离了现场。他没有去红嫂那里，而是在苏州河上的一座桥下躲到了天明。桥上的环卫工人最初发现根生时，还以为他是一个遇到什么事想不开的轻生者，他们迅速地报了警，并大声地向根生喊开了话。由于当时风很大，环卫工人又处在逆风的位置，根生根本就听不清楚他们在嚷些什么。他只是看到有越来越多的人云集在桥上和对面的马路边向他指指点点，他完全吓傻了，他浑身冰凉，两只手紧捂着帆布包，露出一副彻底的贼相。当闻讯赶来的警察出现在根生眼前时，他只感到脑子里一阵晕眩，整个身体向后一仰就从二三十米高的桥墩上栽了下去。那些打包里倒出来的纸币被风一吹飘散在半空中，把前来营救的警察和看热闹的人都吓了一大跳。
红嫂是在万般无奈的境况下主动找到正奎的。那时正奎已经搬到宝山开服装厂去了，但在徐家汇设有一家门市，红嫂找到正奎的那个中午，正奎刚陪人喝完酒回来，他躺在自家门市后面的库房里呼呼地打着鼾。正奎被门市的小工叫醒，一眼就看见了在一旁抽泣的红嫂。他很尴尬地向小工挥了挥手，起身去给红嫂倒了一杯水。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啦？有什么事吗？”正奎将水杯递给红嫂，自己又坐回到了窄小的行军床上。
红嫂又抽泣起来，过了一会儿才对正奎说：“根生死了，我实在过不下去了。看在我们过去的情分上，你给安排个事情做吧？”
正奎没有做声。他倒不是不愿帮红嫂，可一想到富顺，他的心里就忌讳，毕竟那场误会给正奎的印象太深了，直到今天富顺和正奎仍然不来往，正奎是不想再蹚这潭浑水了。他抠了抠后脑勺，突然想到了一个折中的办法：
“这样吧，我给你租铺子的钱，再借给你进货的钱，你还是开家杂货铺怎么样？”
“那当然好啦！真是谢谢侬啦！”红嫂的脸笑成了一朵盛开的牡丹。红嫂从七浦路的石库门搬到普陀区康定东路的石库门只花了半天的时间。她的杂货铺大约有十平方米宽，开在沿街有店铺的一面。每天上午，“店家卸下来的门板，一扇一扇依在后门外面。一群娘姨大姐聚集在公共的自来水龙头旁边淘米洗衣裳，把水门汀地下溅得湿漉漉的。”（张爱玲《半生缘》）红嫂住在二楼上，她的隔壁是开出租汽车的房东德民。德民离异多年，已是四十好几的人了，天天早出晚归，没事就趴在床上睡觉。德民有个习惯，爱在睡觉前抽倒床烟，仿佛不抽上几支就睡不着似的。于是，红嫂经常在深更半夜被德民叫醒拿烟，而红嫂的大女儿也就是在为德民拿烟时闹着要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