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从天下万事万物而学之”
今日人们热衷于谈论“国学”，“国学热”方兴未艾。但人们在读经诵典时可能忽略了“国学”的一项极重要的内容——中国的国情。
国情——也就是社会国家的实际状况，是与时俱进的，是日新月异的，这是任何一本书都难以及时反映的。所以，了解国情，就得靠读“无字之书”——深入社会生活实际，进行调查研究。终毛泽东一生，他都在认真“阅读”和研究中国国情这本内容极其复杂丰富的“无字之书”。毛泽东真正“读透”了中国，“摸透”了国情，所以才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的横空出世。
如果说实用理性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征，那么湘学尤甚。湘学“以禹墨为本，周孔为用”，其学风的主要特征是贵“诚”而蔑“浮”，重“实”以明“身”。既寓“道”于“势”，又以“势”求“道”。这种务实求简、济世忧国的湘士学风早可溯及王夫之，他“趋时而更新”，“因时而变法”，其经世之风，对湘籍学士影响极大。
自魏源、曾国藩，至谭嗣同、黄兴等，此种学风长延不衰。这种积久而成绵绵不绝的独特的学术风气、文化氛围，陶冶着生长于潇湘大地的毛泽东并积淀在毛泽东心理深层，使他形成了务实重行的风格。毛泽东反对死读书，做书呆子，认为学习就应注重学以致用。在他看来要参透宇宙人生之真谛，就不能把自己囿于书本中，就不能满足于书本知识。
毛泽东在长沙求学时就认为：
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
主张应效法司马迁等人，不但读有字之书，亦读“无字之书”，不但读“死”书本，还读“活”书本。“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友天下之善士”，“其襟怀乃益广”。并认为“学皆起于实践”，“吾人务须致于现实、吾人须以实践至善为义务”，“以实践具足之生活为义务也”等。正因为如此，所以毛泽东在学生时代就萌发了走出书斋，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去考察、体验民众的生活，了解社会、认识社会，向社会实践学习，以便探索和掌握宇宙、社会和人生之真正本质的强烈愿望。
学生时代的毛泽东读“无字之书”的形式之一就是游学。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回忆说：
有一天我读到一份《民报》，上面刊载两个中国学生旅行全国的故事，他们一直走到西藏边境的打箭炉。这件事给我很大的鼓舞。我想效法他们的榜样，可是我没有钱，所以我想应当先试着在湖南旅行一番。
这样，毛泽东除了常常利用假期和星期天，和同学一起走出校门，体察民情外，规模比较大的一次是在1917年暑假邀请同学肖子升的游学活动。
这是一次他读社会实际这一“无字之书”的重大活动。他们游学考察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个县，行程九百多华里，历时一个多月，沿途对当地的历史、地理、风俗人情，农民及其他阶层人士的生活状况进行了广泛的考察。这次游学，使毛泽东具体感受到农村中极为不平等的社会关系。这可以说是他读“活”书，对社会作实际的调查研究的最初实践。
1918年夏，毛泽东又与蔡和森一起，在洞庭湖边的沅江、浏阳等县农村进行了半个多月的实地考察。在这次考察中，他们不仅帮助农民劳动，写字贴，写信等，还鼓励农民联合起来，同地主豪绅进行斗争，摆脱贫困。同以往“读无字书”一样，这次他们同样经常住庙宿野，以艰苦的生活环境来磨炼自己战胜困难的意志。后来，蔡和森在回忆这次“读无字书”游学的体会时曾说：如今社会，风云突变，确是一部内容丰富的无字之书。我们要打好稳立做事之根基，了解社会就是基本功，这册书要经常读，这功夫要经常练。
毛泽东正是千方百计利用一切机会来练这一“基本功”的。
1918年8月，毛泽东组织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去北京的途中，因铁路被洪水冲断，火车行至河南郾城就暂停行车。毛泽东就利用等车的机会，安排大家分批轮流到车站附近的农村看看，了解北方农村的情况。
毛泽东还多渠道地接触城市工人，了解工人状况。除了深入工厂和工人交朋友外，他还在1917年冬在长沙参与创办了工人夜校，通过夜校，他对工人阶级有了进一步了解。1918年冬天和1919年3月，毛泽东两次到北京近郊长辛店铁路工厂调查研究工人的现状和要求，使他对中国当时机械化程度较高的先进企业的工人状况有了初步的感性认识。
正是通过多次深入社会底层，深入农村、工厂的考察、调查，毛泽东对农民和工人受压迫、受剥削的苦难生活，对他们迫切希望改变现状的愿望要求，都有了真切的感受，对旧中国社会制度的腐朽和黑暗有了深刻的认识，从而使他更加坚定了“改造中国”的决心，也使他进一步深深地体会到，研究学问，必须从社会实际出发，从民众的要求和利益出发，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认识中国、才能成功地改造中国。因此，他在《健学会成立及进行》一文中明确提出，要“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要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
因为有着“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引入实际去研究事实和真理”的思想，毛泽东一方面积极支持和组织蔡和森等新民学会会友赴法、德、日等国勤工俭学，以便对外国的理论和革命经验作调查研究，但是，另一方面，他自己却暂时放弃了出国留学的计划，留在国内打算对中国国情作更加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力图“读透”中国社会这本十分复杂的“活”书、这本“无字之书”。他说：“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国家了解得还不够，把我的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
为了“踏着人生和社会的实际”思考问题，毛泽东发起组织了问题研究会，提出了150多个需要研究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其中有：国家制度、政治上之主义、民族自决问题、社会主义能否实施问题、华工问题、财政问题、劳动问题、实业问题、女子问题，等等。毛泽东还认为研究、解决这些问题当然“须以学理为根据”，“在各种问题研究之先，须为各种主义之研究”，但同时又必须展开调查研究活动。“有须实地调查者，须实地调查之”；“无须实地调查，及一时不能实地调查者，则从书册、杂志、新闻纸三项着手研究”。毛泽东还提出讨论各种学理，应该伴着活事件来讨论。
深入社会和民众，读“无字之书”的调查研究活动，为促使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他后来创立调查研究的科学理论和方法积累了丰富的素材。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毛泽东大约在1920年至1921初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此，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一伟大的认识工具，站在哲学的高度上，深入扎实地读“无字之书”，对中国国情，对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特别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状况展开了广泛的深入的调查研究，写出了许多重要的调查报告和论著。这是他贯彻和践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精神的一个重要手段，也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相结合的必然要求。
在大革命前后，毛泽东主要调查了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社会各阶级的关系。
1921年参加中共“一大”后回到湖南，毛泽东根据“一大”决议，把组织和领导湘区工人运动作为党的中心任务。毛泽东首先对长沙工人的组织状况和思想状况进行了调查研究。1921年9月至1922年冬，毛泽东先后四次到安源路矿调查，了解煤矿的历史，了解工人同资本家矛盾的具体表现，了解工人的劳动、生活和思想状况，发动和指导工人运动。在调查和指导安源工人运动的同时，他又对湖南水口山铅锌矿工人运动进行了调查和指导。
1922年，毛泽东不辞辛劳，常常冒着风雨串街走巷，深入到长沙大大小小的许多建筑和修缮工地，深入到许多工人家中，详细调查了6000多长沙泥木工人的劳动、生活状况和思想要求等，并组织工人进行斗争。
通过这些调研活动，毛泽东对中国工人状况有了深入的了解。
1925年春，毛泽东因病从上海回韶山休养并从事农民问题的专门调研。1926年他在广州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他不但自己向学员作调研，还引导学员们研究各省农村的阶级斗争情况和农运情况，组织他们到广东海丰、韶关等地农村进行社会调查。
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后，毛泽东从广州到上海，担任中央农民运动指导委员会书记，负责领导全国农民运动，期间他对江苏、浙江两省农民运动进行了考察。
针对当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右派对农民运动的攻击和诬蔑，以及党内陈独秀等人对农民运动的指责，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共32天，毛泽东实地考察了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个县的农民运动，行程1400华里，广泛接触群众，得到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成为党内当时唯一全面调查过农民革命真实情况的领导人。在充分详细地占有材料的基础上，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实际材料进行科学分析，从而产生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为中国共产党制定正确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线、策略和政策提供了事实和理论依据。
在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在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建立中央苏区过程中，作了大量的周密系统的社会调查，有军事方面的，有农村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也有城镇商业方面的。这些调查为制定党的土地路线和政策、商业政策，以及红军的战略战术、政治工作方针等提供了事实根据，从而找到了一条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正确的革命道路。
